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黑格尔《法哲学》版本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7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8: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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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国外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重点研究基地”双聘研究员

  

   【摘要】《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上讲座课而印刷的教材,1821年出了第一版。从1818年到1831年,在上法哲学课的过程中,黑格尔对相应的内容做了一些“口头补充”和“页边注释”,在他去世后,就留下了非常多关于法哲学的“遗著”。甘斯(Eduard Gans)在主编第一版《黑格尔全集》( Werke. Vollst?ndige Ausgabe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死者之友协会编全集版”)时,按照他的理解选编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注释作为“补充”加在相应的内容之后,这就出现了不同于黑格尔自己出版的第二个《法哲学》版本。这个版本影响非常大,几乎在沿用了100年之后,拉松(Georg Lason)博士才开始对它提出强烈的质疑和修正。此后,围绕如何处理黑格尔遗留下来的“口头补充”和“页边注释”,形成了许多不同的黑格尔法哲学的版本。这些版本各有其自身的特色,呈现出不同风格的黑格尔法哲学形态,有力地推进了黑格尔哲学研究的进步。不同的黑格尔主义者,认同不同版本的黑格尔法哲学,有的版本之间的差别还非常大。这就提醒人们,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不同阐释,不能不依赖于参照不同的法哲学版本。与版本学的进步相适应,黑格尔思想研究的进步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1)平面化、单向化的研究,不会参照不同的版本之间黑格尔表达的差异;(2)注重逻辑与历史张力的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正是依赖于考察黑格尔的真实哲学与不同时期的法哲学之间的差异性;(3)语境化的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更是详细考察黑格尔讲座每一节内容表达上的不同与其特定时间处境之间的关系。中国大多数研究依然处在第一个起步阶段,有少数研究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但要真正完成向第二阶段研究的转变,必须要进入到第三阶段。但进入到第三阶段的前提是不同时期的法哲学版本的翻译出版。

  

   【关键词】黑格尔 法哲学版本学 甘斯版 拉松版 理论著作版 伊尔廷版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以下简称“法哲学”)是黑格尔在世出版的5部哲学著作之一,就影响的范围而言,甚至可以说超过了《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因为对于广受反形而上学传统的人而言,可能根本不会去读《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但无论对形而上学持什么态度的人,只要是做实践哲学的,就不可能不读黑格尔的《法哲学》。

  

   但就《法哲学》著作本身而言,随着黑格尔实践哲学研究的深入,版本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因为不同的《法哲学》版本,呈现出的是不一样的黑格尔,有些版本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大到足以形成对黑格尔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答案。所以,我们现在来依次考察黑格尔《法哲学》最重要的德文原版的特点与问题。

  

   一、第一版法哲学

  

   黑格尔对法哲学的研究贯穿于他的学术生命之始终。最早对法哲学的研究在耶拿时期就开始了。1802年他有两部著作,合起来可以看作是其未来法哲学的基本构架:《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和《伦理体系》。凭什么可以得出这一断言呢?因为未来的黑格尔法哲学,其第一个书名就是《自然法和国家学》,自然法与国家学之间的关系,是他法哲学总的问题。所以,《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作为对近代以来的自然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构成后来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前提;就《伦理体系》而言,虽然结构不同于后来法哲学的“伦理”部分,但总的框架是相同的,如家庭伦理关系作为否定性的伦理和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这两个环节大致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未来的法哲学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伦理实体”是“市民社会”,而在《伦理体系》中,则是“民族”。

  

   由于《伦理体系》手稿被发现得相当晚,第一次被整理出版的时间到了1913年,所以,整个19世纪根本不可能把1802年的这两本著作合起来,思考它们与未来法哲学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一般所称的黑格尔《法哲学》,指的是它的第一版,即出版扉页上标注1821年但实际上1820年10月就已经出版了的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第二次讲授“法哲学”的讲稿。这个讲稿是为1820/21年的冬季学期开课用的,所以10月份每个学生人手一册地就拿到了。第一次出版时用的书名是:《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用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这位哲学全职教授在皇家柏林大学的讲课》(柏林,1821,尼古拉书店: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zum Gebrauch für seine Vorlesungen von D.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ordentl.Professor der Philosophie an der K?nigl.Universit?t zu Berlin.Berlin,1821,In der Nicolaischen Buchhandlung.)这个书名实际上延续了黑格尔1818/1819年首次在柏林大学冬季学期所上的法哲学课的名称,而它的内容则是1817年在海德堡就已经出版了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的“客观精神”部分的扩充。

  

   对于这两个基本特点,黑格尔自己在1820/21版的“序言”中一开头就说:“出版这部纲要的直接动因,是由于按照我的教职要开法哲学讲座课,需要给我的听众每人发一份讲座提纲。这部教科书是对已经包含在《哲学全书》(海德堡,1817年)中、我先前就哲学的这一部门为我的讲座所规定的那些基本概念,做出一种更为宽广、尤其是更加系统的阐述。”

  

   只有到了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时间同样标明是1821年)才有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这个名称,但第一次的名称被用作了副标题:《法哲学原理,或者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之后,这个书名就一直沿用至今。但他每次讲课的预告依然未变: 时间:从10月一直到下一年的3月,每周5节课:1821/22:“自然法和国家学,按照其课本”;1822/23: “自然法和国家学,或者法哲学,按照其课本”;1824/25:“自然法和国家学”。由于第一版是黑格尔自己出版,自己使用的课本,当然是《法哲学》最基础的版本,是以后各个版本的基本骨干。

  

   但后来版本不断发生变化,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黑格尔之后每年也都在上“法哲学”讲座课,而每一次讲课,虽然课本依然还是第一版的,但我们当教师的都知道,哪怕我们是“照本宣科”,也必须就其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思想做些口头的补充和说明。由于黑格尔一直到他1831年去世的前一周都在上这门课,所以,遗留下来的口头补充和笺注说明也就非常之多。德意志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一个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太认真了,黑格尔死后人们把这些字条和笺注都保留了下来,且慢慢地整理出版。当然,整理出版这些字条,是一个非常辛苦而麻烦的工作,这要感谢两位《黑格尔全集》的主编者:拉松和霍夫迈斯特。第一次出版它们,是拉松于1914年作为《黑格尔-档案》(Hegel-Archiv)第II卷(2册)和第III卷(1/2册),之后1916年霍夫迈斯特又作为《哲学馆藏书》(Bibliothek)系列的第124 b卷出版。

  

   问题就这样来了,试想想看,我们即便讲同样的课,同样的内容,谁能每次都讲得像前一次一模一样呢?尤其是,黑格尔第一次来柏林当教授,那是国王亲自选定奉召而来,他内心对皇上的那种感恩之情,是很自然的。所以,人们确实有理由怀疑,他在《法哲学》里对普鲁士国家制度、君主立宪制的赞美,究竟是出自这种自然的感恩之情而说出的,还是就法哲学的学理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呢?人们自然就想对照一下他的每次法法哲学讲座,看看正文的内容和口头补充乃至笺注之间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对黑格尔版本学的一种正面的期盼。这是问题其一。

  

   问题之二在于黑格尔晚年出现了我们当前大学生极力反对、因而一般在我们大学里杜绝发生的“代课现象”:“从1825/26年开始,黑格尔就不再自己宣读《法哲学》,而是让他的学生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来讲。甘斯是个试图使黑格尔的学说对于法学(Jurisprudenz)产生丰硕成果的人,但他比较随意地解释了黑格尔的学说。”当然,如果仅仅是甘斯为黑格尔代课所引发的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随意阐释甚至曲解,也与我们说的版本问题无关。但问题恰恰就出在甘斯作为黑格尔最著名的学生和有见地的哲学代言人,在黑格尔死(1831年)后被黑格尔生前友人推举作为第一个《黑格尔全集》的主编。他所主编的这一《全集》被称之为“故人之友协会”(Verein der Freunde der Verwigten)版(简称“友人版”),共18卷和两卷附录,在这个《全集》框架内,《法哲学》作为其中的第VIII卷于1833年出了第一版,1840年又出了第2版。这个版本明显地改变了黑格尔自己出版的第一版,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哲学的第二版,下面来具体说明其特色和问题。

  

   二、第二版法哲学

  

   由甘斯主编的这个第二版《法哲学》,与黑格尔自己出版的第一版最大的不同,就是甘斯把黑格尔的某些口头补充和亲笔笺注增补进来,作为“补充”放在了原文之后。黑格尔的第一版每一节只有“正文”和“附释”两部分,而甘斯则把口头的“补充”(Zusatz)增加在“附释”之后,从第1节到第180节,都有这个“补充”。虽然甘斯自己认为,这些“补充”都是从黑格尔的讲座遗稿和他亲手写的札记中来的,完全是黑格尔自己的东西,并在这一版的“前言”中做了如下声明:“在补充中所包含的东西是黑格尔所给予的材料,而经我的手所作的这些必要的补充,我可以证明:这些既不是我搞出来的,也不是引用者形成的。”但他进一步说:“只有这些风格上的不统一,句子的联系,有时诸如字词的选择是因我而起的”。

  

这也就是说,在甘斯接受“故人之友协会”的委托来主编《黑格尔全集》时,他的一大主编原则,就是要把黑格尔补充的、亲手写的札记、笺注之类的东西,要经过“遴选、概括、确定风格”增加到黑格尔第一版中去,成为一个新的“扩充版”。这样做的功劳是非常大的,因为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看得到黑格尔自己出版的第一版,而那些口头补充和笺注,非德国的学者更是不可能见到,所以,甘斯版不仅成为之后100年黑格尔著作的基本形式,更是大家阅读黑格尔必备的文本。但是,问题的确存在,经过他的扩充,就使得包括《法哲学》在内的许多黑格尔著作与黑格尔的原版有了巨大的差别,如1817年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本来第一版篇幅很小,但一经“扩充”增补,其中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各自大大超越了之前的篇幅,并且时常独立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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