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立宪与革命:俄国1917年的历史根源

——兼与秦晖教授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8 次 更新时间:2005-12-02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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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  

  但是现代地主经济的经济组织却可以归结为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基本制度——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上述两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在许多地主田庄上相互结合,并被应用到各种经济工作中去”[19]。农业生产方式的不易改变则无法产生成熟的工商业,而无成熟的工商业则无从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由此,帝国在工业化层面上又一次陷入了一场混乱而无法自拔的噩梦之中。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只能证明绝对主义国家在1861年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在1861年后帝国的前景幕布之中,纷繁各异的对抗正在加剧,各种思想流派的纷争无可避免地以正面形式展开,自由主义在获得了瞬间的主流地位之后再一次被帝国所边缘化,左派运动也越来越炽,并成为了取代自由主义之后的社会思潮的主流。非但帝国政权的外部力量处于混乱之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帝国的内部力量也产生了混乱,在1861年之后,国家机构中的内务部与财政部时常发生冲突,内务部强调稳定,有妥协地支持工人,但也坚决打击工人的罢工运动;而财政部则站在新兴产业阶级一边,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斗争,这一帝国政权的内部矛盾,充分显示了改革使帝国走上新的道路,混乱但也前途未卜的道路。如果把1861年之前——尤其是尼古拉一世的帝国看成一个虽是潜流涌动,但其高压专制局面尚可控制的濒危政府的话,那么,1861年之后,它却成了一个异常混乱、对抗异常激烈的帝国。打破这一混乱局面而重塑统一,惟有这一绝对主义国家的最后咽气。

  严格说来,1860年代之前的俄罗斯思想界,并不存在整全统一的社会思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执于“莫斯科之昔日荣耀”还是“彼得堡之未来文明”,都不过是一种文化争执,尽管间或可能涉及政治和社会议题,但其话题的核心部分还是停留在文化争执层面之上,究其原因,不外乎政府之高压与俄罗斯思想之萌芽状态。1860年之前,唯一一个稍具政治性质且组织松散的小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团聚在别林斯基与赫尔岑或霍米雅科夫周围的,不过是文化人、德国哲学爱好者,而对于老大帝国之土地与及农民的发见,惟有赫尔岑去国之后,经德国人的指点,始认出俄罗斯之农村公社是非但可以引领俄罗斯走出既区别于沙皇专制,又能摆脱资本主义之丑恶的“第三条道路”。按艾恺的分析,1840—1860年间,俄国知识界主要由三股相互竞争的思潮所把持,除斯拉夫派之外,另两股思潮分别是“一是西化派,或称现代化派,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所倡导;另一是保守的‘国家正统派’,是为国家的官方教条,其主要人物有科门也柯夫,伊凡?契里夫斯基……”[20]。需要进一部区分的是,“国家正统派”在1860年代之前后,并非俄罗斯知识阶层之中的一员,即使温和如屠格涅夫,也将卡特科夫之流的鹰犬视为“时常发作的关节炎”,更遑论俄国的激进派。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以来以来,俄国知识界与政府经历35年的揆隔不合之后,首次在改革这一旗帜之下与政府达成了表面上的一致。然而,改革的欺骗性与不彻底性,彻底激怒了俄国激进派,并使俄国之自由派人士委疑难决,非但俄国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两面一心的雅驽斯”之局面从此一去不复,更使激进派与自由派之间拉开一条巨大的鸿沟——两派人士无复前此之友善往来。依照伯林的看法,“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敌人往往来自右边——君主主义者、教士、支持政治或经济寡头体制的贵族。盖此辈掌权治事,对人的贫穷、无知、不公、剥削及堕落,若非推波助澜,即是无动于衷”[21]。但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却使俄国生出一个巨大的悖论,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尽管改革之中进一步剥削了原国家农奴与自由农奴的土地,同时地主治权之下农奴的土地亦复为地主所肆意掠夺,但无论如何,改革给出了一个“解放农奴”的自由征象。自由派人士虽有反抗意识,但自此之后则开始与政府合作,致力于地方自治与中央官僚机构的改革,希冀通过合法化的努力使俄国渐行宪政之道。而激进派人士则愈加不满,以为沙皇行改革不过是一骗人之把戏,职是之故,他们号召两京大学生以及受教育者潜入底层,发扬民智,倡村社主义——此则俄罗斯之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之根由,又因受政府之压制,激进派人士更进一部分裂,或图谋以暗杀改变政治格局,或潜遁异国,寻求西方精神滋养以救治俄罗斯之沉疴。

  1840—1860年代,俄罗斯绝对主义由一统一而沉闷压抑的封建帝国而转化成混乱分裂的半开明的君主—贵族专制帝国,帝国的思想界也由虽然各自诉求不一、但保持了形式统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急遽分裂。

  

  范式转换:自由主义的衰弱与左派运动的兴起

  

  诸神纷争

  “诸神纷争”,是马克思?韦伯面对现代性语境所下的一个断语。马克思?韦伯对于欧洲与世界现代性的探讨至今为止仍然最具深刻原创性魅力,马克思?韦伯对于欧洲现代性或资本主义起源的经典分析架构于其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分析之上,在韦伯的诸世界宗教与伦理的分析之中,他认为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建立于新教伦理之上,这一经典性的分析把基督教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在近代欧洲萌芽的首要条件,从而使欧洲之外的世界成为被“拖入现代性”的国家,也因此,世界被划分成内部(欧美民主自由国家)和外部(欧美之外的国家)。

  在佩里?安德森这部研究晚期中世纪向现代性欧洲转化的杰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之中,安德森区分了欧洲的绝对主义和俄国、土耳其的绝对主义。安德森的绝对主义概念发源于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所分析欧洲绝对主义时,绝对主义常用来指称西欧中世纪晚期向资本主义过度时期的“绝对君权”,而指称东方时则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主义”,这一东方(或外部世界,也包涵着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马克思将绝对主义纳入历史目的论的框架之中,将绝对主义视为向资本主义过度的一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尽管试图在他的著作中一洗历史目的论的论述框架,但在有意无意之间仍然将俄国的绝对主义纳入到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目的论框架性分析架构之中。

  在前述两种对于现代性的生成的经典分析之中,都将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于西方的外部世界,而俄罗斯由绝对主义向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过程则被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之中,亦即这一外部世界是作为一个被拖入现代历史的世界,这一外部世界的思想世界将由内部世界所提供的思想理论方法所划定。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之中,普遍存在着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独立于欧洲和世界而存在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种普遍的认同之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在分歧:俄罗斯或担负着拯救堕入现代泥淖的欧洲的重任,或是现代欧洲的自由民主精神必将拯救东正教俄罗斯的黑暗陈腐。无论是哪种论述,都将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视为其理论坚核。在宗教哲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教授的《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这部探讨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东正教伦理的关系的杰作之中,叶夫多基莫夫也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乌托邦作风与东正教的“第三罗马”说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22]。这一分析的叙事框架之中隐约蕴涵着东正教伦理与现代性精神的讨论,但其探讨方法却依然是援引西欧早已建立的叙述框架。

  现代俄国史的开端,即十七世纪晚期,这是元历史概念的确立,是与彼得大帝引导俄罗斯帝国与西欧交融开始的,无论如何,这一事实只能证明东正教的伦理资源并不足以引发俄罗斯的现代性,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关于改革的争执恰好形成了对俄罗斯现代性的认同或否定,把彼得大帝改革这一既成事实当成俄罗斯现代性的开端的话,斯拉夫派的思想资源恰好正是启蒙主义,只不过他以一种援引或融合了德国“反启蒙”的浪漫主义思想资源的方式展现出来[23],而现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史则是以启蒙思想为其精神资源展开的[24]。

  自由主义的衰弱左派运动的兴起 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父与子的对抗将被描绘为更加复杂的思想纷争: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守旧与革新等等,在前一历史语境中,父与子的对抗之所以出现是帝国的自我更新并不能满足激进派所提出的社会政治要求,反而加深了这一本来就濒临危机的上层与下层的社会危机,从而使帝国陷入了长期与下层(包括要求实行公正改革的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派)之间的紧张状态,而在后一语境中,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思想界的纷争将不仅仅被理解成帝国与“激进知识阶层”的冲突,更应当被理解成知识阶层内部的冲突。在帝国的改革本身已经使其统治失去了往日的合法性,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社会民主派,都对帝国的统治持保留态度,只不过两种态度之间存在着天壤地别的差异,也因谋求改变传统帝国的方式不一,而导致冲突的产生。在这里,历史语境与现代性语境已经混合在一起,从而其使站在一个纬度上加以考察这一事件分析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单向度的思考方式。

  那么,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下难以挽回历史败局,而左派运动则日益强健?同样是现代性的政治思想方案,同样是致力于使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方案,自由主义却在1861年之后却无可避免地暗淡下去,难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内在因素究竟何在,其内在因素与当日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又如何?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一股政治思潮,在1861年之前就在英美获得将思想安排进实际制度之中,尽管当日在欧洲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相对抗,但1861年之前在俄罗斯却并没有传播,更遑论国家政治制度安排。在论述俄罗斯思想与俄国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中,往往忽视最为重要一点,即俄罗斯左派运动的兴起恰好是在自由主义衰落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与帝国的对抗之中产生的,这一思路将可能提供一条更为广阔大道以分析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努力。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竞争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思想界的主题,究竟哪种力量更有能力安排当下俄罗斯之政治制度,或为改革之后的艰难局面提供一条通往未来“理想政治”的合理道路,这是当日俄罗斯知识界最为关切的问题。“知识分子何不以观念创制一个有利其发展的国家”?这一尝试在俄国大命之前并非没有——俄国自由主义从其谱系来看,一直可以追溯到历史学家格莱诺夫斯基。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亚战争师败辱国,此前一年,被赫尔岑称为将永受诅咒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此役失败,非但使朝野震惊,更使国人愤慨难当,即在此前7年,俄国的宪兵犹自横行欧陆,充当1848——1849年间欧洲守旧势力的保护人。。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力争排除其父给知识界以及上层开明贵族的恶劣影响,又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不得不摆出开明的姿态,谋求改革。改革尚在议论之际,来自知识界中激进派的压力似乎有所缓和,一贯姿态激进的俄国左派领袖人物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对改革抱以巨大期待,俄国自由主义者卡维林等人自不待说,下层农民更是翘首以盼,希冀早日能免费分到田地并获得人身自由。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摆脱农奴制度依附关系”的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改革使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的实行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此次改革,虽然在实际已驱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改革之中尚存的问题甚多,农奴制问题在根本上依然没有解决,并促使原先的地主阶级与封建贵族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走英美民主道路的理想在实质上没有得到丝毫满足,——这不仅是自由主义者对沙皇本人的期望值过高,其根源性的因素是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强大的封建势力而只能冀望于自上而下的变革。在激进左派人士看来,改革乃一次彻头彻尾的骗局,至此,左翼知识分子与专制体制彻底决裂,专心于推翻政府为业。一九零四年,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在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面前再度溃不成军,号称拥有世界领土六分只一的大帝国,竟败于东方一方始开化的黄种岛国之手,国内舆论愕然,偌大一帝国,再不改革,必成烂死在“中世纪的中国”的后继(梅列日科夫斯基语)。一九零四年之前,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已有复苏的趋势。虽然政府屡次胁迫,但各地的集会仍然不断,各种小册子也随之四下流传。俄国的自由主义按其路数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路,第一路转化自原来的民粹派。信奉农民村社与暴动的民粹运动在1880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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