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供给侧改革和需求政策应相互配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 次 更新时间:2015-12-05 0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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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  

   11月27日,2015腾讯财经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腾讯财经作为活动主办方全程直播此次会议。在“变革维新---2016宏观经济展望”为主题的高端对话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就供给侧和需求侧关系,政府在投资中应起的作用,以及中国经济前景等相关话题展开了讨论。

   王一鸣表示,供给侧改革就是让要素再流动起来,让资源从低效率领域转移高效领域,从已经过剩领域转移更有需求的领域。供给侧改革、调整并不意味着需求政策退出,这两个应该相互配合的,需求政策、需求管理是为供给侧改革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良好的环境。

   王一鸣表示,当下产业政策需要转型,政府未来走向更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严格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商业规则,提供必要的公共品包括基础设施,能够降低企业创新和竞争的成本。

   在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减少、成本提高的问题上,王一鸣表示,要提高工业制造竞争力,但这对人力资本要求很高,不是像原来很粗放的。

   黄益平:似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在说供给侧的政策,或者供给侧的改革,听起来像是一个新的思路,大家似乎每个经济学家都在讨论,您帮我们简单解读一下供给侧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一鸣: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过去提的都是扩大内需,主要从需求侧来推动经济的增长,特别是98年,08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都实行比较大力度扩大需求的政策,那么这种政策在市场还有空缺的时候是有效的。98年、08年有一段政策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但到今天你会发现投资边际效应正在明显递减。追根溯源,在市场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发现供给侧供给结构是否越来越不适宜市场需求测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步由需求转向给供给。

   怎么不适宜?我从个人视角看,比如过去这几年最大的需求住和行的需求,房地产一直是最活跃的行业,而且拉动经济最大部门,房地产2000年到2013年差不多年均增长24%,增幅非常快。关联影响很大包括钢铁、建材、玻璃、水泥等,你住进去还要家电、家装影响非常大。从去年开始房地产投资明显回落,1—10月份投资只有2%增长率,我估计今年新开工住房几乎零增长,所以投资还会有一定回落空间。还有一个行,比如汽车,汽车过去这些年增长非常快,但是今年1—10月份大概负0.4%,1—9月份是负0.9%,你发现住和行的需求慢慢饱和,需求正在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方向转型,但是我们供给结构还是老的,而且这个结构调整很难。

   资源不能有效流动、有效再配置,所以我理解供给侧改革,就是让要素再流动起来,让资源从低效率领域转移高效领域,从已经过剩领域转移更有需求的领域,这就是我理解供给侧的调整。

   黄益平:听起来有点像我们过去说的经济改革,经济当中加快增长,您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我简单概括就是三个事情:第一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有一些过去不合适,现在让他流到合适地方去;第二过去生产结构和今天生产结构不是很匹配,我们需要产业升级,过去有竞争力现在没有竞争力需要产业升级;第三为了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加快生产力的提高。

   听起来就是经济改革的话题,那我问您一个问题,两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记着我们出台一个力度很大、面很广全面深化改革,我当时记着60点,似乎改革蓝图都已经定,到2020年真正按照原来进展,取得突破性进展似乎也能取得目标。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是有区别还是同一回事?

   王一鸣:我觉得它还是有特定的内容、特定的指向,我们说供给侧包括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供给侧改革,改革是为结构调整服务的。我们说供给侧的时候,很多结构已经不适应变化,要下决心调,它就需要相应的改革,你比如发现很多产能已经达到上限规模,比如钢铁、煤炭、包括石化、水泥,它绝对量已经达到上限或者已经超过上限,有一块是绝对上限,这个时候需要这些产能退出来,退出来需要相应的机制。我们以前很难退出来,包括还有很多僵尸企业,我们说上市制度改革你想成立企业很容易,但是我想死没有政策。我们建立有效的供给机制,供给侧无论钢铁、煤炭、石化、建材、有色,这里边还有不少国有企业,很多是国内一流大企业,有的还是带垄断性领域,这就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那么供给侧能够调整,让企业灵活对市场做出反映、企业要有反映。

   刚才宗庆后董事长也说了,现在企业觉得税赋重,涉及到一个税制方面改革,我觉得也需要。很多企业说除了劳动力成本可以说比较低以外,电价比外面贵、税赋、税费比国外好多企业都高,物流成本高,融资成本高,你怎么有竞争力?怎么有效响应市场调整呢?这个都需要关联,所以三中全会可以说指向更加明确,有特定的内涵。

   黄益平: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更多把资源盘活做新的符合市场需求的经济活动,但我相信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听到供给侧政策,您刚才解释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落地?到底多快会看到这些政策会产生效果,我客观来说自己一个感觉,我们有很多学者,包括胡祖六先生,两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之后我们深受鼓舞、信心倍增。应该说过去两年当然取得很多进展,似乎和我们过去预期有一点点差别。今天你说供给侧政策很好,明年能不能落地?如果我们觉得明年有新的政策出台,你最期待、最有信心供给侧政策可能是什么?

   王一鸣: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层面推进改革还是很大,改革领导小组隔一段时间就要开会,推出改革方案。当然你说的落地确实关联着条件。我想改革往往在挑战最大往往最容易推进。回想78年改革为什么一下达成共识、瞬间往前走?因为走不下去,那时候再不改就走不下去。今天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到了今天各种矛盾、问题也在暴露,我们叫水落石出。共识更容易达成,不改不行走不下去,繁荣时期很难推行改革。到今天经济持续下行差不多好几年,已经到了唤醒改革的决心,到了改革阶段,到明年会有实质性进展。

   黄益平:简单地说,您刚才说的这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很多,僵尸企业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明年会不会出现大幅度下行?

   王一鸣:存量调整也会带来很多外溢效应。这个东西就像一个人现在生病,一定要想办法治,你也不能用药过头,把握好节奏,特别是经济还有下行情况下,如果大力处置存量资产,可能进一步影响经济下行,而且带来债务显性化,带来就业压力。要把控好节奏。

   黄益平: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本身就很大,如果大幅度去产能,有可能短期导致经济下行进一步压力。如果长期让资源有利配置,这也涉及到公众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政府强调供给侧政策,是不是意味着需求端政策退出舞台。有一种想法以后宏观调控会收紧,还有推进供给侧改革,也许宏观政策进一步宽松,哪一种更可能?

   王一鸣:首先第一供给侧改革、调整不是意味着需求政策退出,这两个应该相互配合的,需求政策、需求管理是为供给侧改革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良好的环境,基于这个意义,我觉得我们要推进改革,恰恰不是要收紧宏观政策,包括财政,还要继续推进减税。

   刚才宗庆后董事长也说了,现在有减税空间。结构性减税本身也是供给侧改革一个方面,税赋从财政视角,现在财政收入下滑很快,如果减税会不会更严重?实际上从国际经验来看,你减税以后企业效率提高了,产出增加,你税基就扩大,可能税收很快又会上来。所以还得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特别是减收这方面加大力度,以前主要增支,现在减税加大力度,货币政策也需要宽松的环境。现在有通缩的压力,我们需要需求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是完全搁置掉。

   黄益平:您的看法是供给侧政策推出,绝对不意味着需求端政策不重要,而且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也许短期内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营造一个比较好改革前景。那么把这些因素如果全部都合在一起,供给侧改革、需求端政策、当下宏观经济态势,您觉得明年经济增长会见底吗?

   王一鸣:见底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一个我们要投资见底,从今年来看,特别是去年一直以来,投资还在持续下行,投资里边最重要就是房地产、制造业投资要见底。房地产刚才说了,1—10月份已经到2%,可能还有一定的回落空间,因为今年新开工已经零增长,我觉得已经慢慢接近底部了。制造业投资1—10月份只有8.3%,也在逐步接近底部。明年如果投资能够回稳,就要满足一个条件能不能见底?

   第二供给侧产能投资有效开展、有效推进,这个就为见底创造条件,市场预期会发生变化。

   第三新型成长力量有效对冲传统产业削减腾出空间,新型力量有效抵补,对冲传统产业衰减,更有利于见到底部。所以我个人看,我觉得明年可能会是相对稳定的状态。

   黄益平:您刚才说投资里头,房地产投资有可能会探底,制造业也可能逐步探底。对于稳增长,过去说“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其实消费相对比较平稳,而且比较强劲,但是要靠消费拉动增长比较困难。现在出口相当疲软,一直负增长,也许明年美国经济会好一些,但是估计出口有很明显的起色不太可能。说来说去如果稳增长大概最后就是投资,投资里头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很重要的因素,包括其他一些政策,比如退税、减税、增加开支。过去4万亿以后,大家一直说投资过度,前期政策有很多后遗症现在需要消化,未来投资还有哪些领域政府可以主导投资呢?

   王一鸣:政府主要是公共品这一块或者准公共品,现在投资边际效应递减,今后怎么提高投资有效性?我们投资领域政府投资公共品也要想怎么跟消费、跟民生、跟关联领域的投资,这个可能是提高投资有效性一个视角。现在服务性消费迅猛增长。大家可以感受到旅游迅猛发展,但是你会发现,到了旅游地区挤死了,不是看景是看人,我们需要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如果投资这个是可以想的。

   第二跟今天有关系,比如现在网购、跨境电商迅猛发展,需要强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就是怎么样提高网速、怎么提高它的覆盖范围?这个就跟经济转型是有关联的。

   第三有些新兴产业发展,比如新能源汽车,买了新能源汽车最大苦恼是充电需要排队。我们需要更多的充电站、充电桩。比如美国加州写字楼每个车位边上都有充电桩,插上就上班去了,还有更先进一感应就充电。这个也需要投资。

   第四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现在堵车城市越来越多,感觉北京堵,到很多地方城市也堵的不得了。还有地下管网设施建设,还有停车位,没有地方停车。停车立体停车设施也需要建。

   当然这些领域不是政府都要自己投,政府可以鼓励社会资本去进入,政府给一些引导性资金,而且投资方式也要发生新的变化,现在并不一定让政府直接投资,现在政府越来越多搞产业基金模式,跟社会资本搞基金公司合作,由基金公司管理,更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黄益平:所以除了个别政府要直接支持公共服务项目,有很多其实更多在市场运作基础上做投资,吸引社会资本。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在投资方向上上,也许有很多新的领域需要投资。其实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把我们在老的失去竞争力,尤其有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资源释放出来,让他们支持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过去看法假定看明年或者看更远的时间,经济下行压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非常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比如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重工业很难像过去支持,但是新的产业形成过程当中,听起来有点像新经济和老经济之间博弈,什么时候经济真的稳定,新的产业、新的经济成为气候能够大幅度发展,能够取代过去旧产业,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有点像我们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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