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章:评黑格尔的矛盾逻辑和他对逻辑基本规律的误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8 次 更新时间:2015-07-24 19: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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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章  

   黑格尔在鼓吹他的辩证法(核心是对矛盾的承认)的同时,也在歪曲或误解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下面我们将一一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黑格尔对矛盾律的“论证”

   逻辑中有个不矛盾律(有时也被称为矛盾律,为了不与黑格尔的所谓矛盾律相混淆,这里称为不矛盾律),意思是说,在一个语句及其否定句中,至多只有一个是真的。根据这一规律,任何事物都不具有矛盾的性质,比如苏格拉底并不(既是哲学家又不是哲学家),因为“苏格拉底是哲学家”和“苏格拉底不是哲学家”这两者并不都是真的。但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公然违背这一规律,而主张一切事物都具有矛盾的性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对芝诺的飞矢不动悖论的矛盾解决:

  

   外在的感性运动本身是矛盾的直接实有。某物之所以运动,不是因为它在某个时刻在这里,而在另一个时刻在那里,而是因为它在同一个时刻既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因为它同时既在这个这里又不在这个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古代辩证论者所指出的运动中的矛盾,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运动,而倒不如说运动本身就是实有的矛盾。[1]

  

   这一矛盾解决后来被恩格斯照抄在了《反杜林论》一书中: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2]

  

   这种解决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物体,无论运动与否,都不会在同一时刻既在某个位置,又不在这个位置。相比于黑格尔的矛盾解决,我们倒是宁愿接受飞矢不动的结论,因为它至少不比黑格尔所拥抱的赤裸裸的矛盾来得更荒谬。[3]

  

   黑格尔为什么这样理直气壮地坚持矛盾律呢?因为他认为它是建立在确凿无疑的语义分析的基础上的。

  

   黑格尔分析了具有“A是B”这种结构的简单句。据他的分析,这些语句“看上去是在说‘主词就是谓词’;但由于谓词并不被认为是主词所是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矛盾。”[4]

  

   我们首先指出,“A是B”这个语句模式的例句是需要进一步归类的。(1)当“A”和“B”分别是单独词项(专有名词或其他旨在命名或指称某个对象的词)和概括词项(用来描述对象的词)时,“A是B”的例子可以被归入谓述语句模式“Fx”(即“x是F”)。黑格尔所举的“A是B”的大多数例子,比如,“盖尤斯是博学的”、“这朵玫瑰花是红色的”、“这朵玫瑰花是一株植物”、“这枚戒指是黄色的”,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2)当“A”和“B”都是单独词项时,“A是B”的例子可以被归入等同语句模式“x=y”(即“x等于y”),比如“晨星是暮星”、“斯科特是《韦弗利》的作者”、“第25任美国总统是第一位42岁就职的美国总统”,等等。引人注目的是,黑格尔在讨论“A是B”这个语句模式时,并没有举过这样的例句。[5](3)当“A”和“B”都是概括词项时,“A是B”的例子可以被归入全称语句模式“F⊆G”(或“(x)(Fx→Gx)”),即“所有F都是G”,例如“金子是金属”(这是黑格尔的例子)、“人都有一死”、“雪是白的”、“白马是马”,等等。

  

   根据我们的归类,黑格尔实际上将“A是B”看作第二类语句,即等同语句。但黑格尔所举的例子却只有第一类和第三类语句。因此这里的混淆是明显的。他把只能纳入到谓述语句模式的语句(“这朵玫瑰花是红的”)或只能纳入到全称语句模式的语句(“金子是金属”)误读成了等同语句[6]:这朵玫瑰花等于红,金子等于金属;但明显地,这朵玫瑰花并不等于红,金子也不等于金属。于是矛盾就这样被炮制出来了:这朵玫瑰花既等于又不等于红,金子既等于又不等于金属。

  

   黑格尔对“是”的不同用法的混淆,罗素多年前即已经指出来了。

  

   黑格尔【对矛盾律】的论证完全依赖于在表示谓述的“是”(“苏格拉底是有死的”)和表示等同的“是”(“苏格拉底是饮了毒药的那位哲学家”)之间的混淆。由于这种混淆,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有死的”一定是等同的。看到它们其实是不同的,他没有像别人那样推论这里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而是认为它们展示了“差异中的同一”(identity of difference)。又,“苏格拉底”是特殊的,“有死的”是一般的。因此,他说,既然苏格拉底是有死的,可见特殊即是一般,在这里他把“是”都当作表示等同的词。但是说“特殊即是一般”是自相矛盾的。黑格尔仍然不怀疑这里有错误,而是将特殊和一般综合于个别(individual)或具体的一般(concrete universal)之中。这是一个例证,表明那些堂而皇之的哲学体系,如果不小心的话,其基础可能只是一些愚蠢而又浅薄的混淆。如果这些混淆是有意为之的(事实上不是!),人们本来是可以将它们当作双关语对待的。[7]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读或混淆?原因在上面的引文中其实已经提示出来了。黑格尔不慎将语句“A是B”和语句“主词(‘A’)是谓词(‘B’)”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语句。举例说明。“‘玫瑰花’是‘红的’”是关于“玫瑰花”和“红的”这两个词的语句,而“玫瑰花是红的”虽然使用了“玫瑰花”和“红的”这两个词,但它却不是关于这两个词的语句,而是关于这朵玫瑰花(这可不是词)的语句。由于这一使用和提及之间的混淆,“是”的不同用法将会被抹煞,而一律化为等词;和“A是B”不同,“‘A’是‘B’”可以一律纳入“x=y”的模式。

  

  

   二、黑格尔对同一律的误解

   以上对单独词项和概括词项的不加区分,以及在“是”的不同含义之间的混淆,在黑格尔对同一律的理解中继续存在。在现代逻辑中,同一律的含义是:任何事物都与自身等同,其实例的模式是“x是x”(即“x=x”),其中“x”是任何(非空的)单独词项。黑格尔对同一律的上述含义并无异议,但他给出的实例却分属于“x是x”模式和“F是F”模式。“x是x”的例子:“上帝是上帝”、“空气是空气”、“磁力是磁力”、“科学是科学”、“精神是精神”、“同一是同一”、“这颗行星是这颗行星”、“这个月亮是这个月亮”、“这个大海是这个大海”。“F是F”的例子:“一株植物是一株植物”、“一颗行星是一颗行星”、“一棵树是一棵树”、“一头狮子是一头狮子”。黑格尔的著作中甚至还有一个实例,无法纳入到上述任何一个模式:“这株植物是一株植物”。[8]

  

   虽然黑格尔将那些不属于同一律的实例算做同一律的实例,这应该算是一个错误,但这个实例扩大化的错误并不算严重,因为无论是模式“x是x”,还是模式“F是F”,甚至模式“这个F是F”(“这株植物是一株植物”所从属的模式),都是有效的逻辑模式,因此其实例都是逻辑真。我不知道黑格尔有没有逻辑真这个概念,但黑格尔关于同一律的有些议论是与当代逻辑学家一致的。他说到同一律“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同义反复,”[9]他还说到“任何人在面对‘A是A’、‘一棵树是一棵树’这样的命题时,他都会立即加以承认,并且会说,它们直接就是自明的,并不需要任何确认或证明。”[10]自明性或潜在自明性,不只是同一律及其实例的特点,而且也是所有逻辑真的特点。

  

   但黑格尔的误解也正从这里开始。他认为,正因为同一律及其实例都是自明的,所以“遵照这种自命的规律所说出来的话(行星是行星,磁力是磁力,精神是精神),只配被称为蠢话。”[11]进一步地,如果人们不想只说这些自明的蠢话,那就只能陷入自相矛盾。据黑格尔说:“同一律断言A只能是A,而不能是B;同样地,B只能是B,而不能是A”。[12]从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知道,“A是B”在黑格尔那里是自相矛盾的。

  

   这完全是对同一律的误解。同一律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说“A是A”这样的蠢话,而只意味着人们不能说“A不是A”这样的荒唐话;正像数学中的加法加换律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说“a+b=b+a”这样的蠢话,而只意味着人们不能说“a+b≠b+a”这样的荒唐话一样。与“A是A”相矛盾的不是“A是B”(即使“B”是不同于“A”的词),而是“A不是A”。

  

   他对同一律的误解还不止于此。他进一步认为,同一律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以下是他在大小逻辑中的说辞。《小逻辑》:“命题形式本身与它【即“A是A”——引者注】是矛盾的:因为每一个命题都承诺了主词和谓词之间的一个区别,但现在这个命题却没有满足它的形式所要求的这一点。”[13]《大逻辑》:“命题形式可以看成是一种隐藏的必要性,它在抽象同一性之外增加了构成反思性运动的额外因素。”[14]

  

   据黑格尔说,没有差异的同一只是抽象的同一,这是一种片面的同一性,而全面的同一性必须考虑到差异。但问题是,如果一个等同陈述“A是B”是真的,那么,A和B就是同一个东西,哪来的差异呢?这难不倒黑格尔,他在“命题形式”中找到了这种差异,因为其中的语词“A”和“B”之间是有差异的。

  

   但即使我们允许黑格尔混淆使用和提及之间的区别,他似乎也不能在以上两处引文中自圆其说。如果我们讨论的是“A是B”这种形式的语句,黑格尔还可以说“A”和“B”一般说来是不同的。但他的两处引文所讨论的却是“A是A”——“A是B”的子模式——这种形式的语句。他想说的是,不仅仅“A是B”蕴含了“A不是B”,而且“A是A”也蕴含了“A不是A”(或者用他的术语来说,即使是A与A之间的同一,也是差异中的同一)。这怎么可能呢?作为主词的“A”和作为谓词的“A”是同一个词,如何能说这两者之间有差异呢?为什么“每一个【形如“A是A”的】命题都承诺了主词和谓词之间的一个区别”呢?翻遍大小逻辑,都找不到答案。但在他的早期著作《耶拿体系》一书中发现的这个段落,却让他露出了马脚:

  

   “A=A”表达了(两个A之间的)转瞬即逝的差异。这两个A应该是不等价的……但A=A;这就是说,两边的A是同一个A。诚然,它们在判断中具有不同的位置,比如书写中的一左一右的空间位置,或口语中的一前一后的时间位置,但这并没有使它们成为不同的东西。这些差异转瞬即逝,因为人们无法说出哪个在左哪个在右,等等;它们因此仿佛就失去了左右之别,而成了同一个东西。[15]

  

   原来,“A是A”之所以(在表达了同一之外)还表达了差异,是因为左右两边的“A”,固然是同一符号,但所处的不同位置终于使它们到头来是不同的。在当代一个叫做“普通语义学”的语言哲学流派那里,也有同样的错误。比如,根据柯尔兹布斯基所主张的非同原则,“1=1”是假的;因为左右两边的数字的空间位置是不同的,所以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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