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跨越世纪的精神薪火——忆先师陈翰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96 次 更新时间:2006-03-01 18: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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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第一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77级和78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迴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不懂,只好研究菲律宾了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9子,仅存首末2子,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但“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是这样定的!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80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史料》,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国内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的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惟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每条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

  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儿俩了。

  

  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就说,结构就是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释不出来,憋了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我指的是“阶级力量对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说“阶级力量对比”就好了,干吗要用什么“社会结构”啊?还structure呢!我还是不服气,认为他强词夺理,但这件“强词夺理”的事给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该书的中文版是学生翻译的,学生没能领会其语言的通俗,自以为是地翻译成很“学术”很“洋气”的味道。社科论文的“学术气”,其实就是“学生气”。 翰老早就对我讲了这话,是学生愚钝,迟迟未能领会。

  

  踢着顾维钧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

  

  看上去,先师是无所不通的杂家,却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先师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我与他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不讲,却讲了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读博士,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行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国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国内的“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国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一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在日本被处死的世纪著名间谍左尔格,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却是翰老介绍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不仅如此,陈翰笙还是我们国家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个洋博士。

  

  提出推翻“三座大山”,成了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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