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江昭:日本如何对抗它曾参与建立和维护的国际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16-01-06 10: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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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江昭  
这会影响中东铁路和苏联国民的安全。不过,“满洲事变”后最初的数周里,苏联政府对东京不扩大敌对行动的保证感到满意。

   所以,当时有可能将“满洲事变”控制在中日两军的小规模战斗上,避免外部大国卷入。就此而言,日本军部密谋者们的时机选择正确。文官们和外国政府都愿把事情看成可在现行条约体系中处理。它们可以容忍军事行动,视之为诚然不幸但还可理解的反常行为,通过澄清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和中国在其东北地区的义务的性质,这种行为甚至可以加强华盛顿体系。

   然而,10月的事态发展很快证明,这些期望都错了。国联和西方列强未能更积极地响应中国的求援,使关东军气焰更盛,他们断定,再接再厉,将中国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时候到了。不满足于仅仅保护日本的条约权利,军部决定扩大行动范围,将整个中国东北甚至内蒙古化为战区,以建立自己的控制,驱逐中国军队。为达此目的,数架日本飞机10月8日从沈阳起飞,轰炸了中国东北地区西南角的锦州。此后,战事一发不可收拾;轰炸锦州后,军事行动在中国东北全境展开,摆明要把东北三省从中国分离出去。

   就在这时,国联和列强终于援引1928年公约,谴责日本违背了公约精神。10月14日,国联理事会继续开会时,气氛已发生很大变化。现在,中国显然是非法行为的受害者,同样也是国际法律和秩序的拥护者,而日本则被放在了不得不为军事侵略行为辩护的被告席上。美国派总领事普兰迪斯•吉尔伯特(Prentis Gilbert)参加理事会会议,头一次积极参与进来。此举象征着美国支持国联,认同其代表的原则,也即明确参加中国的新诉案。会议做出了一项理事会决议,要求日军回到9月18日前的位置,只有日本表示反对。这项在10月底表决的决议,显然标志着日本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日本的国际地位跌落得如此迅速,真令人吃惊。还在11月初的时候,华盛顿的高官们就已在考虑制裁。虽然没有最终结果,但总统赫伯特•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国防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等人甚至考虑制裁日本一事表明,在他们眼里,后者显然是在颠覆战后的国际事务体系。正如史汀生对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所言,日本同时冒犯了九国公约和巴黎条约,这个立场,美国在整个30年代都将坚持。由于这两个条约象征了20年代的国际合作机制,认为日本背离了这个机制,可是件严重的事情。

   史汀生仍然希望东京的文官领导班子能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并最终管束住军人。他感觉,日本承受的国际压力,应能制止它进一步破坏体系。因此,当日本政府建议成立派往中国东北的国联调查委员会时,他感到鼓舞。这个提案似乎表明,日本对世界舆论及留在国联体系中的利害是敏感的。美国鼓动中国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国联在12月初决定派遣调查委员会去查明战争的起因,并提出解决方案。日本和中国都赞成这样处理,从而使国联理事会自9月以来首次取得全体一致。调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爵士率领,并由来自其他四个国家(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组成。此次一致显示了对国联的支持,但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一致。日本人盼着委员会调查中国人对条约权利的侵犯,而中国人则希望它痛责日本人的行为。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有望带来列强迫切想要的妥协,以维护国际秩序。

   可事与愿违。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不过数日,若槻内阁倒台,犬养毅成为首相。币原离开了外相的位子,直到二战后才复任公职。有意思的是,在其任期将近结束时,币原才开始意识到恢复中国东北的原状是办不到的。国内的各种力量正在为关东军的行为喝彩,惩罚后者只会令前者头脑更热,酿成严重危机。正如他在11月告诉驻外的日本使节的,“对激进的民意实行不必要的弹压,会给极端分子可乘之机,在国内导致反华情绪的爆发,造成危险的局面”。意识到这一点,币原试图说服列强至少接受在中国东北的一些既成事实,以挽救国内的平稳。然而,即使是这种努力,也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满洲”——陆军正为此忙碌——远远超出了可接受的限度。

   将中国的东北三省分离出去,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独立实体,是关东军的激进分子、在中国东北的日本民族主义团体和他们的国内支持者长期鼓吹的目标。1931年之前,这个运动被成功遏制,可一旦关东军诉诸武力却免受责罚,则得寸进尺,在中国东北建立亲日政权就在所难免了。按照密谋者们尤其是石原的设想,“满洲”将成为自给自足、稳定繁荣的避难所,远离民族利己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某些人来说,它甚至将成为所有人——至少所有生息于中的人——共同劳作、安享和平之地。这里的潜台词是,日本要进行自我扩张,赋予稳定新的内涵。

   毫无疑问,在1919年之后的国际主义背景下,这个新含义会造成相当大的动荡。自给的目标,可能暗示着想在亚太地区建立自足的帝国,使之与世界其他地区更加隔绝。长远来看,追求自给自足对国际体系构成的挑战,不亚于在中国东北使用武力,但在这点上,日本人所为并非孤例。其他国家为保护国内市场和提升竞争优势而采取的单方措施,也在损害经济国际主义机制。经济自主(economic autonomy)同样在实施。例如,就在那时,德国和奥地利正试图建立关税同盟,而英国在关税问题上正继续推行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s)英国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相互给予贸易优惠的制度,对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征低税或免税,对其他国家的则收取高额关税。——译者注。当时,日本行为的独异之处,是其军事单边主义包藏经济割据的野心,好将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有效分离开来。

   尽管如此,有趣的是,日本政府始终拒绝直言不讳地谴责华盛顿会议体系。虽然侵略中国东北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如此明显,但东京仍然宣称遵守九国公约。1932年1月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当时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不欲承认”日本“可能以违反巴黎公约条约义务的手段”强加于中国并有损中国主权和门户开放原则的任何条约或协定。声明发给了九国公约的所有签约国,表示美国给日本冠上违犯者之名,是想尽己之责维护华盛顿体系。然而,日本政府的回应是否认曾有任何背约之举。日本仍然遵守门户开放及华盛顿协定的其他原则。可是,日本坚持认为,较之1921年和1922年,中国如今甚至更加分裂和动荡,所以为践履条约规定起见,日本不得不将此环境变化考虑在内。换言之,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影响日本遵循既有的国际事务体系。

   中国当然怒斥这一主张,其外交部发言人语带讥讽地指出,分裂动荡的不是别国,而正是日本;其政府已完全无力节制军人。Ibid., p.14.开始时,九国公约的17其他签约国还是不愿像美国那样做到谴责日本的地步。英国只是对日本宣称遵守条约表示满意,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随声附和。它们还没准备好联合对抗日本,其政府正忙于更切身紧急的事情,遂选择接受日本的辩词,即亚洲国际事务的基本体制毫发无损。

   1932年1月底至2月初,日中两军在上海进行小规模战斗时,列强认为形势变得更加危急。在这场所谓的“上海事变”中,较量双方一是在中国沿海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军人,渴望着在中国东北得手后采取更多行动;一是中国的政治家、学生和激进分子,正从事有组织的运动反对日本侵略,所以,事变是“满洲危机”的延续。不过,日本这次对国际舆论更加敏感,注意和列强尤其是美英法协商,以确保它们在上海的国民受到保护。列强则极欲彼此保持联系,好让事变快快结束。不出所料,中国向国联提起申述。日本驻国联首席代表佐藤尚武辩称,中国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所以日本是在努力恢复那里的法律和秩序,以便列强安享权利。但其他国家的代表不以为然,佐藤感到,日本“在世界舆论中彻底孤立了”。

   这是日本自食其果,“满洲国”新政府在3月1日成立时,这个后果变得更具破坏力。“满洲国”是关东军策动的产物,在世人面前却被说成是当地人民自决权的体现。东京盘算,利用这种手段,即使是对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进行如此恶劣的侵犯,也能变得和华盛顿条约相容了。但当日本官员拒绝将“满洲国”的地位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与磋商,反而在9月15日单方面承认新傀儡政权时,他们自己就背叛了条约的精神。做出这个要命的决定,是在李顿委员会返回日内瓦并向国联提交报告的一周前。报告指责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不义的,但也要求中国尊重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权利。除了日本,国联理事会的其他成员都认可了报告建议。

   这时,日本政治进入了新阶段。犬养首相在1932年5月15日被一群军官恐怖分子刺杀一事,导致了日本政党政府的垮台。此前,已有两位和20年代经济国际主义关系密切的财界头面人物遇害。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的目的,18是建立和新外交政策相称的国内秩序,其中,日本控制中国东北是新政策的核心。在这种环境下,毫不奇怪,日本政府对试图保持西方列强的善意显然不甚在乎。不过,东京没有选择公开否认现有条约。它还是坚持认为,“满洲国”的独立和日本对它的承认不违背九国公约,因为日本不过是在行使自卫权,以在一个没有责任政府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利益,并积极响应当地人民自决运动的诉求。以此为由,日本希望得到华盛顿列强的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话。

   国联投票一致通过李顿委员会的报告,使日本的期望落了空。对日本的一连串单方行动感到恼火,到1932年秋,西方列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仅是美国一直在重申不承认原则,英法等国对日本也越来越不满,更有意愿斥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因此,它们赞成李顿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是在意料之中,而这说明日本受到了排斥。很明显,日本所谓从未违反条约的保证已无人当真,于是,日本选择退出国联。尽管发生了在中国东北和上海的事端,但日本依然拥护战后的国际事务体系,这一谎言已不复管用;没有国家会接受这种解释,现在已到了直面这一点的时候。继续待在国联意味着放弃“独立”的“满洲”,东京的领导层认为,为了后一目标而放弃前者是值得的。

   然而,这并不表明世界上正形成一个支持中国抗日斗争的反日同盟。这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们的目标。的确,国民政府向国联和世界舆论求助的政策,正面临国内的强烈反对。民族主义团体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并动员全国发起抵制日货等运动。为其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下野,从1931年12月到1932年1月暂时离任。共产党则高举激进民族主义大旗,于1932年4月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对日宣战。这是对蒋介石重新掌权的挑战,他调集了50万大军企图围剿共产党。同时,他希望列强制止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肆意侵犯。有意思的是,到1932年,“华盛顿会议精神”已成为中国人敦促列强履行职责惩罚日本的手段。正如国民党的一份公告在3月指出,中国正在为条约必须遵守之原则而战,否则世界将失去和平。4月,心忧时艰的中国公民在一次集会上发表声明,称华盛顿会议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和平,但和平正再度受到威胁,这场危机有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为今之计,唯有联合“坚守正义,平等待我”之国家。

   尽管有如许希望,但列强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批评日本,对李顿委员会的提议表示赞同而已。华盛顿和伦敦都满足于这些行动,某种程度上指望日本人终能悔悟前非,知错改过。同时,美英都无意动用对日制裁来帮助中国。1932年是美国政治的转折年,公众都在关注胡佛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选战。在对日政策上,二者并无分歧。实际上,在选举期间,他们几乎没提亚洲危机。对他们及其支持者而言,更为紧迫的,是采取措施恢复国内经济,至于外交事务,则是欧洲的债务和裁军问题。彼时,欧洲列强正在召开裁军会议,想看看能否保持住稳定英法德关系的洛迦诺机制。欧洲要维持现状,大大仰赖于美国点头施以援手,所以必须圆满解决债务和赔款问题。随着德国反对党甚至德国政府都要求修改规定了德国的赔款数额并限制了德国军备的凡尔赛条约,洛迦诺机制越发前途难卜。它尚未崩坏,人们也没有战后和平安排的整个体系陷于危险的强烈感触。但是,对西方列强为维护体系而充分合作,人们已失去信心。在此形势下,它们难以就采取集体行动、加强国联惩罚日本的力度达成一致。

   身处国联和华盛顿条约体系之外的苏联,也不会独力阻止日本。莫斯科没有阻挠中国共产党——或日本共产党——发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共产国际1932年5月的纲领,将“满洲事变”定性为日本对20中国的侵略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增加了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但这个纲领的重点不是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同盟,而是促成日本的内部变迁,引发将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并消灭反动天皇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的领导者们显然判断,西方不可能结成这样的同盟,还很可能担忧后者甚至会默许日本征服中国东北,以之为削弱苏联的有利举措。在断定苏联无法单枪匹马对付日本后,他们选择着力避祸。具体说来,苏联政府允许日本使用中东铁路,还透露了将铁路卖给日本的意思。苏联政府甚至暗示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次,它表示随时准备和“满洲国”订立相似的协定,这当然意味着承认傀儡政府)。因此,当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回避双边交涉时,苏联却愿意尝试,至少作为权宜之计,以免促发危机,使帝国主义者有机可乘。

   以这样或类似的方式,日本的单方面侵略逃脱了处罚,除了受到国联的责难,没有招致各国的联合反对。正如中国的代言人频频哀叹的,日本人选对了时机,在西方国家因经济危机陷入混乱,而中国自身又罹遭内乱天灾的当口发难。不过,日本的行径给别国政府留下的印象,是对华盛顿体系的首次公然藐视,这个反应决定了它们将如何应对亚太地区随后的事态变化。然而,一战后建立的国际事务体系在多大程度上瓦解了,或“满洲事变”能否以某种方式纳入其中,从而只构成微小而非重大的侵犯,这一切在1932年还很不明朗。很多事情还要看日本人接下来的一系列决策,以及列强对之如何理解。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管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日本和列强还将在何种程度上在该地区合作。倘若它们继续合作,中国人和苏联人定会大惑不解——他们对终将爆发世界大战言之凿凿。否则,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

  

  

撰文:入江昭

   翻译: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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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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