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任之:论胡塞尔现象学中自身意识的反思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8 次 更新时间:2015-08-19 21: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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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任之  
由此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表态等等,而是说,它意指一切现象学上在现象学时间的关联体中‘可发现之物’(Vorfindlichkeiten)以及也许是‘已被发现之物’(Vorgefundenheiten)的统一体”(13)。因而在此之中包含着“前客体的、非对象性的”存在,这种“前现象的体验的存在”本身是“被体验到”的,而且是一种“单纯的”、“非对象性的”同时伴随着这些现时体现的体验本身的“被体验到”。
在1901年的《逻辑研究》中,除去上面提到的、易生误解的“内感知”的表述,胡塞尔也选用较少误解的“内意识”(inneres Bewusstsein)来标示这种“被体验到”,而在《逻辑学与认识论引论》(1906/1907年)以及《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则更为妥帖地将之称作“原意识”(Urbewusstsein)(14)。因此,胡塞尔此处所界定的第二种“意识”概念在根本上就不会意味着一种对象化的“内感知”,而是指伴随一切体验进行之本身、并对此体验进行自身的一种非对象化的“原意识”,它与亨利希和海德堡学派那里的伴随性的、前反思的、非对象性的“自身亲熟”指的是同一种现象学实事。
那么,这种“原意识”不仅是这些本身不能被对象化的“体验的抽象要素”的被给予方式,同样也是那些“体验”(感知)本身的被给予方式。特别之处只是在于,后者不仅仅是“原意识到”的,它还通过“反思”被“对象化”。简言之,“感觉材料”是被“体验到”(“原意识到”)的,而“感知”则既可以被“体验到”(“原意识到”),也可以被“反思”所把握。
如此说来,尽管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和表述(比如“内感知”、对象等等)常常会带来误解,但是胡塞尔在那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却是明确的。我们在意识流的进行之中,可以伴随性地、非对象化地、前反思地“原意识”或“内意识”到意识或体验的行进本身。因此,这样一种“原意识”或“内意识”也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自身意识”(与“自身认识”相对),这里所说的“自身”就是指意识或体验自身,“自身意识”就是意识或体验本身在其“流动”的同时被“非对象化地”、“伴随性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原意识”或“内意识”(以及带有歧义的“内感知”)在根本上不是一种对象性的“感知”或“表象”,所以,图根特哈特批评中的第一点是不能成立的。或者也可以说,图根特哈特努力以一种“非表象”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来代替胡塞尔这里的“内感知”本身并非一种“表象”,而是另一种的“非表象”,或者更好地说是一种“前表象”。

   基于此,胡塞尔这里存在的就不是一个第一性的意识行为之进行(体验a),而后有一个新的、第二性的意识行为(体验b)对之进行对象化的表象,事实上,这里只有一条意识流,在此意识流行进之中,对此意识流之行进的“原意识”或“内意识”是这个意识流自身之中不可分割的要素,而且,正是这一伴随性的、不可分割的要素本身才使得那样一种随后的对象化的、反思性的“体验b”得以可能。就像耿宁曾借用瑜伽行派的比喻所做的说明那样,意识进行与其伴随性的原意识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刀(刀可以切割它物,但不能切割自己),而是像灯(灯可以照亮其他物,同时也照亮它自身)。(15)就此而言,并非像图根特哈特所说的那样,胡塞尔在x≠z的模式下探究自身意识,实际上,胡塞尔与亨利希和海德堡学派(当然还有布伦塔诺等)一样是在x=z的模式下讨论自身意识的。而且,不同于图根特哈特对论题化的、命题化的自身认识的强调,胡塞尔这里所谈的仍然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前反思的、非论题化的“自身意识”或“原意识”,是“非本我论的”,或者说,在这里并不需要一个对“自我”的预设。这一点无疑使之更为接近亨利希的“自身亲熟”的立场。
但是,与亨利希和海德堡学派不一样,胡塞尔并没有仅限于前反思的维度,事实上,“反思”的维度才是其现象学的重中之重。换言之,图根特哈特对于海德堡学派的批评不会适用于胡塞尔,胡塞尔并没有放弃反思,更没有勾销或窄化传统的自身意识理论的主题。胡塞尔在1913年重新开始讨论“纯粹自我”,那么,他又是如何来谈论“我”的给予性的呢?
胡塞尔在这里使用了图根特哈特和海德堡学派都视为“循环”困境之同等物的“反思”概念。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胡塞尔发展了一种现象学的自身意识理论的反思模式:纯粹自我和人格自我都是一种反思的自身统觉的对象。(16)“每一cogito(我思)的本质中一般都包含着如下这一点:一个被我们称作‘自我—反思’(Ich-Reflexion)的新的类型的cogito在原则上是可能的,这个新的cogito在之前的、自身现象学地变化着的cogito的基础上把握到该cogito的纯粹主体”(17)。显然,胡塞尔这里将一种与意识流行进之中的、自身流变着的“我思”相比而言是新的类型的“我思”,也就是一种次生的、第二性的“我思”称作“自我—反思”,正是在这一“自我—反思”中,纯粹自我作为对象而本原地被给予。无论是那些自我在其中现时地生活着的“突显的”意识体验,还是那些自我非现时地生活着的“背景”意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反思”中被认识到的。正是反思使得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作为现象学研究对象的“纯粹意识领域”被给予出来。
这里的这种新型的“我思”,并不仅仅是指“自身感知”,实际上也是指那些“相应的自身把握之变式的可能性,即一种自身回忆、自身想象等等的可能性”(18)。简言之,这样的一种第二性的、新型的“我思”或“自我—反思”是一种对象化的意识,在它之中,纯粹自我自身被给予。当然人格自我同样也在这种反思中被把握到。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一种“自我—反思”对“自我”的对象化的把握的现象学本质结构是怎样的?它是否还会陷入传统自身意识“反思”模式的循环困境之中,或者说,它如何规避这种循环困境?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里的问题:首先是这种对象化的“自我—反思”和“原意识”之间的关系,其次是这种“自我—反思”本身的结构。
前文提到,传统自身意识理论反思模式意味着一种“主我‘反思’客我”,它陷入循环困境的症结主要在于,如果要避免一种无限回退,人们需要确知这个进行反思的“主我”是如何把握到自身的。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自身意识理论,就像在亨利希和海德堡学派那里一样,在意识流行进的同时存在着一种伴随性的“原意识”,它是前反思的、非对象化的。正是这种原意识或自身意识使得一种“意识流的自我极化(Ich-Polarisierung)”得以可能,因为自我在这里首先意味着一种“与格的我”(mir)(19),是“ego cogitio”中始终“在着”的、构成一种“归化”的“自我极”(它既可以指一种形式的、空乏的自我极,也可以指一种个体性的、人格的习性极)。因此,恰恰是在这种“原意识”之中,“活生生地意识”非对象性地“亲熟”其自身。这种“原意识”始终是第一性的,它构成了随后一切类型的“反思”或“自身把握之变式”赖以可能的基础。“自身感知是一种反思(纯粹自我的自身反思),并且就其本质而言预设了一种非反思的意识”。(20)换言之,在胡塞尔这里,一种第一性的原意识为其后的、次生的“自我—反思”奠定基础,因此在传统自身意识理论中反思模式的那种困境就消除了。“反思”并非是全然不好的,只要它不去“僭越”它自身的本质。
不仅如此,如同图根特哈特一样,胡塞尔也正是在对这种“自我—反思”的本质结构的现象学考察中探究了“自我”的问题,从而也避免了像图根特哈特所批评的海德堡学派那样勾销了“传统自身意识理论”中的“自我”这一重要维度。
问题是,在胡塞尔这里,这种“自我—反思”的现象学结构怎样?或者说,这种反思的对象是什么?是孤零零的“我”,孤零零的“”,或是一个整全的“我”?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第一哲学》讲座中,胡塞尔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由于现象学还原的这种“加括号”,“我获得了我的如其真正地和纯粹地在自身中存在或曾存在那样的作为体验的‘我感知’。我获得它作为我的超越论的主体性的成分,这种超越论的主体性从它那个方面说,只应该是自我和自我生活,如其在自己本身中和为自己本身所是的那样”(21)。在这里,胡塞尔告诉我们,借助于一种现象学的悬搁,即我们不去管世界存在还是不存在,仅仅去关注那些自我在其生活中对于世界的经验,我们所获得的就是一种“我感知”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之中,世界作为一种现象作为一种意识被包含在内。

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胡塞尔这里试图表达的意思。比如,当我走近文科楼,我素朴地、直向地观察它,继而获得对它的感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专注于文科楼时,我是以一种“自身迷失”(Selbstverlorenheit)或者“忘却自身”(selbstvergessen)的方式进行感知的,也就是说,我完全投身于对这栋楼的打量、观察中,“自我”并没有凸显,它“迷失”了。但是这里所说的“迷失”主要是指它没有被主题性的关注到,事实上,就像胡塞尔对于“注意意识”(attentionales Bewusstsein)的强调那样,在这种意向性的“感知行为”中,“自我”始终是现时地生活着的。那么,在这里的这个对文科楼的专注感知的例子中,这个意识行为的根本结构就是一个三重体:本我—我思—我思对象(ego-cogito-cogitatum)(22)。它包含着一个始终“现时地”生活于其间、但又“自身迷失”了的ego(我),一个具体的进行着的感知(cogito)以及与之相关的cogitatum(被感知到的对象,文科楼)。就此而言,一个当下意识行为的现象学的本质性结构的“独一无二”之处就表现在语法上的“主语—宾语—述谓”中。(23)
现在,这个对文科楼的关注的感知行为在“自我迷失”之中“流过去了”,我开始尝试“回过头来”“反思”我刚才的行为,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后)“反思”的行为中成为对象的究竟是什么?它不是文科楼(我思对象),它也不单单是感知行为(我思),它更不会是那个“自身迷失”的我,而毋宁说,构成(后)“反思”行为对象的是刚刚流逝过去的那个“三重体”ego-cogito-cogitatum,那个语法上的“主语—宾语—述谓”。这里我们发现了胡塞尔现象学进路与图根特哈特的语义学进路的惊人的一致之处,这里的“三重体”,这里的语法上的“主语—宾语—述谓”不就是图根特哈特所强调的那个整全的、不该被切割的“我”吗?很显然,并不是像图根特哈特所理解的那样,任何“自身意识”理论的意识哲学的进路,或者说“自身意识”的“表象”模式都会纠结在“主我”和“宾我”(mich)这样的分裂中,都会纠结于对“我”的不合宜的切割中。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意识哲学进路恰恰坚持了对“反思”之对象的整全性的把握,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现象学反思的对象就是一种“我”,但它首先是一种前语言的整全的“我”。
在现象学的反思中,“我”作为反思的自我执行了一种“反思—返向抓取”(zurückgreifen),藉此而将那个素朴的已经流逝的感知行为和忘却了自身的自我重新“发觉”出来,也就是说,恰恰是在这种反思之中,在这种“后发觉”(Nachgewahren)之中,这个进行着反思的“我”“拥有了我在‘我感知’这个行为中的再次出场,在这种再次出场中,我使那个忘却自身的自我和先前未被感知到的‘我感知这栋房子’变成我通过把握而指向它的被感知内容”(24)。正是反思,使得之前的那个意识行为本身(我对文科楼的感知)成为了对象(这个意识行为之三重体在之前并没有被感知到,在之前被伴随性地、前反思地、非对象化地“原意识”到的只是意识行为体验),而不是直接将这个意识行为的对象(文科楼)取过来作为反思的对象,而且,也正是反思,使得在之前那个意识行为之中“自身迷失”的自我得以“再次出场”,并且是在这个三重体之中的出场,或者说,反思使得这个原本自身迷失的自我被激发出来成为可被把握的。所谓的“自身认识”或者“自我—反思”恰恰就始终是在对所有那些“三重体”的反思性抓取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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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8月18原载《世界哲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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