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丑陋的老三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28 次 更新时间:2016-01-01 2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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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  
让三届,上千万适龄和超龄儿童同时进入小学校园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滞留在小学的三届高年级学生要同时离开校园。理由很简单:小学的校园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学。而“老三届”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当69届,70届和71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向潮水般地涌进中学校门的时候,“老三届”的学生却不能按照上述模式处理,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象势在必行。既然是这样,“老三届”便处在一个下端挤压,上端封盖的尴尬境地。他们就象多余的环节注定要从社会的链条中被摘除去了。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如何处置“老三届”呢?让他们在城里就业上班吗?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都处在开工不足和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毕业生。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城市。

   当“老三届”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时候,他们是义无返顾、责无旁贷的。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没有嘉奖他们的无私,而是冷漠地嘲讽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知甚至使他们无从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与以往的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不同:右派们在运动后期被赶向农村的时候,头上都带着刻有A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届”被送往农村的时候却身披“知识青年”的圣袍如同皇帝的新装。当他们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坚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丑陋的“自觉者”

   “老三届”不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自觉地涌现出来,想党之所想,急领袖之所急。只用“哗众取宠”四个字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尽然。这是教育的结果。说得玄乎一点,这也可以算作是政治上的心灵感应吧。用正统语言来描述,这是有党性的表现。

   1966年6月初,“文革”热浪已经波及到了平静的中学校园。“老三届”被滚烫的政治气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意识。6月13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因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订新的招生办法。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的同时转发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学以班集体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7】,她们在信中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已经迫近的高考。她们将高考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相提并论,高呼要砸烂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致毛主席的信和写给全北京市师生的倡议书也同时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他们用更狂热的语言表达了“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愿望,并发誓:“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言行。上海61中高三(三)班的同学贴出大字报,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团支部致信团中央,他们都在控诉旧升学制度的罪恶,都要求取缔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取消高考,中断国民教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国家出面直接倡导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数高中生由于头脑发昏表达出的非理性的愿望强加在几十万“老高三”毕业生的头上。本文作者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当年写信的同学,他们也负不起误人子弟,危害国家的责任。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一些信出现,“老三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临的。应该反省的是:“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被剥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性时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虽然个别人有一些反应,也不过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经的抽搐而已。这是社会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老三届”身上结出的,必须由“老三届”自己来吞咽的恶果。

   教育停止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混混噩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于革命和造反,废寝忘食地忙碌着。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龄已过20岁的“老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走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极少数“冷静者”在那昏热的年代,凭借青年人不应有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曲线迁升的道路。

   1967年的秋天,中学的“文革”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三届”的去留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北京的“老三届”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8】不知是因为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还是想寻找新的兴奋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誓师,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这“十男十女”颇具浪漫主义的举动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4)班的那封信一样,引起国家的高层的注意,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一时风头出劲出尽。他们的举动为高层处置“老三届”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年以后,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终于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令。与那先知先觉的“十男十女”自愿去草原的情况不同,“上山下乡”从此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

   当年火车站送别的歌声、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卷铺盖卷返城的一伙人。当年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已成为他们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坚决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扎根农村边疆!”的誓言象一声响亮的臭屁,放过之后就无声无味了。和许多“模范知青”(比如蔡立坚)相比,他们的誓言要廉价的多。70年代末期,“老三届”的返城大潮逆不可转,历经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潮了。却有近百名有全国影响的“知青”联名发出了“坚决扎根农村六十年”的最后一声狂吠,理念之迷乱,时务之不识,冥顽之不化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发誓很随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随便。谁也不会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报应。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这种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块阴暗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烂下去了。

  

   丑陋的实践

   1965年9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说,从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全国有一百万知识青年落户农村。十年以后,1975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标题,向世人宣布:自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以来,七年的时间里已有“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文革”前后,全国平均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从十万激增到一百七十万。在造成这种大规模地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事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解放以后无节制地被生育出来的人即“老三届”及其弟妹进入了被迫就业的年龄段。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5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兴起在60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乡”政策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老一代的“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向社会作出过强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老三届”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尤其是国家制定的铁打的“上山下乡”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教训和全部争取人权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中,“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而这种不安定首先来自“知识青年”的内心。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连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虚伪是“老三届”群体品格中最显著的品德之一,由此可见。正象“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届”背上粪桶去掏粪,恶心的回家后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是却在入党,入团申请书上大谈特谈自己的心灵是怎样被屎尿之液洗净了一样。

   虽然“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广大的农民极其子弟相差无几,可是,一种因为自己是来自城市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农民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的子弟在农民面前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三十年后“老三届”撰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也承认得到过来自农民的厚爱。“老三届”和更老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朴实与忠厚以及对乡亲对土地的那种梦牵魂绕的乡情。异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无法升华又不甘沉落。春天,他们虽然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播种,秋天,却不能在和农民一道收获时同时收获喜悦。秋天是他们返回城市的季节。他们将在无聊和空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脚印留在城市阴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怜悯的目光中。当春天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好又无奈地回到农村。年复一年,他们象“边缘人”一样游荡在城市和乡间。那种心不守舍,身魂两地的精神状态曾经那么痛苦地折磨过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那种感觉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许多“老三届”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这种落魄的感觉没有被记录下来。

   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动是和“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着的。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如果有人愿意考证一下“走后门”【9】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利对于看似平等的“知青”大军的瓦解作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自发和自觉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农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每逢升学,农转工,调干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女的不惜出卖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挟。他们希望离开农村和农场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贫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层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青春。邓贤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10】向人们再现了中国知青族被欺骗、被强奸、被虐待的生活场景,还原了一个绝望、混噩、丑陋的群体形象。而在更多的“知青”回忆录中,这丑陋的一切被掩饰的无影无踪。这种少数人的掩饰比起大多数人的沉默要可恶的多!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把历史悲剧幻化为正剧;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历史的真相化为一场人生的悲剧,这是必须正视的。

发生在1973年的“张铁生事件”【11】已逐渐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几乎每一本“老三届”编写的以歌颂“上山下乡”运动为主题思想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指责张铁生的文字,内容也如出一辙,说,要不是张铁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学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应该为张铁生说句公道话:他何罪之有?为什么不去谴责无理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决策者,而要嘲笑张铁生是“白卷先生”?为什么不去控诉将整整一代应该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驱赶到农村边疆的作法,而要指责张铁生是一个“大学迷”?张铁生是“老初三”的学生,他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搞了两年“革命”就去农村劳动,一干就是五年,文化考试考成那个德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6分,数学61分,语文38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1973年对67届、68届、69届和70届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同试,多数人还考不到张铁生这个水平,“白卷”大军不会少于一千万!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是,当他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一代人进行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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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河》199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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