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

——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反思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98 次 更新时间:2006-03-29 19: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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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一位美国老太太的提问

  

  这大约是在1987年的暑假,哈佛大学的几位资深教授(其中包括本书献辞的对象马若德先生 Roderick MacFarquhar 和以研究中华民国史著称的柯伟林先生William Kirby),应邀赴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地区的哈佛校友会作系列学术演讲。此乃哈佛的传统,在校友集中的北美洲的中心城市,每隔一、两年举行围绕一个大专题的系列报告,以便于哈佛历年毕业的校友们有机会更新知识,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那些学科里正在从事什么样的开创性研究。这种知识的联系,会引导校友们对母校的捐赠和支持。

  那一年哈佛校友会旧金山分会的新任会长是位李姓华裔,旧金山地区又是美国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哈佛大学的教授演讲团选取的大主题,因此都是与东亚区域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相关的。我当时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松了一大口气,也被邀请进演讲团。马若德教授要求我以亲身经验为背景,讲一讲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那场激进得无与伦比的革命,却导致了共产主义世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化革命——邓小平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

  每个讲者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一半演讲,一半回答听众的问题。我以我的初级阶段的英语,概略的讲了一下我当初为什么成为红卫兵中最狂热激进的一翼的骨干份子,把本校、本县、本地区的走资派统统打倒了还不过瘾,又杀奔外地,先是到省城去参与打倒省委书记、省长的造反行动,后又不辞辛苦,跑到邻省的南京去声援江苏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他们省里的头号、二号、三号走资派的壮举。我还讲了我们怎么编印红卫兵战报——我当年最有成就感的革命杰作之一,那便是用十九世纪的老式钢板、铁笔、蜡纸,手刻出小报的“原版”,以手推滚筒的技术,每张蜡纸“原版”油印出一千几百份的红卫兵小报,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交流。我还不忘记强调,“文革”是我辈一生的首次、也是一生中最丰富深刻的一次政治训练。怀存由“文革”学来的经验教训,你不但可以在中国政治风暴里潜下浮上、死里求生,而且可以在异乡他国的政治浊流中辩风识潮、进退自保。

  我的话音刚落,坐在听众席前部第三、四排右边的一位六十出头的清瘦高挑的白人老太太站立起来,用缓慢有力、一字一顿的语气向我发问:“根据我从书籍、报刊上读到的,从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数千万的人受迫害、数百万的家庭丧失了亲人、无数的学校和文化遗产被毁坏,人类文明史上很少有几次政治运动,破坏规模能够比得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又读到听到,所有那些破坏人的尊严和生活、捣毁文化和教育的激烈行动,都是由毛泽东的红卫兵组织当先锋队的。令我不理解和惊讶的是,你作为一个红卫兵参与了那些激进活动,如今已经来到美国,进了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读博士学位,竟然至今你不为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感到忏悔。你在谈论你们当年从事的造反运动的时候,甚至有自豪的语气。我真为此感到非常困惑!”

  老太太问完,并未立即坐下,立在那儿好几分钟,大概是胸中怒气难消,凝视着我,示意她是在等候我的答复,顿时全场气氛凝重。我虽然被她重炮轰击质问,但她一脸正气,俨然是为不在场的千千万万“文革”的受害者们仗义执言,我也不好把她的严词质问当作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于是清清嗓子,礼貌地作了应答,大意是“文革”整体虽然是件大坏事,但“文革”中被批斗冲击、皮肉受苦的人并不全然是无辜的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无法无天地骑在老百姓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造反派在“文革”中对他们的批斗体罚,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的借机复仇泄愤,虽然也不合法,但是有正义性,云云。

  我所应答的,确实是我想说明的一个大道理,可是当时就觉得没能把这个道理说透;没说透,是因为没想透。自那以后,每逢与人讨论起关于“文革”的评价,我总是想起那位正义凛然的美国老太太,而我也老是不能忘记,当时她显然对我的振振有词颇感意外(他们大概听惯了西方学界和传媒界对“文革”的标准化的批判),但并没有信服了我的解释。这么多年来,我时不时地在脑子里点击那个问题。我也特别注意到曾经亲身参与“文革”的海外人士中,有两个同我的观点很接近——杨小凯(杨曦光)与刘国凯;这两位关于“文革”的主要评论都列入我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激进学生运动的比较》课程的学生参考读物中1。他们两位都坚持对“文革”中的一些造反行动的原则性肯定(这一点使人易于误认为他们是“极左派”立场),他俩同时又坚持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彻底批判(这一点又使他们与所谓的中国“新左派”、“极左派”泾渭分明)。

  事过多年,我倘若再面对那位美国老太太的问题,会这样向她解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各种人报复各种人的乱糟糟的大革命——说它乱糟糟,是因为一个本来就没什么法制的巨型社会,又让一个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皇帝把他平时管治民众的官僚体系从上到下跺得稀巴烂,于是就为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开辟了广阔天地;其中有坏人报复好人,有好人报复坏人,有坏人报复坏人,也有好人报复好人(这四类经典分法的出处下文有交代)。当然这四种类型的报复所占的比例不一样:似乎坏人报复好人的,最终要远超过好人报复坏人的,而其他两类报复的比例更小。所以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它都不同于一般化了的(generalized)“文革”,不论这“一般化”是由哪一个政治立场(中共官方的也罢,中共官方对立面的也罢)作出的。

  

  “永世不得翻身”

  

  我已经记不清是1967年上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的哪一段时间的哪一天,我的母亲——她从来不理解我做的事情,但从来为我担忧不止——悄悄的问我:敬亭山(就是李太白所咏的那架“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的皖南山峦)国营农场的张书记的老婆想来看看我,不晓得我给不给她一个面子,接见她?

  母亲老老实实转述的这句话,令我触电般一震之余,感到天下真是变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人下人翻身一跃成了人上人。我这个十几岁的未毕业的初中生,凭借一枝笔(文章和大字报)、一张嘴(演讲和大辩论),成了本地红卫兵的文攻主将,整个一大派造反组织的风云人物。这“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小将凛凛威风,竟也令张书记的老婆低声下气的求见!张书记在县城十多里开外的敬亭山麓下,“文革”以前可是令男女老少闻之丧胆的名字。他领导的那个大农场,是这片颇为贫瘠的黄土地上数千农场工人及其家小(其中包括母亲和我)谋生的亦农亦工的国营单位。听说张书记当过解放军里的副营级干部,见过外头的大世面,也识得一些字,对他手下那些多半为文盲半文盲的农场工人和家属,根本就把他们当作农奴加以管教。张书记走夜路时清清喉咙随便咳嗽一声,周围原本汪汪叫的狗们也会吓得四处逃散。

  在全农场里唯一不怎么怕张书记的,是位高副场长。高副场长也当过兵,是连级干部,但他在“抗美援朝”的恶战中被美国兵一枪打坏了一只睾丸(即在台湾颇为有名的LP)。他算得上是一位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一旦为什么事极不顺心,就会拎着瓶烧酒,爬上办公室或者自己家的屋顶上(都是比较高的一层茅草大屋),坐在那儿边喝酒边骂人:骂缺德的美国兵哪儿不打,专朝他的命根子打,害得他成了半条汉子;骂某某同事(多半是农场领导班子成员)不尊重他这个老革命,欺负他大字不识一个,给他鸟气受;然后就是向党组织提诉求,要“赔老子一只卵蛋”。那年头的共产党并没有掌握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哪来活生生的“卵蛋”赔他?张书记对他也只好让三分。农场里的任何其他人都缺乏高副场长那样的革命履历,对张书记和对他家养的那条大狼狗一样,畏惧之亟。

  大约是在1962年的夏初,农场由上级部门分配来一架模仿苏联型式的小麦收割机。巨大的木铁结构的收割机停放在露天的晒粮食的场地上,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现代化大型农机的乡下孩子来说,不亚于是侏罗纪的恐龙再现。孩子们围着收割机又是看又是摸,胆子大的甚至爬上驾驶座,装模作样地扶着方向盘。夕阳西下的初夏的热烘烘的晒场上,孩子们兴奋过了头,竟然没有注意到下班路过的张书记。张书记一见到他视为无价之宝的崭新的收割机旁竟然围满着小孩,小家伙们竟敢对收割机又是抚摸又是攀爬,怒不可遏,大喝一声,扑将过来。他有条腿不太好,平时走路,手里常撑着一根木拐杖,时不时地也可以用来揍职工两下。这当儿那根棍子被充分地利用,孩子们揍得哇哇鼠窜。

  这群孩子里数我个子最瘦小,而且我也不喜欢玩动手动脚的物事,全因为我手脚明显的笨拙(往后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小脑不甚发达的缘故)。别的孩子围着收割机动手动脚,我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张书记用棍子挥击孩子的时候,我赶紧躲到远远的大草堆旁,还是看热闹。张书记没去追逐孩子,转身回来察看收割机,大叫一声短缺了什么东西。抬头看见我站在草堆旁,喝令我走过去,问我是谁拧下了那只大锣丝帽子?我摇头说不晓得。张书记不由分说,揪住我的一只耳朵就往他的办公室拖。一边拖,一边斥骂:“你们这帮小杂种,敢碰我的收割机。一只大锣丝帽几十块钱,你们拿小命来抵也抵不了。”他的办公室离那块晒场有一、两华里之遥,中间还隔着一个小山坡。我的左耳被他紧紧拧着,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小跑。开始的时候左耳根的剧痛还令我哼哼叽叽地哭叫几声;渐渐地,耳根麻木了;又渐渐地,左半边脸也都麻木了。被他拖絏到办公室后,他让我靠墙站着,命令勤务员传话到养兔队去叫我的母亲来训话。

  兔子养殖队是国营农场下属的一个小分队,距离农场总部办公室也有几里地,张书记不耐烦干等下去,他拖絏着我跑了那么远,也累了。于是叫勤务员看管着我,自己先回家去歇气乘凉。等到我母亲从养兔队跑来,我已经在张书记办公室里背靠墙跟坐在地上半睡着了。母亲看着我肿了半边的脸,紫红的成了一条线的眼睛,浑身的灰土和草叶,拖破了的膝盖结着血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张书记的勤务员交待了几句,就让母亲把我先领回去,说扣工资赔锣丝帽的事明天再处理。母亲问我事情的原由,我说我没碰过收割机。母亲把我浑身上下一搜,果然没有什么锣丝帽。看着我肿得像烂南瓜一样的脸面,母亲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牵着我回家了。

  那个初夏的夜晚原是很静美的,敬亭山农场坐落的丘陵地带有成片成片的桃树,马上就能收割的麦子散发着暖烘烘的、有点叫人头晕的野香。天空清蓝,月亮跟星星离我们都很近,收工回来的邻边的农场工人家里冒着炊烟,把茅草的薰味播送到近近远远的四处。母亲没有生火做饭,她给我泡了一碗锅巴,自己到屋后的草地上去哭诉。我对此已经习惯了——恐惧地习惯了。自从父亲三年多前病逝以来,每逢遭遇到自己没办法对付的难事,母亲唯一的去处,便是到亡父的坟头上(如果路近的话)或者一片四周无人的荒地上,去跟父亲的亡灵哭诉。母亲相信父亲在地下能听得见她讲述的一切,所以哭诉得实实在在、仔仔细细。末了她一定会埋怨父亲为什么把这样重的一副担子推给了她,让她这么一个一字不识的没用的人活在世上,照看他的唯一的骨肉(指我)?为什么不让她去顶替了又识得几个字又有一份正式工作的父亲去死?老天为什么瞎判人的生死?

  第二天母亲开始收拾东西,稍微有点用能带走的,打起包;不能带走的,送给了四邻。几天以后,母亲领着我离开了国营农场,又开始了几近讨饭的生涯。两年多以前,我们母子俩就是从几近讨饭的境地来到这家农场的。在母亲送四邻东西的时候,邻居劝她不要舍了农场出走,这里好歹有一口杂粮糊饱肚子。母亲说她晓得,三年大饥荒刚刚熬过,谁还敢看轻了有口杂粮吃的日子!可是母亲有她的担心,对邻居说了,大家也无言以对:“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的命,你也只好给他。小歪头(我在乡下时的别名)大大——金宝圩的土话,即‘爸爸’——只有他这个亲骨肉,临死的时候托付了我,做牛做马也要把他带大。呆在农场里张书记把这孩子打成残废,我也没的地方去告状。”

  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不是套话,真是任谁也想不到——,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张书记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见她!母亲一辈子受人欺负,对所有的落难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赶快答应下来。接见是在宣城北门的一间卖豆腐的小店铺里进行的,是在一个阴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马大的张书记老婆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让我看在她孩子们的份上,帮她家说句话。“你晓得,”她说,“老张他死了。”她挽起破烂的外衣下摆擦擦眼睛,双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里令农场大人小孩不敢仰视的又冷又辣的光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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