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

——杨生茂教授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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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 (进入专栏)  

  

  杨生茂,字畅如,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肄业于燕京大学(1938-1941),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4),1946年于斯坦福大学获硕士学位。1947年9月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95年退休。曾任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历史组成员、《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等。[1](封二)

  杨生茂是中国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这两个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本人不只一次地告诉他的学生和同事,他所作的工作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学人打个基础、铺个路。"假如美国史研究需要几代人努力方能攀上高峰的话,我辈人恐怕正是人梯的最底层。若能发挥一点这样的作用,亦于愿足矣"[2](p280)[3](p350)。为此,他把自己个人美国研究史的论文集命名为《探径集》,再一次表达了他作为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铺路者的心声。

  在杨生茂这一代学者之前,中国也出现了像周谷城、齐思和、雷海宗这样中外兼通的世界史大家,但就专业训练和学术旨趣而言,他们对中国史的兴趣远比对外国史浓厚,其学术成就也主要体现在中国史领域。在外国史领域,他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教材的编纂和对近代以前世界史的研究。尽管他们的贡献很大,但还不能说是专门的外国史研究学者。

  在他们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代职业外国史学者,如南京大学治欧洲外交史的王绳祖和治英国史的蒋孟引,武汉大学治世界史的吴于廑,中国社会科学院治美国史的黄韶湘,东北师范大学治美国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丁则民,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南开大学杨生茂,等等。这批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40年代在欧美留学,且专攻外国史,回国后也一直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以外国史教学和研究为业,且主要注意近代以来的世界。   

  一般说来,学术活动总是在继承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学术活动都是一种为后来人的铺路工作。但是,万事开头难,有的人是在杂草丛生的荒原中开路,有的则是把现有的路径夯实、加宽或延长;有人铺的路虽然并不开阔,但方向对头,基础扎实。与此相对的,有人铺的路看上去四通八达,但实际上却不着边际,漫无方向;还有人铺的路花开满径,华丽无比,但却是避重就轻,均为表面文章。这些学术道路,根本经不起后人和时间的重压,最终成为遗害后人的"豆腐渣"工程。   

  毫无疑问,杨生茂的铺路架桥工作属于前者。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为了给中国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架桥铺路,杨生茂扮演了学术组织者、教育家和研究者等不同的角色,并都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

  

  一 认真的学术组织者

  

  杨生茂对中国美国史学科的贡献,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当时,国务院为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决定在国内有关大学成立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当时叫"据点",简称为"点"),杨生茂奉命在南开大学组建了国内最早的美国史研究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组织同事,收集外文资料,编纂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和《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辑》(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7年和1981年出版),出版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77年)。

  虽然这些资料编纂工作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但是,其从基本文献资料入手的做法,却证明了杨教授的远见卓识,也为南开美国史研究注重文献资料的传统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杨生茂又和黄韶湘、刘绪贻、丁则民等一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外国史研究社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使之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共同体中最为活跃和充满生气的一个学术团体。它20多年来连续出版的学会通讯,更令国内其他外国史研究会所侧目。在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的支持下,他又和刘绪贻一起,整合学会里的研究力量,连袂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从写作体例和写作提纲的确定,到初稿的修改和定稿的润色,杨生茂都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其投入的精力和付出的心血与如今多如牛毛的挂名主编不可同日而语。经过25年锲而不舍的努力,这套书终于在2001年以完璧的形式问世,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外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典范。(相关评价可以参见《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的专题笔谈。)如果说40年前,杨生茂创建的美国史研究室开创了中国美国史的建制性研究,那么,这套书的完成则是中国美国史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南开美国史研究项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六卷本《美国通史》是杨生茂和他的同事留给新一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的宝贵遗产。南开美国史研究项目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甚至是整个美国问题研究的前沿重镇,代表着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最高水平;美国史学会像一个大家庭,团结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而六卷本通史则像一个平台,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展学术的开放空间,一个争取更大学术进步的跳板。

  

  二 成绩斐然的史学教育家

  

  作为一位资深教授,杨生茂一生都把教书育人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其在教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教材编写和人才的培养上。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杨生茂就参加了教育部的全国文科教材项目《世界通史》的编写,担任其中近代两册的合主编。编写这套教材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极度匮乏,政治完全控制学术的年代,杨生茂和其他主编以历史学者的良知和教师的责任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认真工作,一丝不苟,为读者提供了比较准确的重要史实和世界政治的发展线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杨生茂、张芝联、程原秋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版。1977年、1980年两次再版。此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杨生茂教授是新中国第一家史学杂志《历史教学》(1951年创刊)的主要创办人和最早的编辑。二是,杨生茂教授参与主编过影响更为广泛的《高中世界近代史、现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年版)。因为杨生茂教授一直在大学从教,且一向做事低调,故他的这些贡献一直不太为人所知。)问题不少,既受苏联僵化的世界通史体系的影响,又受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哲学的束缚。但是,这套书的社会影响可谓空前绝后,一再重印再版,发行量据说在百万册以上。此书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在大学里广泛使用,因此可以说,至少有两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是从这套书里中,了解了近代世界的ABC。(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世界近现代史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2004年6月)上,冷战史专家、暨南大学大学历史系教授崔丕曾经深情地回忆,1973年,作为下乡的知识青年,他有幸在公社的供销社买到了这套书的1972年重印本。该书成为那个知识极端匮乏、精神非常压抑时代,他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据此,他认为该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教材范围。)为此,1987年该书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杨生茂教授的名字也随着教材的广泛使用而广为人知。   

  《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结构、内容和观点的泛政治化,与其说是杨生茂教授个人的自觉选择,毋宁说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替他和他的同事所作的集体选择。改革开放以后,杨生茂终于有机会抛弃这种泛政治化的编史模式。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史新编》[4]中,他和陆境生将政治演变、外交扩张、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创新纳入到统一的叙述框架,从而为国内美国史的教学和教材编写建构了一个新的体系。  

  此外,杨生茂还主持编写了《美国外交政策史》[5]、《美洲华人华侨史》[6]。这两部具有专著和教材两种功能的著述,都属于各自领域的开山之作,对于这两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相关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编写提供了范例和素材。   

  杨生茂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材编撰者,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教育家。作为教材编撰者,他的教材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作为史学教育家,他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美国史研究学者。  

  早在"文革"前,杨生茂就开始招收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文革"后又培养出中国第一批美国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从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到1995年正式退休,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杨生茂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1人、博士研究生6人。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的这些学生几乎没有从商从政的,也决少改行从事"时髦"学科的研究,而都潜心于史学研究,成为大学里的职业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的任东来,南开大学的李剑鸣、王晓德、赵学功,北京大学的王立新,这些活跃在今天中国美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核心作者,都出自杨生茂的门下。毫无疑问,就培养学生的数量而言,杨生茂远逊于今日众多的硕导、博导,但是,就所培养学生的质量而言,在中国世界史学科中,杨生茂如果不是最突出的导师,也是其中之一。  

  此外,像很多涉外学科的教授一样,杨生茂曾经推荐了不少自己的学生出国深造。其海外学生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生茂的教学水平和专业影响力。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成为最早的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大陆研究生。毕业后,他们也都找到了很好的教职,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而且,与众多国内美国史研究生去美国学中国史不同,他们最后的博士论文做得都是与美国有关的题目。

  

  三 出色的研究者

  

  对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外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够在教材编撰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像杨生茂那样的贡献,就足以让他获得职业的成功感和人生的成就感。但是,杨生茂却从来没有满足于此。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历史学家,他似乎没有认同过所谓"述而不作"的中国人文传统,而是以蜜蜂采蜜般的辛苦劳作,在相当简陋的研究条件下,苦苦地劳作,寻求并实现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梦想。

  在中国,一个外国史研究者先天注定要面对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作为历史研究者,他必须进行基于第一手文献基础上的原创研究,这是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特点;但是,他所面对的外国历史课题,却因为客观研究条件的制约,在材料的占有和发掘上,与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本国同事和外国同行相比,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困境给中国任何一位严肃的外国史研究者带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困惑甚至是苦恼: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价值?在评论杨生茂的学术成就时,李剑鸣就感叹,以杨先生的史识和学力,他如果治中国史的话,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7]

  由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缺乏这一结构性缺陷,使外国史研究在中国史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国史学界中,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外国史学者所付出的劳动与其所得到的社会承认基本不成比例。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很难用外语在其研究对象国发表研究论文,同时,国内的国史研究者对外国史研究大多不屑一顾,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地位实在是让中国外国史研究者非常尴尬。

  面对这样的尴尬,杨生茂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凭借自己的刻苦和智慧,在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做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一流的学术成果。不论是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成果来衡量,还是与美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学史的成就相对照,杨生茂的工作都毫不逊色。

  对杨生茂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赞扬者或是从"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提供借鉴"[8](p399),或是从"寻找中美史学发展的契合点",弘扬祖国"史学史的优秀部分"[9](p372,376)加以赞扬。这些评价固然不错,但似乎还不够,还应该从与国外学者进行平等对话、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认识杨生茂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因为这一角度也是杨生茂自己一再鼓励其学生努力的目标。他一直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和同事,不仅要吸收外来有益的东西,而且"还须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缔造"[10](p272)[11](p285)。从他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生茂是怎样身体力行实践着这一目的。

  作为一位在美国受过严格史学训练长达六年之久,且不断追踪美国学术研究最新发展的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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