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筠:中国面临的气候危机与气候正义的缺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 次 更新时间:2015-12-25 16: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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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佳筠  
他们声称,全球气温升高的原因,主要或者全部是出于自然循环,而这并不那么危险,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中产阶级很高兴读到他们喜欢听的东西,相反,他们并不怎么喜欢他们需要知道的现实。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城市精英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充耳不闻,对他们来说,这顶多意味着某种不方便,甚至不过是阴谋论而已。

   一旦人们意识到已经有多少中国人遭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一压倒性的精英集团所抱的忽略态度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青藏高原的大量牧民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生计,成为完全依赖政府救济的生态移民。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成千上万的人们正被干旱和入侵的沙漠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在经历着更多极端天气状况以及更为不稳定的降雨状况,这一切都严重伤害了农业生产。不幸的是,许多农牧民并不懂得将他们的当地问题同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大问题联系起来,更别提在公共媒体上发表他们的看法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看成环保运动的可能对象。迄今,大部分非政府环保组织,尤其是那些总部设在北京的组织,都将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精英阶层身上,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观念。如果他们能够跳出中产阶级舒适的小圈子,和正在承受环境变化之灾难性后果的真实草根阶层有更多的互动,他们无疑会加深对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的理解,并得到更多来自底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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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变暖只是全球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因此,必须在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这一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大力强调技术改进和提高能源效率,在主流叙述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给了人们信心:足够多的技术改进能够解决环境危机。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意识形态出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这是一种乐观的、改良导向的环保理论。这一理论将信心置于现代化和技术革新之上,也就是说,通过提高能源和资源效率方面的技术,既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同时也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部双赢的变奏曲。

   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就可以期待,发达国家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不幸的是,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很明显,美国并没有遵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在2006年发布了一项“我们生活的星球”的报告,根据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人们可以作如下的推算,假如中国人民以美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所需要的星球就不止这一个。如果所有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我们恐怕得需要5个这样的星球。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人类的“生态足迹”(指为了维持某一地区人口的现有生活水平,所需要的一定面积的可生产土地和水域)已经超越了地球的生物承载力,到2003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25%。我们已经在透支不可再生的资源。像美国这样技术先进的国家正是过度消耗资源的典范。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国家范围内确实维持着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他们的生态足迹要小于他们的生物承载力。不过,一大原因在于他们的低人口密度以及很高的人均生物承载力。这些国家的人均生物承载力在5.8地球公顷(指全球具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等于一公顷土地)和7.6地球公顷之间,远远高于全球平均的1.8地球公顷,更远远高于中国人均的0.9 地球公顷。如果我们都达到瑞典的消费水平,则我们还需要三个这样的星球。因此,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复制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很高的人口密度。尤其是中国,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所以中国的环境压力极大。就全球范围来讲,有专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最低标准是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8以上,同时人均生态足迹在1.8地球公顷以下。目前唯一达到该标准的国家是古巴。

   在2008年的波茨坦谈判上,中国代表指出,发展本身就是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巨大贡献。因此,应当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权利。但是,关于发展问题的这种主流讨论遗漏了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哪种类型的发展?

   仍以汽车为例。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中,中国已经抛弃了它以往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和自行车的关注,转而鼓励私家车导向的生活风格。古巴在1990年代从中国进口了数百万辆自行车和数条自行车生产线,这部分是为了对因前苏联解体而造成的能源危机作出反应。但中国在此一时期,却从西方进口了数百万辆汽车和多条汽车生产线。2004年,中国成为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私家车拥有者的数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长。

   中国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气体排放也日益增加,除此之外,私家车消费的大规模爆炸也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受害最深的还是穷人。公共汽车由于交通堵塞而变得越来越慢。北京公交车在1980年代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6公里;在1990年代,这个数字减小到8公里。今天则进一步减小到4公里,差不多是在爬行。即使我们一夜之间拥有魔幻般的技术,使所有汽车变得无限节能,也就是说,零燃油、零排放,也仍然存在另外的制约:围绕汽车而建立起来的城市交通网基础建设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建设摊大饼已经吃掉了如此多的可耕地,这足以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同时,北京人均单向通勤时间已经高达97分钟,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现代化生活?技术改良,比如节能和减少单车排放,确实是重要的,不过人们还是有必要去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想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想拥有怎样的城市和乡村?我们想要怎样的交通系统和能源系统?毕竟,最最高效的小汽车,其能效还是远远低于自行车。

   危机一词在中文中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遇。正在进行时的经济危机,尽管糟糕如斯,却也能够提供给中国机会,重新来审视出口导向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增长战略。迄今,来自中国政府的信号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应当抓住油价降低的机会实施燃油税规划,这将有助于遏制燃油消费,并在长期内鼓励向清洁能源的转移。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在鼓励消费者购买汽车,以便刺激经济。如此的混乱是可以预期的。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市场导向改革的提倡者和实施者们都抱持着某种没有明言的信念,认为最终的目的是复制美国体制。如今,面临这场源自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中心的暴风雨,许多人开始在痛苦的挣扎中尝试去理解、去应对。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已经如此深长地浸润于“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的文化氛围当中。然而,当前持续着的经济危机,难道不正是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理由去质疑这种文化吗?我们处身多重危机当中,这是因为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在这个全世界都处在环境危机、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关口,我们迫切地需要问一问:我们希望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哪种类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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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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