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天下秩序的一个初步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15-11-20 08: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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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仁”,以及由此生发的为人的道理。文教就是教化这个道理,因而可以穿越所有神教,它是唯一可普遍的教化机制。

   那么,天下秩序如何形成,我想强调了一下“声教”这个概念,试图说明,中国人在过去几千年中,虽然一直在追求一个普遍的天下秩序,但态度始终是高度节制而审慎的,甚至可以说消极的、被动的。为什么是这样?这跟圣贤思考普遍秩序的独特思维方式有关,这个思维方式可用孔子说过的一句话概括:“近者悦,远者来。”也可以用《礼记·曲礼》中的一句话来概括:“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其实这两句话意思是相通的。我们当然希望建立一个普遍的天下秩序,但并不是由我们这个中心向外推展,而是远方之人自愿归往于我们,也即,王者治下的人享受到王者政教之福利,远方之人看到这些福利,自愿前来加入、享受。圣贤以为,在中国的王者不应该用武力强迫其他人归降自己,而应该用自己提供的公共品吸引他人自愿加入。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理念,天下秩序能不能形成,决定权并不在某一个有力量者、某一个中心,而在所有人,他们自己做选择,他们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加入这一普遍秩序,或者,加入哪个普遍秩序。这是一个自愿选择的问题。这一点,其实跟刚才的多中心主体是相互关联的。

   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虽有很强大的力量,但主要还是靠自己高明的文明吸引远方之人自愿加入,甚至有时候拒绝他人加入。我们今天还可以深入讨论,历史上,我们和周边其他的族群以及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之间是如何相处的,但我们从儒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一种自我约束姿态,这样的姿态背后是对于他者的选择权的尊重。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有一种主张为我们的圣贤所重复,那就是“修文德”。如何让远方之人归来?“修文德以来之”,我们确实可以做出主动的努力,这就是修文德。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传统的中国人也会认为,这是自己唯一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我们的文德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最好的,这当然是我们对于自身文明的信心。

   那么,天下秩序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因为天下秩序主体的多元,自然就会形成天下秩序结构本身的多中心性质。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秩序和西方人所构想的普遍的世界秩序之间的重大区别所在,中国人会承认,天下最终是成不了一家的,虽然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志向,但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历史过程。

   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有漫长历史的民族,在思考所有问题时,都会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信神的民族通常都会有历史终结的幻觉,所以我们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福山陆续宣告历史终结,西方人构想的普遍社会秩序也是所有人都卷入到其中,从而达到终点。我想,中国人恐怕不会如此乐观,而会认为,天下是一个过程,天下秩序归根到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王道,王道其实只是一个过程,我们中国人讲王道,但永远都不会说我们在某一天达到了王道的秩序。所以,董仲舒讨论三代之变,不管是尧舜禹、周文王、周公,他们所建立的秩序也有偏失,这个偏失最初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出现崩溃。新王者兴起,所要做的工作是救偏,救偏也就意味着又会出现偏失。所以,历史没有终点,天下其实也没有终点,天下秩序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有文明积累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是可以发挥较大作用的,尤其是中国,当然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最终秩序形成的决定权并不在力量中心,而在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国家的选择,此选择必定是多样的,由此也就决定,天下结构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由一个中心统合人类普遍的秩序。天下秩序会是多中心的,多中心之间会有动态的互动。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重要,如果我们有历史感,肯定天下秩序的多中心结构,那么,每个中心大概也会抑制一下自己的霸权心态,以更为从容的心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放弃一统天下的野心。在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讲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但西方人基于历史终结论的普遍秩序观念,却很难接受这种多中心结构。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必须归于一。因此,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其实就是两种普遍秩序的竞争,西方的和中国的。这两种方案的竞争,将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中国人担负着沉重的思想责任,对中国自己,更对人类。

   天下秩序从根本上来说可以这样概括,它把秩序的基点确定在每一个人,把人与人之间形成普遍秩序的精神根基,奠定于我们每个人都可透过对自己生活之最简单反思就可体会到的情感,就是仁,此仁立足于亲情,可以向外扩展,由此而有由小组织到大组织的秩序机理。因此,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想象的,“仁”是根本,这也是中国人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普世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思想应该是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人世界秩序想象的义理基础,因为,对于“仁”的阐发就是在儒家思想中。儒家士大夫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对天下秩序也有很多论述,并且非常重要的是,更有很多实践。可能论述这个部分,学界偶尔已有所涉及,但实践这部分,现在还在被忽视的状态,没有人仔细梳理。究竟儒家士大夫在面对戎狄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面对南洋的时候又是怎么做的、面对西方很陌生的人又是怎么做的,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但这方面的研究必定会慢慢展开,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个问题。

   上面就是关于天下秩序的一些粗浅想法,离现实比较远,只是一些最抽象的想法,贡献出来供大家批评。

   最后回应:

   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受益很大,自己的研究是纯义理的,各位从国际政治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更为具体的问题,可以逐渐进入细节的讨论。

   周老师首先提出神会死、人永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施展博士所说,没法论证。

   施展: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今天给我们呈现出的念想。

   姚中秋:这是一个诗意的表达,从一个中国人的观念看,神存在于人心中,心中没有,神就死了。尼采说,上帝死了。今天,在欧洲,信仰上帝的人越来越少。然而,人始终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只要是人的讨论、人的思考,那人一定在这儿,不可能在人死之后还有所谓思考。所以仅从逻辑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永在。

   刚才周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文教之所以能塑造天下秩序,维护中国文明连续,主要因为人口众多,曲老师也讲到人口众多这个因素。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在理解中国文明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点,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人口会如此之多。

   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信不信神有极大关系,后面也有老师提到此岸、彼岸问题。对于所有神教来说,重点是来世,肉身死,才可能得到永生。因此,现世的生活,对人的意义并不大。这可以说是死的价值观。可是,当中国人敬了天之后,因为天的呈现就是生和行,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篇》),生是中国人的一个信仰,人的生育也是基于信仰的一个行为。由此就有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特别浓厚的情感,以及一种特别重要的道德,那就是孝。因为,我们就是通过生命之不间断地传承,赋予个体生命以永恒意义。我的生命价值,不必到来世去确定,在连续不断的生命之流之中,自己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我在那儿,把我之前、我之后的生命串联起来,这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中国人愿意生孩子,投入一切资源养孩子。别的民族把很多资源用于供奉神,我们则用于教养下一代。哈耶克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文明好不好,最后就看其成员生的人多还是少,人口规模是文明最后的试金石,你再牛、你的科技再发达、信仰哲学再高明,最后人死光了,就都没用。

   程亚文:布罗代尔也是这样说的。

   姚中秋:从长时间来说,文明之生命力就看其人口的多或者少。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在以前连续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共同体,靠的是我们背后的观念,就是生、孝、天的信念。我想,我们恰恰要深思这一点,在今天把这一点发扬出来,并且自觉,让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学生多生。

   周老师提到力量的问题,讨论任何一种秩序,力量都是非常基础的因素。我在文章里面引用了《国语》最初那段话,确实是在讨论文德的重要性,但也讲了这样一句话:“兵戢而时动”。意思是,不要炫耀武力,而不是说,不要不使用武力,在恰当的时候以最大的力量使用它,才能让武力有最大效应。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当儒家在修文德时,它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

   当然,在儒家的定义里,文德的含义非常丰富。刚才任锋、施展博士讲到贸易,贸易也在文德范围里,古人所说的文德,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明,包括物质、观念、教化,人创造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都在文德中。其实,传统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有非常广泛的贸易往来,由此,中国对周边族群产生强大吸引力,这就是修文德以来之。今天,中国有非常强大的工业,者对于中国承担推动天下秩序的责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当然,历史终结论的问题,值得仔细讨论。我这里主要针对西方世界的思考方式,发出警告。问题的麻烦在于,如果你假定历史是可以终结的,那一定会滥用武力,一定会以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态终结历史,就会不择手段,超越道德。比如,沃格林讨论过灵知主义,其结果,在国内会造成极权主义,在国际秩序中会造成霸权主义,这些都跟历史终结论之间有直接关系。

   曲博老师中间讲到比较,我们会看到,中西方对于人和秩序的思考确有很大差异,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也许,今天,我们可能得超越比较,而进行汇通,或者说是以我为主的重造。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比较时,其实有一个价值判断,认为西方是普遍的,西方的观念才能带来普遍秩序。我觉得,第一步,我们需要超越这样的认知和判断,起码,我们跟西方是平等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然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我们的观念可以包容西方。唯有如此心态,这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哪里有什么对话?只有当我们自己相信,“仁”是可以把平等、自由、仁爱这些东西包容进来,我们才可以跟西方价值对话。

   曲博老师最后的问题也提到,当下中国在国内社会治理中也没有按照儒家的价值,这是一个现实,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任锋老师刚才讲到的,在儒家的思考中,并不是先把国内问题解决了,再去解决天下的问题。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内部秩序问题,与外部秩序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曲博老师提问,按照仁如何组织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儒家当代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思考一个问题,当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这是当代儒家的核心议题,我们得慢慢讨论。

   关于程亚文先生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之道是“霸王道杂之”,一直都是这样。儒家并不是排斥法家,而是把它包容进来,因为力量、暴力的强制对秩序而言是必要的,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但是,我们必须把它包容在仁政结构中,而不是只依靠暴力的国家机器进行统治。法家的问题其实就在这儿,它把局部当成了全部。法家本来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把儒家讲政刑的部分抽出来,放大为全部。儒家把其收回来了,纳入仁政的政体结构,才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偏差。

   施展博士向来重视普遍秩序的法权化表达,重视形式化的法权体系对于国内、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西方人确实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构建普遍秩序的,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是唯一的路径吗?或者说,它是好的吗、最好吗?我首先表达一个怀疑。

   施展:韩愈当年还说佛教是西方敌对势力,两百年后佛教就不再是敌对势力了。

   姚中秋:这会有一个过程。两百年以后的那个佛教,其实已经不是当初韩愈所反对的那个佛教。

   施展:我不是说今天这个会永世不变。

   姚中秋:我们讨论的重点正是,如何让它改变、如何让它中国化,就像当初佛教的中国化。我想,西方人基于其观念,提出了普遍化的世界秩序想象,并借助你刚才讲的那套机制,让它在当代世界中呈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进入了这套秩序。但我想,以中国自身在过去几千年连续历史中积累的思想、智慧、制度,或者可对此秩序有一个改变,起码是局部的更化。

   具体怎么做?以前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李泽厚提出过,中国人是“情感本体”。你刚才一直强调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权利,以此作为整个世界体系的基点。我未必同意李泽厚的看法,但确实可以说,儒家讲的亲亲之情是十分普遍的,它也完全可以作为普遍的秩序的基石,并不是不可能。

   施展:我认为个人权力只不过是在这一整套的秩序逐渐延伸的过程中,一种追加的哲学。康德时候做的这个论述,但不是说在康德的时候才形成,从威尼斯的海外贸易的时候已经有萌芽的东西了。

   姚中秋:李隽旸博士对以修身为中心的秩序形成的机制还是高度肯定的。确实,我认为,中国人最伟大的贡献或者说突破是,很早建立了摆脱任何神教的纯政治。我前两天刚跟几个朋友讲,中国人是建立了“非政治的纯政治”。首先,把所有的神排除出政治之外。政治中不涉及神,只讨论现世的秩序如何安顿。但是,政治本身又是非政治的,因为它不是完全靠权力统治来维持秩序,而把政治秩序的动力建立在每个人修身这个基点上。我称之为非政治的纯政治。我认为,这是普遍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能进路,它把神撇出去了,但又不全部诉诸于权力,我认为,这样才有可能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组织到一个尚可的普遍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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