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施蛰存与鲁迅的两次论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 次 更新时间:2015-10-19 22: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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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夫  

   现代著名作家施蛰存以小说闻名文坛,而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派杂文,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中就有《“现代”诸家》专章介绍。而且,30年代,施先生与鲁迅先生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更使他名闻遐尔。

   近几年来,我曾多次拜访过施先生,并问及他与鲁迅的两次论争。

   我的访谈都在施先生的书斋“北山楼”中进行。说是书斋,其实还兼作卧室、会客室。面积并不大,约20多平方米,靠窗的那边,放着两只桌子拼成的一张大写字台,台上堆满着书籍、文稿,身后的书柜中放满了各类图书,尤其中国现代文学书籍。施先生精神矍铄,行走自如,说话中气十足,除了有些耳背以外,全然看不出他已是年逾九旬的老人。施先生博学多才,曾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1993年,他因《唐诗百话》而荣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谈起《现代》杂志30年代与左翼文学阵营的两次论争,施先生娓娓道来,有如昨日。

   施蛰存原名施德普,又名施青萍,笔名安华。1905年生于杭州,他的文学生涯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发表文章,先后从上海大学、震旦大学肄业,受新文艺界前辈的影响,开始文学创作活动。20年代,与戴望舒等办水沫书店,编《无轨列车》、《新文艺》等杂志,与鲁迅时有往来。鲁迅曾全力支持施蛰存主持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2本丛书中鲁迅承担了4本。 1932年,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曾冒着风险,首先发表鲁迅的名篇《为了忘记的记念》。为此,后来胡乔木曾说:“施先生在《现代》上发表这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的作用要大得多。”称赞施先生“您立了一功!”可见,施先生早年与鲁迅关系是不错的。以后与鲁迅发生两次论争,是他始料不及的。

   施先生创办《现代》时,在《创刊宣言》中说:“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他的原意是想把《现代》办成“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苏汶(林衡)是施先生震旦大学的同学,曾参与这个刊物的筹备和设计工作。从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施蛰存和苏汶共同主编《现代》。苏汶原来与鲁迅关系也不错,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等文章就是他约来的。

   1931年12月,胡秋原发表题为《阿狗文艺论》的文章,自称“自由人”,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另一方面又批评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2月, 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以“第三种人”自居,实质上是与胡秋原一道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歪曲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政策,因此遭到了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的批评。鲁迅先生在《论“第三种人”》中精辟地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没有的。”

   施先生说:对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我一开头就决心不介入,一则是由于我不懂文艺理论,从来没写过理论文章。二则是由于我如果介入,《现代》就将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在整个论争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编者的立场,并不认为自己也属于“第三种人”。现在有些鲁迅著作的注释中,说我自称为“第三种人”,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从来没有自称过。不过,现在看来,“自由人”并不自由,“第三种人”也是做不成的。苏汶后来在香港,投奔国民党去了,“第三种人”没有做成。胡秋原自称是“自由人”,其实是政客。1992年,他从台湾来大陆访问,曾托人传话要求见我,我没有理他。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的争论。那是1933年9月, 《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有表格的邮片来,要施先生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施先生在第二项中,是这样填写的:《庄子》、《文选》。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10月6日,鲁迅用笔名“丰子余”, 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感旧》一文,不点名地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有“遗少群的风气”,“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施先生看到此文后,当即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为之辩解。鲁迅则又连作《“感旧”以后》上下篇,进行再批评。以后施先生又发表《我与文言文》等几篇文章,对此进行辩答,说:“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提出“借助”,“并不是主张完全摹仿古文学,或因袭古文学”。

   施先生告诉我说:论争刚开始时,他并不知道“丰子余”即是鲁迅。所以他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还以鲁迅为例,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当时他劝青年读《庄子》与《文选》,是认为“青年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即是“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他至今不明白这有什么错。不过,鲁迅很有些雅量,在结集《准风月谈》时,把施先生的答辩文章《〈庄子〉与〈文选〉》也附在后面,便于世人辨析。

   这两次论争,当时完全是文艺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只要翻翻鲁迅当时的文章就可以明晓。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特别是在“文革”中,都把这两次论争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为此施先生被打入另册,沉冤20多年,吃尽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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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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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纵横》(京)199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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