王水雄*:权利分层:社会分层研究必要的补充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 次 更新时间:2016-01-07 14: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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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雄  
科斯很早就提出了“权利有限”的观点,他说:“在一个个体权利不受限制的系统中,无法获致任何权利。”(Coase,1960:44;参见王水雄,2014:93)诺思也指出:“为使第一个假设(存在使得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相等的激励结构——引者)成立,就势必要求存在完美界定并无成本实施的财产权利(这也就是说,交易成本为零)。这样的条件从未获得过;而时至今日,同过去一切历史时期一样,许多资源都更接近于是公共财产而非排他性的所有”。(North,1981:5-6;参见,王水雄,2015:62)

   在笔者看来,科斯、诺思等人的上述论断在当今社会尤其明显。在黄金、白银等金属货币时代,由于这些贵重金属的开采和提炼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增长相对缓慢,且被认为是世界通用,所以,占有它们——比如将它们藏于别人找不到的地窖之中——意味着拥有相对稳定的财富。但是,在当今信用货币时代,随着纸币化和电子货币化的盛行,加上金融资产已经成为社会成员所“占有”的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天之内个人财富“蒸发”成千上万,乃至上亿的现象并不少见。不仅炒股“亏损”是如此;就算个人没犯任何过错,或什么也没做,仅仅因为政府多发货币以致通货膨胀,或国际汇率变动,而导致个人财富缩水,亦属此列。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的纸化和电子化,也使得利用战争来争夺金银财富的意义大打折扣。虽然局部战争仍然时有发生,世界大战——由于获利有限而成本过巨——却不再那么容易触发。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货币量化、制度安排和遵从契约来分割有关“物”的权利,而不是更倾向于去攫取独占权。显然,如今的货币推进了大量的“物”(包括货币本身)“更接近于是公共财产而非排他性的所有”,在这样的体系中,个体权利(比如一些富豪或公司对股市或银行等机构的操纵权)愈发需要受到限制。

   以上从具体事例、思想观点、理论原则和现实条件的角度都说明:社会分层的考察,已经越来越不能想当然地在占有(以及权利)问题上采取极端、少见的前提预设(比如说“全方位排他的、利用方式不受任何约束的、无限期的占有”),它越来越是需要直面“占有”乃至权利这个维度和问题。

   二、权利分析框架与社会公平原则

   权利作为人们针对某种事或物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科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认为生产要素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物,而是应该被更恰当地理解为“人的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Coase,1960:43-44)。“物的价值”离不开“人的权利”,社会科学重点应该考察的是“人的权利”,而如上文所述“人的权利”是理应受到限制的。这种“权利有限观”不仅有利于将人们的思维从“对物本身的分割”相关的所有权问题的纠缠中解放出来,而且有助于形成用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权利的思维(参见王水雄,2015b,47),进而推进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分析走向更具操作性的正确方向。

   与物(或经济资源)相关的、人的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在后来的一些产权经济学家那里,被引申化为财产权利或者产权。不仅生产要素本质上是权利(注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要素”对社会分层而言意义重大),市场中人们所交换的,也应该相应地被更恰当地理解为是特定的一束权利(比如诺思便是这样认为的;参见王水雄,2015a:62),而不简单地是实物本身。法律权利和经济权利的界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被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广泛强调,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的制度学派等制度主义的理论因此成为显学。

   如前文第一节所述,“人的权利”可以根据人的需要从生存权利、发展权利、荣誉权利三个维度来划分,也可根据权利属性从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生态文明权利五个维度来划分。当然,更重要、更基础的是,它还可以从规范性和实践性两个维度来划分。按照后一种划分方法,权利说是一种规范性(对应于法律等制度规定)和实践性(对应于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权利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律、政府规章、习俗等形式上的、或明或暗地规定了的名义性权利;一种是经济社会生活中实践着的实质性权利。法律等规范性权利,受到法律等明文规定和社会认知的影响;而实践性权利,则直接受到人们实践行为及其能力的影响。规范性权利,会通过影响人们的预期和博弈行为,影响到人们的实践性权利。不过,这两者虽然有非常多紧密的联系,却并不是一回事。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明文规定,往往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变通行为来绕开,因此也就会扭曲明文规定的规范性权利的行使。从规范性权利到实践性权利的转变过程,涉及更为细致、更具动态性的研究,这一点有待在将来的工作中展开。就目前本文所强调的权利分层而言,主要着眼于相对静态的考察也就够了。这种考察会涉及法律等规范性权利安排,但主要还是围绕实践性权利展开。

   此外,还需要注意有关权利分析的另一个维度划分方法:划分成个体层面的权利和个体间关系层面的权利结构两个维度(王水雄,2015b)。这个划分法结合上文有关规范性权利和实践性权利的划分法,可以形成如下所示的二维表格。

表1,权利的一个分析框架图

  

在表1中,A可以概括为“个体层面的规范性权利”,涉及的是法律、习俗、社会文化等对个体层面权利的规定,它会影响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B可以概括为“个体间关系层面的规范性权利结构”,指的是,针对个体间权利进行划定,包括,行为者对规范的争取、法院判决、习俗约定、舆论影响、第三方仲裁等等;它具有“初始法定权利”结构状况的意义,会影响人们交易、合作、协调和对一般性博弈活动的预期。C可以概括为“个体层面的实践性权利”,它不仅受A和B的影响,而且会遭到其他各种各样的自然和一般性社会约束的限制;比如一个人在规范性上享有游行示威的权利,却因为经费有限,路途遥远,不一定能够(或有必要)将其予以实施。D可以概括为“个体间关系层面的实践性权利结构”,它不仅受A、B、C的影响,而且还包括不同行为者之间基于A、B、C的权利状况,作不同形式的互动——这些互动形式包括竞争、合作、冲突、妥协、协调等等——所形成的结果。D往往最终沉淀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及权利结构(它可能进一步结构化或制度化而成为B),其中包含着特别值得分析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权利分层问题。

   即使在规范上,个体的权利是平等的——比如说一些国家的宪法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践性层面,权利在一定数量行动者身上的分布却并不是完全均等的。比如,一个知识丰富的人可以用电脑来做许多事——他在实践性层面,基于电脑享有了较多的、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而一个文盲在电脑上所能完成的任务就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实际能享有的权利有限。又比如,同样是一个亿的现金,并且同样是在他们各自的家中,政府官员(如魏鹏远等)对其拥有的法律权利(规范性权利)和经济权利(实践性权利)就与一个合法商人大不一样。政府官员在反腐风暴背景下,害怕被查出贪污或“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线索,往往对这一资金不敢(或难于)轻易动用,合法商人则大可将其用于各种各样的投资。

   同一物,在不同的人手里可能发挥其不同的、作为生产要素的相关权利,并导致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权利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如果安排不当,可能导致经济效率和社会平等的双重损失。权利在制度里、实践中存在的不平等不断地结构化,带来的与权利相对应的一对重要概念是:权力与自由。那些资源和权利都比较多的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能获得支配其他资源和权利比较少的行动者的行为的能力,这种具有一定相互作用性的能力可以视为是一种权力。与之相对,就有了所谓“自由”的问题,即行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或可行能力。权力与自由如何平衡,导向了A、B、C、D四个层次上权利安排(通常包含一系列的制度约束)的社会公平原则问题。

   避免上述经济和社会的效率与公平的损失,协调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深入地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1)对权利安排和结构的分析;(2)对不平等和社会公平原则的反思。第一点,前文已有所表述;下面是对第二点的纲要性探讨。

   提到社会公平,不免会将其区分成: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相应地会提出不同的公平原则。而本文表1对权利的分析框架表明至少有A、B、C、D四种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原则。如果不平等现象是基于表1中的A(即“个体层面的规范性权利”的不平等)权利安排而产生的,则这样的不平等是最应该予以避免的,而且也可以通过更改法律、习俗之规定(很大程度与带有规范性的立法问题相对应)来改变之。相应地,与这样的不平等相抗争的自由,对于促进社会公平而言,就显得弥足珍贵,是应被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不平等也可能是在B(即“个体间关系层面的规范性权利结构”)的建构过程中,经由诸如“行为者对规范的争取”、“法院判决”或“第三方仲裁”所形成的;对于这样的不平等,应该注意对“司法”相关权力运行实施良好的监督,以保证社会公平;在此基础之上,面对公正程序所形成的“裁判”(即使有所偏向),相应的抗争自由也需要有所约束,除非它所针对的是相关司法权力运行程序的违法或权力的滥用。同样的态度和逻辑也适用于C类不平等;这里所形成不平等如果不是依赖于外在的权力(部分地它与带有实践性、操作性的行政权相对应),而是依赖于行为者个体的资源禀赋,也需要受到尊重和认可(当然,对于具备资源优势的个体而言,也需要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避免权利滥用,懂得“慎独”);相应的抗争自由同样需要有所约束——除非相关权力运行存在违规、违法的嫌疑。至于D类不平等,在A、B、C类社会公正原则获得保障的前提条件下,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尊重和认可,但仍然有很多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下一节将就此而展开)。

   总之,除非是极端状态——比如全面战争状态,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受约束的权利,也不存在不受约束的权力和自由。人们在表1所示A、B、C、D四类权利中的“不平等”以及权力与自由问题,应该予以分别对待。

   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甚至是政府本身都极有可能成为四类权利的不平等结构的建构者。拥抱某种力量而排斥其他力量当然是不对的,简单地排斥所有这些力量则是更不正确的对待问题的方法。正确的做法是:以A类权利的彻底平等为核心导向,根据具体的情况,适时地在某些领域用一种力量来“边际替代”另一种力量,恰当地尊重必要和必然的B、C、D类权利“不平等”现象,以有利于总体的社会“平等”;进而推进创新,形成更好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主体层次及权利属性维度间关系

   在表1的四类权利中,以D类权利分层问题最具现实性,也最需要进一步在现实社会中加以详细分析,以便对社会及其个体的权利分层状况进行定位,并对相关的社会公平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下文的考察将主要围绕D类权利问题展开,适当地参考A、B、C类权利问题。

权利分层分析强调对社会总体的结构性质从微观到宏观历时性地进行系统把握,而不是针对抽样所获得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权利分层分析涉及多个不同的主体层次。原因是:其一,社会行动者或行为主体本身(至少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是分层次的,它们包括个人、组织、社会团体甚至国家等;其二,行动者所处的作为外部资源环境的系统也相应地具有层次性;其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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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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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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