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怡男:《左传》对当今新闻写作之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8 次 更新时间:2015-11-28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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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怡男  

在我国,作为一种事业的新闻传播起步于近代,新闻写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然而,“新闻者,史之流裔耳”(蔡元培),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特别是史学著作,也正是我国现代新闻笔法和新闻思想的源泉。本文以《左传》为例,探讨其记史中蕴含的新闻性笔法及对今日之启迪。

历史与新闻都本源于事实,但形诸文字的历史和新闻分别是史家和记者对其的叙述,本文考察的笔法也正是这种叙述的取材、叙事、态度、立场和方法等。

《春秋》是史,但其对重大事件极简的叙述正似现代新闻的标题和导语。如文公七年的“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短短16个字,便把一场战争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关键点交代的清清楚楚,可谓举重若轻。而注解《春秋》的《左传》相对而言更似新闻,而其本身又是更详尽的史。

一、记事:书与不书

今日看来,《春秋》所记大部分都可作为当时的新闻:内政外交、两国和战、君王嫁娶、自然灾害(如庄公六年“螟”),甚至今日常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些自然现象,也早有记载,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唯有祭祀一事,今日已不再成为新闻,但在当时,祭祀是国之重事。

《春秋》中还有一类情况,即某年某季度虽无大事,但仍记下四时与四季首月,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四时具备,以为编年。从新闻写作角度来看,这样的记录是没有新闻价值的,而《左传》则往往以事作补。

《左传》常以一字或几字交代《春秋》是否及为何记某事,在介绍记事缘由的同时即蕴评价。如:

夏四月,夏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公元年)

夏,城郎,书,不时也。(隐公九年)

同样是修筑郎地的城墙,《春秋》不记载前者是由于并非出自君命,而记载后者是因为并非夏季农业繁忙,并非修筑城墙的时节,此举妨碍农时。前者反映了古代记史为“君王之事”的传统,后者反映了古代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视。而时至今日,军国大事、政事臧否、农业生产依然是经久不衰的新闻素材。

总的来看,《春秋》的取材与今日新闻之取材有极大相通之处。如桓公五年“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日常性事务不书,有价值(可引以为戒或引以为范者)、有影响者书。又如庄公二十九年,经文记“秋,有蜚。”而传文进一步说明:“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甚至不乏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如所记“(庄公)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恰似今日媒体对皇室或明星的婚恋、八卦、丑闻的报道。但《左传》陈明:书,是为揭露奸情,而今日媒体之报道,若为抛噱头、博眼球,哗众取宠,则不仅从媒体专业而言不可取,对社会风气更有不良影响。

《春秋》叙事极简,《左传》为其加入背景信息、解释性信息,对事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补充。此类信息往往以“初”字引出回顾。如:桓公十八年记载,鲁桓公去世一事,《春秋》只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左传》则更为详细: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

交代了周公及难的原因。如果将经、传结合来看,则三段文字完全按照最重要事实、次要事实、背景信息的顺序排列,俨然今日新闻写作中的“倒金字塔体”。

事实上,这一点《左传》即使用很短的字数也能完成。如“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隐公十一年)”,此处不仅满足了现代新闻最基本的“5W1H”要素,且完整勾勒了整个战争的情况。又如“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桓公二年)”等等。

《春秋》惜字如金,每事只留骨架而无血肉,《左传》往往详尽地叙述出整个故事,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都极其生动。如: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鸩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寥寥数语,一场阴鸷、鬼祟、残酷的宫廷斗争跃然纸上,虽不见血,但字字惊心。

《春秋》措辞严谨,而《左传》则从其出发,对措辞加以解释、总结。如果说《春秋》是界定,那么《左传》就是说明界定之标准。如《春秋•隐公三年》记“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传》注为“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既解释了君氏其人是谁,又解释了称“君氏”的缘由。

又如“凡诸侯又名,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隐公十一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庄公二十九年),等等。

二、笔法:书之动人

正如前文所述,《春秋》之“粗”似断章残简,而《左传》之“粗中有细”正把这断章残简勾连成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笔者认为,《左传》的语言有以下特点:

精练性。《左传》之用语可谓字字珠玑,写人、状物、言事无不精确入微,而往往能以最少的字数传达最丰富的意思。

如庆父之难背景:“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庄公三十二年)”。“筑”、“临”、“见”、“从”、“閟”、“言”、“许”、“割”、“盟”几个动词一气呵成,尤其是一个“閟”字之下,庄公之急切、孟任之躲避两种情态跃然纸上。而“割臂盟公”四字更是字字千钧,其力量更远胜今日男女间唧唧歪歪的无数情话,真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又如僖公九年,齐桓公见周天子,周天子赐祭肉,桓公下拜以受。“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老,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出彩处在最后四字,一字一动,将齐桓公的睿智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近性。桓公三年,周、郑互恶,交换人质。《左传》作者评论:“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即若有诚意,即使野草野菜、普通器皿、甚至流水都可贡于鬼神、进于王公,而无诚意,则即使互质,亦无济于事。此处以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十分熟悉的祭祀之事为喻,讲国家间取信的道理,具有说服力。

闵公二年,狄人伐卫,而卫懿公已失信于朝臣。这里只用一句“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便点出了卫懿公玩物丧志的程度。若只说“好鹤”,则读者并不会有具体而鲜明的印象,但在当时,“轩”是大夫以上官员所乘,这一接近性描述便使读者心中有数了。

而在对另一位君王卫文公的描写中,《左传》使用了另一种笔法: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注:即末年),乃三百乘。(闵公二年)

此处几乎就是艾丰在《新闻写作方法论》中所提出的八种新闻笔法中的“跨笔”,即以时间之跨度来精炼地概括一个人的事迹,以反映某种“变”或“不变”。而在这样的“变”中,读者对于前面所述卫文公的种种好处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感染力。僖公五年,晋有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被诬陷。“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申生被谗的惶恐,看事的敏锐,事父的至孝,自身的持重生动宛在眼前。这样的感染力来自对细节的关注,对典型语言的把握,更在于对人心的感悟和尊重。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新闻采写中的群众路线,并非机械地照搬照抄,而应是人民主体地位意识知道之下的对人性、人的行为和人的生活的真诚关注和记叙。

求“真”是客观、公正的“真”,但不可是无动于衷的“真”;求“善”并非放纵感情泛滥于作品,但大是大非之判断亦不能以此为借口而被掩盖;求“美”并非刻意渲染,也非扁平、脸谱化的“纸片人”,人物的全面、丰富的生活本身就拥有美的因素,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全景更是波澜壮阔、美不胜收的时代画卷。人们往往强调了这三者细微的一面,而对于其另一面缺少关注,导致当代新闻作品越来越流于平庸,而缺少感动人心、引领社会风尚的佳作。然而这三者已非仅仅笔法的问题,更是态度和立场的问题,下文亦有讨论。

三、态度:书之立场

《春秋》本是春秋时期各国皆有,而《左传》所注则为鲁之《春秋》,因此在行文中,存在着一定的立场。如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注:即有理)也。”其口吻和立场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外交辞令也不为过。

然而,《左传》之所以为人称颂,乃在于其有立场更有“史德”。

《春秋》“据鲁亲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所讳者往往语焉不详或有所掩饰。而《左传》则往往能将事实原原本本加以记叙。如隐公五年,经文为“五年春,公矢鱼于棠。”而《左传》则以一长段的篇幅讲述了臧僖伯进谏,僖公无动于衷,僖伯称疾不从的过程。诚如《左传》所指出:“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经文中固然对此间情由做出暗示,但相对而言,《左传》之记事对事实更为尊重。

又如庄公十八年,经文载“夏,公追戎于济西。”而传文则补充:“不言其来,讳之也。”一句“讳”的交代,体现《左传》相对《春秋》更有“不讳”的精神。

《左传》记事公正,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看待和分析,全面地记人、记事。今日我们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新闻真实,早在《左传》中就有所体现。仅以《左传》中一个争议性人物郑庄公为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伐许,败之。但他并没有占领许国,而是让许国在己威下自行治理。作者评论:“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识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对庄公此举称赞极高。然而,在该战中,郑之颍考叔被射死,《左传》紧接着写到庄公用仪式诅咒射死他的凶手。“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在连接极紧凑的上下文中,同时对庄公给予截然不同的一褒一贬,显示了《左传》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然而,《左传》的“不讳”是相对《春秋》而非纯粹的“直笔”而言的。正如僖公元年,经文只载“元年春王正月”,而《左传》补充说明:“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由此,《左传》相对《春秋》吸纳了更多史料,增添了更多内容,但“其所采事实并未超出《春秋》范围,褒贬基调亦不离《春秋》绳墨”。

事实上,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左传》与《春秋》一脉相承,都承担着一定的使命:不仅记史,更有社会教化之意,核心在于“复礼”,复的是君臣尊卑、长幼之序,更是整个社会赖以维持运行的一套秩序。正所谓“周礼,所以本也。……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闵公元年)。

如果将《左传》视为今日新闻作品或报告文学,则可以看到,它整体上以正面报道为主,对负面报道的处理十分审慎。正如曹刿所言:“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庄公二十三年)这既有舆论监督的性质,又有舆论导向的性质。“君举必书”,今日犹是,但其报道往往流于肤浅;而“书而不法”之风气却占领了部分新闻界,揭黑固然是好事,而捕风捉影、风闻言事者亦不在少数。仅以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为例,十余年来媒体科学素养的不足和对发行量、收视率的追求导致乌龙事件、乌龙报道层出不穷,其直接后果正是整个社会信心流失、风声鹤唳。相对于此,《左传》用笔之审慎更值得今日新闻工作者俯仰反思。

在取材上,《左传》同时选取遵礼者和违礼者,但在叙述中有明显的褒贬。如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出六羽,始用六佾也。”这并非君臣间一次简单的对话,春秋后期,礼崩乐坏,此处借众仲之口说出了礼乐的准则。礼乐制度的重要性在于“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左传》不仅是记叙,更是传达一种态度。这种正面的记叙与孔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反面评价所指向的效果是相通的,而其方式更为温和,效果也更入人心。

桓公五年,繻葛之战,郑军大败周天子军。“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青葱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又如僖公四年“许穆公卒于师,藏之以候,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不尊周天子之行为在春秋后期普遍存在,但无论《春秋》还是《左传》,往往选取此类尊周天子之言行。

《左传》一向被认为是春秋笔法的典范。关于春秋笔法的内涵,历来众说纷纭,但总体而言,正是寓论断于叙事,寓褒贬于字里行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是为“《春秋》五例”。

《左传》之起始即为《郑伯克段于鄢》一篇,经文只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字,而传文则详述了此间种种故事,所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郑伯与弟弟的决裂其实折射出春秋时期大义之衰微,而《左传》记此事却“以简古明快之笔,写惨刻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直令郑庄狠毒性情,流露满纸。”对共叔不弟是直写,对庄公虚伪阴狠是侧写,前者是明贬,后者是暗讽,而最终以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谓之乎?”给出最终的褒贬,并树立榜样以为仿效。

僖公六年,晋假途于虞,灭虢,归途灭虞。经文只言“冬,晋人执虞公”,而《左传》则解释晋献公“而修虞祀,而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一个“执”字,肯定了晋人修虞祀、尊宗周的行为,怪罪虞国,同时又表明晋败虞之轻易。一字而蕴三重意义,正是寓褒贬于叙述的典范。

事实上,史与新闻共有的一点功能是,它们既体现当时社会所共同接受的一套价值体系,又塑造着当时和未来社会的价值体系,或可称为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例如,僖公十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啥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女子是跟从夫家这一论断,在今日自会被诟病,但在当时却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可以说,超脱春秋时代背景后,《春秋》与《左传》在史学、文学价值之外,最有价值的一条,正是其重建“信”的努力。反观今日,属于国家或中华民族的普遍的“信”正在中国社会流失,而某些新闻媒体,甚至知识分子,作为拥有话语权者,反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亦痛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僖公十一年)今日我国并没有那一重重被认为繁琐的“礼”,但很多社会成员也对国家缺少这一重“敬”意。昔日“不敬,则礼不行”,今日则是不敬,则政令不通,法度不畅,严重者,苏东剧变已为前车之鉴,思之如何不令人毛骨悚然?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优秀史学家应具有“才”、“学”、“识”,而清代章学诚又补充以“德”一条。才为记史之文笔,学为记史之鉴别,识为记史之视野,德为记史之是非判断。四者综合起来,对一人一事的记载背后,是史学家对其生活的时间、空间的宏观认识。历史如此,新闻犹然。《左传》对今日新闻写作之启示,不仅仅在于其记事之擘画,用笔之斟酌,更在于其立场的内向化。由《尚书》开始,及至《左传》,以至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宣传工作、舆论工作讲的是寓言,走的是人心。左传之微言大义,与秉笔直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家笔法的两股脉络,而其把价值判断寄寓于对“事实”的提炼和选择这一点却是内在相通的。这也正契合了传统中国人含蓄、内敛、蕴藉的审美追求。即使在延安时代的新闻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新闻效果。反观今日,新闻业生态的浮躁、新闻写作的浮夸和新闻立场盲目的外向化确实需要反思。

今日的历史是昨日之新闻,而今日之新闻正是明日之历史。由此,揣一支笔以记时代的新闻记者,责任不亦重乎?道路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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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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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春秋》2015年第 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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