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列宁格勒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9 次 更新时间:2015-09-10 21: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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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  
但增加营养看来完全没有可能。

   所有与我交谈的作家都渴望得到英国原版书籍,说通过沃克斯特别难买到,因为这个机构效率低下,办事障碍重重。他们还暗示了弄到书的种种办法。我们详尽地讨论了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四个作家中我与三位进行了深谈,谈到了普利斯特利先生最近的俄罗斯之行及他在作家俱乐部的演讲。他们坚持说,普利斯特利先生称不上是一位作家,尽管他有娴熟高超的写作技巧。他们觉得难以相信他在英国真的会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继承了文学巨匠狄更斯的衣钵,虽然他自己说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他们觉得他本人倒是很亲切友善,可是很奇怪,在为莫斯科《文学报》撰写的文章中,谈到英国文学的现状时,他怎么会把他同时代的人全都指摘了个遍,赞扬的极少,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都在传达一个信息,即这些人的后期作品无一例外都在倒退,而开始时有些还表现出很有希望的势头。其中一位最后甚至直截了当地质问,英王陛下的政府为什么会选择普利斯特利先生作为代表英国的文学大使,作为剧作家,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他的成就都没有那么重要(他的小说也不是那么广为人知)。我力图解释普利斯特利先生的俄罗斯之行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安排的,而不是英王陛下的政府的决定,但无论是在列宁格勒还是莫斯科,人们均对此表示怀疑。在莫斯科,普利斯特利先生对英国社会秩序的抨击似乎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反倒是和以上极其类似的评论时有耳闻,尤其是在知名作家中间。

   关于俄罗斯的生活条件以及我与列宁格勒作家们的通信往来问题,我和他们之间有过一两次开诚布公的交谈。他们告诉我,没听说有什么四十岁以下特别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对文学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十分刻苦勤奋。目前的“路线”是关注苏联的边远地区,诸如西伯利亚或塔吉克斯坦。让年轻人尽早接受教育,提高公民意识,是抚育即将出现、更加优秀的新一代有才华作家的必要之举。虽然这么做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见效,但至少目前整个宣传导向是鼓励作家们进行相关创作,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假冒的古体抒情诗、伪民谣、伪史诗、公文体诗词等。这些粗制滥造之作把那些原始纯朴或带有中古之风的民族本来独有的东西和原创性都排挤掉了。尽管如此,他们自豪地向我宣称,真是万幸,列宁格勒的文学刊物并没有被这个梦魔纠缠,不像莫斯科的文学周报,里面充斥着上述内容,不过他们破例地特别青睐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学,那里面不乏真正的天才作品。就他们自身而言,不论“在莫斯科”流行什么样的时尚,走什么样的路线,他们都不会为拥有普希金和勃洛克、波德莱尔和凡尔哈伦的文学传统感到羞愧,也不会拿他们去交换任何乌兹别克斯坦或阿塞拜疆的诗歌宝藏。

   他们谈到按照战前所了解的“欧洲”标准教育孩子的种种困难。不过听他们说,尽管困难重重,比起莫斯科还是要好多了,因为这里在国立学校以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这里的孩子也因此受到更多文明气氛的熏陶,不至于变成标准化的技术专家—包括在文学领域,否则他们必将面临这种危险。这里人经常谈论“人道主义价值”,以及与“美国风气”和“蒙昧野蛮”等当今公认的主要危险相对的大众文化。的确,从我个人与一位刚从柏林回来、父亲多年前遭到清洗的年轻苏联红军战士的几次会面经历来看,我敢说他至少是一位有教养的人,博学多才,思想独立,甚至有点过于讲究,几乎到了知识分子式的怪癖地步。牛津和剑桥的本科生中就有一些类似的高智商知识分子,备受同学敬仰。不过我想他这种情况是个例外,或许列宁格勒相比苏联的其他地方确实有所不同。 种种迹象表明,刚才说到的年轻人读过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原著(虽然他一直待在苏联)。我相信这是事实,同时也不可能仅从一个惊人案例便推而广之,妄下结论。

   我小心翼翼地与新结识的作家们接触,尽量遵守他们必须遵守的政治分寸,避免卷入麻烦。他们说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区别依然划分得十分清楚。在党的主要好处是能够享受到较好的物质条件,因为国家出版公司和文学期刊通常都会向可以信赖的党员大量约稿,不利之处则在必须尽职尽责,绞尽脑汁完成大量毫无生气的政府宣传文字,而且经常得写,要求的篇幅又长得吓人(人们说这些话时,语气轻缓,闪烁其辞,但想要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清楚,不会有错)。当我问起他们对诸如作家协会主席、诗人吉洪诺夫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有何看法时,他们的回答是:他是“老板”,不好随便议论。我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对苏联作家作品的实际质量,很少人抱有真正的幻想。这方面的口头评价相当开诚布公,但难以见诸出版文字。因此,打个比方,每个人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是位天才诗人,而西蒙诺夫则是一位巧言善辩的新闻记者,仅此而已。

   我了解到,这里作家外出的可能性相当有限。比如,没有作家联盟主席或者党委书记的正式邀请,作家们不可自行前往莫斯科。当然有时可以通过间接方式获得,但这么做既丢面子,同时也困难重重,根本无法经常为之。作家们迫切地想了解外国作家的情况,特别是理查德·奥尔丁顿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严肃英语作家中,海明威是读者面最广的一位,而在英国作家中,则要数克罗宁博士 ,尽管品位高雅之士着实认为他的确是比一般人优秀得多,却是个多少带点商业气味的作家。对英语文学的认可明显取决于被接受的翻译作品,还有小部分取决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允许为普通读者提供哪些外语作品。其结果有时便显得十分怪异荒唐。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的名字(在普利斯特利的文章中提到)没有人知道,但梅逊、格林伍德和奥尔德里奇却无人不晓。外国图书要从莫斯科获得,但即便在那里也很难买到。如果能想到什么办法提供英语国家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他们将感激不尽。安娜·阿赫玛托娃尤其感到高兴,因为《都柏林评论》发表了一篇评论她诗文的文章,而且一篇有关其作品的博士论文已被博洛尼亚大学接受通过。两位作者都与她建立了通信联系。

   列宁格勒作家中声名显赫的那些均享有豪华住所,居住在舍列梅捷夫家族古老的喷泉屋内。这是一座荷兰风格的建筑,位于丰坦卡河畔,普希金经常光顾此地—实际上,他最著名的肖像就是在这座大宅的晨室里完成的。这座18 世纪末建筑的前门是精美的铁栅栏,一个个大门环绕一座很大的四方院子,院子里树木茂密。沿着门内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就是一间间建造精美的住房,屋顶很高,光线充足。但是食物和燃料的问题依然突出,因此,我在那里见到的作家并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享受,他们的生活的确还需要为柴米油盐操心。我不无伤感地心想,他们希望列宁格勒早日发展成为与外界沟通的海港,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外国人士或许也会因此到这座城市来,使他们能够与世界接触。对与外界隔离这点,他们似乎特别有感受。他们告诉我说,我本人在此进行的访问,虽然是通过一位书店的熟人安排的,颇为公开,却是自1917 年以来第一次有外国人来访,毫不夸张,而且我有一种印象,最好不要把此事四处张扬。和我交谈的作家们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俄文版的《英国盟友报》,那里面所有提到俄罗斯文学成就的内容,诸如书评等等,都得到他们的极端青睐。

   在列宁格勒,我没有发现丝毫仇外的迹象,而在莫斯科却能明显感觉出来,就连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心里也存有这种情绪,更不要说政府官员之类的人了。列宁格勒一直将自己视为睁眼看西方的知识与艺术生活的家园,从某种程度来说至今依然如此。不论是文学刊物的作家,还是剧院里的演员,或者是我去买书的那七八家书店的职员们,包括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旅客,比起生活安逸、却显得有点粗野和少教养的莫斯科同胞,这些人似乎在礼貌和受教育程度上都略胜一筹。如果这种感觉正确,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所撒下的任何种子,都会比在苏联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好地生根发芽。至于说一些考虑是否实际,比如是否有可能在列宁格勒建立一个英国领事馆?这不用说是另外一个实际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里和外界的交往肯定会像目前表现出来的一样相对比较容易和随意。目前流通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恰恰是因为这里没有外国机构和国家的常驻代表,从而使监控进入阿斯托利亚酒店旋转门的住客的工作变得轻而易举,那个门一次只能容一人出入,可谓插翅难逃(很奇怪,感觉倒蛮舒服)。当局也因此可以少操一些心。

  

   本文摘自译林出版社2012年8月版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第706页—第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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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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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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