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林:“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

——日本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 次 更新时间:2015-12-21 15: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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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林  

   【内容提要】 社会学发展至今尚不是一门业已成熟的学科,一些流派和思潮仍没有完全摆脱“某种幻象支配”,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往往偏离生活本真。因此在今天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从实践对理论的需要出发,不是在枝节上而是在总体上返璞归真地建立起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范式。在这方面费孝通晚年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阀限,提出了建立“生活论”的研究范式的理论思路。此外,日本社会学“生活结构论”的创立,特别是广田康生在对移民社会的考察中,从生活逻辑出发,通过对生活者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如何结成“个人关系网络”进而在同正式制度的勾连中如何组建起属于“自己的社会”的实证研究,也为“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启示。综合费孝通和广田康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基础理论、方法论、概念体系以及可操作的研究方法等层面建立起“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整体分析框架。

   【关 键 词】社会学研究/费孝通/广田康生/“生活论”研究范式

  

  

社会学真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如果从孔德提出社会学名词算起到今天,在其发展的历程中积累了大量解释社会的知识,它的每个发展时期的“历史一直就是不断揭示出我们先前没有意识到的偏见之源,从而逐步使我们自身的思想精密化的过程”(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10)。但迄今为止,社会学还远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正如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2014)在《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评述》中所说,社会学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仍没有完全摆脱“某种幻象支配”,并以此“构造社会现实”。这种“幻象”往往同它的出身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打上了本质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胎记”有关。“幻象”之源在于理论偏离了生活本真,我们尚未有完全找到破解社会之谜的钥匙。但“社会学的历史是一个各种世界观发展的过程,每一步的向前拓展都在于它提出了一些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消除了以前的一些困惑,或者融进了一些以前未被观察到的事实”(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7),社会学就是在不断消除以往的困惑中发展的。而在今天要推动社会学的发展,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关照中首先需要的是落地思考,具有现实主义情怀,不是在枝节上而是在总体上返璞归真地建立一种更具解释力、更贴近生活本真的研究范式。

   在这方面,费孝通晚年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阈限,建立起了“生活论”的社会解释框架,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此本文作者已有论述(王雅林,2012)。另外,从国际社会学的视野看,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社会学提出的“生活结构论”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应用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本文将简要综述一下日本社会学关于生活理论研究的状况,并重点评述广田康生的《移民和城市》这部专著在运用生活理论所做的应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最后笔者将重点就社会学的“生活论”研究范式的建构问题提出整体设想。

   一、日本社会学的生活理论研究

   日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谱系是注重对生活问题的研究。这同日本在亚洲国家中较早实现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生活社会化进程的社会背景有关,也同日本社会学研究形成了重视解决生活领域问题的学术传统有关。日本学者饭田哲也曾这样概括日本社会学关于生活研究产生的社会背景:“开始于1955年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带来了生活水平的飞跃性提高,虽说还存在着一小部分贫困层,但可以说经济方面的富裕生活达到了一般化。然而,另一方面,关于经济以外的生活领域又如何呢?具体地说,培育着营造什么样的生活的人,建立着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又产生着什么样的生活问题或者处于什么样的产生问题的状况之中呢?经济的确是人的生活的重要条件,在将经济性条件纳入视野的同时,着眼于经济以外的生活领域”,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坂田哲也,1998:69-84)。他还说,日本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实现了社会化,过上了“富裕且方便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的生活时空被挤压、目的和手段颠倒和人的生活主体性衰退的情况,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活理论构成了“新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方向”,并在社会现实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生活研究的理论框架(柯林斯、马科夫斯基,2014:69-72)这一理论框架包括生活结构、生活方式、生活过程、生活水准、生活时间、生活空间、生活关系、生活文化、生活意识、生活福利和生活问题等等,从而形成了以“作为整体的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风格。在日本社会学关于生活的研究中构成重要理论特色的是“生活结构论”的提出及其研究范式的形成。

   生活结构论研究的雏形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出现了,并主要体现在城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日本城市社会学中生活结构论的提出借鉴了西方社会学中关于共同体理论、社区理论以及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受到了沃思关于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思想的启发,并且是在延续密切关注民众生活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确立了以“研究正常人口的正常生活”为基本课题的学科特色。①

   作为社会学一般理论的“生活结构论”在日本有多个谱系,如有侧重做家计和生活时间分析的研究谱系、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谱系、循环图式研究谱系以及城市社会学研究谱系等等,并经历了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

   “生活结构”理论最早是二战后由龟山京围绕生活问题研究劳动、闲暇中的能源消费与补给问题时提出的,他确定了“消费<补给”、“消费=补给”和“消费>补给”三种形态,主张只有重视第三种形态及其文化性才能获得生活的发展。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城市社会学的“三巨头”创始者奥井復太郎、磯村英一和铃木荣太郎进一步建立了生活理论研究框架,并奠定了“生活结构论”的基础。奥井復太郎以生活论为视角考察了城市社会,完成了《都市的精神——生活论的分析》专著,该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磯村英一用生活结构上的城乡区别来衡量城市化程度的研究,开创了密切关注民众生活的城市社会学学术风格;铃木荣太郎的学术贡献在于从社会结构和生活结构两个方面来把握城市结构,提出“社会结构”是城市结构的静态方面,“生活结构”是城市结构的动态方面的观点。尽管这一理论命题尚未充分展开,但却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20世纪60年代末,仓泽进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在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中确立了“生活结构”概念。他把社会结构理解为分化了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关系的“网眼”,而“生活结构”则是个人接触社会结构的方式以及个人社会参与的模式。到了80年代,铃木广生又推进了仓泽进的生活结构理论,强调应该把生活主体接触文化系统的方式纳入生活结构范畴,把家庭扩充到生活主体范畴,并对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和家庭接触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状况进行了分类分析。到了20世纪90年代,森冈清志又根据城市生活方式概念的变化,对生活结构概念进行了修正,指出以通过专业机构处理城市居民共同生活中的共同问题为原则的生活态度,应该在生活结构概念中得到体现。

   归结起来,日本社会学一般将生活结构定义为“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和家庭与文化体系及社会结构之间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尽管“生活结构论”有不同的谱系,但都包含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在“个人(生活主体)—生活结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结构框架中,生活结构构成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二是生活结构具有与社会结构不同的建构逻辑;三是强调个人的生活行为和生活意识在生活结构中的重要意义。生活结构理论的建立为包括城市社会学、地域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般理论,同时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成为日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特色,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谱系,我们把这种研究范式命名为“生活论”研究范式。

   二、“生活论”研究范式下的应用研究案例

   以“生活论”为分析框架对“社会”的形成过程及机制进行动态的实证研究的范例,可推广田康生的《移民和城市》②一书。该书属于城市社会学著作,具体研究的课题是考察1990年以后跨越国境来到日本的日裔巴西、秘鲁人,他们在同日本本地居民的互动中是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社会”的。我们考察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着眼点不是把它仅仅看作研究跨国移民的著作或者作为城市社会学著作来读,而是更看重作者是如何采用新的“生活论”研究范式,在微观的、具体的、动态的实地考察中,为对“社会”的解释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理论、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研究方法。“生活论”研究范式是笔者对他的研究遵循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所做的概括,那么这种研究范式在广田康生所做的具体考察工作中是怎样体现的呢?我们具体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把“富有主体性状态”生活者的“日常实践”行动作为对社会考察的逻辑起点。这构成广田康生研究视角的重要特点。广田康生的这一研究视角来自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跨国来到日本某一城市地域中生活的移民,他们遇到的是由既有的社会结构性和制度性条件构成的“社会”,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却在同本地居民的互动中构建出一个“自己的社会”(广田康生,2005:4)。那么这样的区别于原有社会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呢?以往的同类研究往往是在社会结构制度框架下,是对“越境移民族群”作为“移民”集合体或“外籍劳工”阶层加以分析的,但结构制度层面的研究逻辑并不能完全回答一个“自己的社会”是如何生成的问题。广田康生的考察则提出了生活者“日常实践”这一核心概念,即把移民者和本地居民“互动者”都视为生活方式的“独立的行为主体”。他说:“如果实际接触一下他们的社会和接触其适应过程,你就不能不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作为其生活能力和能量源泉的‘生活方式’上,而不是这种‘被定位在歧视性结构中的人的形态’上。”(广田康生,2005:139)

   “生活者”的视角是一个个“个人”的视角,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具有能动性的行为主体,都“富有主体性的选择行为”,他们为了生存和寻求“自己生活机会的扩大”,每天都要为应付自己的生活状态而进行各种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但作为越境来到移居国的移民者,他们对生活机会的寻求不可能完全在日本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中得到实现,因此在既定的条件下,他们的日常实践的能动行动就起了作用。这种生活实践行动的特点必然带有非正式制度性和潜规则性,对于既定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的日常实践行动的能动性表现为,或者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重新解释和绕行这些条件,或者通过各种行动改变这些条件,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广田康生,2005:101)。而作为同移民者直接发生互动关系的日本本地居民,他们也是一个个的生活方式主体,他们在同移民者互动中也希图寻求自己生活的新机会,如扩展经营规模、寻求商机等等。“不管具体内容如何,移民和与其互动的当地日本居民都要在彼此面对面地交往中相互接触各自的‘生活方式’,并在其中实施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对生意或经济等方面的生活机会进行主体性的选择”,“在个人关系中实现了相互交换”(广田康生,2005:138-139),这样,有着不同生活机会扩大需求的生活方式主体在互动中就发生了“共振”,他们的行动必然突破现行制度的框架,而这种突破性行为由于往往会产生正效能的社会后果,那么也逐步得到正式制度的制度性承接,从而通过日常实践行动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世界。广田康生的上述的考察过程建立起了以生活的逻辑为起点,以“日常实践”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的逻辑出发点和分析框架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过程,从而对“社会”的形成和建构进行了新的解释,成为“生活论”研究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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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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