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法律涵量、法官裁量与裁判自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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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树臣 (进入专栏)  
致使其经济受到一定损失。故判决:一、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在《湖北法制报》第一版登报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一万元。宣判后,湖北法制报社和李汉江不服,以判决不公为由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文章主要反映省造纸公司在经营中存在违法行为,报道内容基本属实,不构成对省造纸公司名誉权的侵害。原审判决认定李汉江未通过正当途径取得《情况简报》,没有事实依据。据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2日改判:一、撤销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决;二、驳回湖北省造纸公司的诉讼请求。

   综合上述两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规范的“法律涵量”由A→B→C→D是递减的,而法律规范内容的具体细致程度又是递增的。从立法角度而言,不同“法律涵量”的法律规范是构成国家法律体系的材料;而从司法角度而言,小“法律涵量”或具体细致的法律规范,是保证司法正常进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不论法官、律师、公众,他们常常容易从具体细致的法律规范中了解什么是法。

二、“法官裁量”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一)“法官裁量”的定义

   “法官裁量”即法官裁判之度量,是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选择、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具体案件作出评价判断,并作出处分的裁判自由度。“法官裁量”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简言之,两者都是法官基于法律规定,在专业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素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裁量”的基础,“法官裁量”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体现和度量界限。“法官裁量”在审判活动中具体表现为:法官对案件事实、性质、情节作出评价对行为人行为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对当事人作出具体处分的选择范围和限度,换言之,法官有权在多大范围内作出这样而非那样的裁决。

   (二)“法官裁量”的构成要素

   “法官裁量”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外在的构成要素和内在的构成要素,或者说法定的构成要素和内心的构成要素。外在的或法定的构成要素即“法律涵量”。“法律涵量”决定着“法官裁量”。“法律涵量”大,“法官裁量”就大,反之亦然。在只有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法官审判案件只能依据国家的法律政策(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经济政策等)。由于法律政策的“法律涵量”极大,致使“法官裁量”也极大。在只有法律而没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由于法律的“法律涵量”很大,致使“法官裁量”也很大。同样道理,在有司法解释(意见、规定)的情况下,“法官裁量”相对减少。有了司法解释(批复)和案例(假如被赋予准法价值的话),“法官裁量”就会更小。

   内在的或内心的构成要素即法官素质。法官素质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相同的外在构成要素(即“法律涵量”)的前提下,由于法官素质不同,对同类案件的裁量也就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统一和法律尊严。由于法官素质不高,敬业精神欠缺,对法条理解偏差,重实体轻程序,对证据的判断失误,对当事人缺乏必要的耐心,阅卷走马观花,不能抓住主要矛盾,甚至不能抵御周围非正当因素的干扰,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徇私枉法。可怕的是,枉法裁判和以权谋私有时还能够在“合法”的形式之下进行。而且这种违法行为,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地能够逃避法律的追究,但也远非百分之百地必然被法律所追究。

三、“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的合理配置

   从法律艺术的角度来看,塑造一个完美的法律规范体系,离不开大“法律涵量”的法律规范。但是就司法审判的角度而言,“法律涵量”是越小越好。法律最好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以及人们行为的各种方式、细微末节都详加规定、面面俱道,使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如作加减法一样简单明快。

   “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的合理配置问题,涉及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即“法体”和“法”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判例(事)是主要法律渊源,当时的审判方式是“议事以制”[3],即选择合适的判例来裁判。而且采取“当事人主义”和“集人来定”的众审制。法官的标准是“直”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4]。到了战国秦朝的“成文法”时代,成文法是主要法律渊源。“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5]法官的标准是“公”和“明”。即具有“公端

   之心”和“明法律令”。[6]简而言之,“判例法”时代“法官裁量”大,而“成文

   法”时代“法官裁量”小。在“法”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法家强调“法”(成文法)的作用,主张对法官的裁量权严加限制。儒家则要求充分发挥法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法网不要太密,以免束缚法官的创造性。

   那么,“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如何搭配才合理呢?从中国法律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单纯的“判例法”给法官太大的裁量权,单纯的“成文法”对法官的创造性又限制太多。只有把两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才能既发挥“法”,又发挥“人”的积极作用。换言之,当“法律涵量”太大时,既要发挥法官的创造性,又需限制法官的裁量权;当“法律涵量”太小时,既要限制法官的裁量权,又要发挥法官的创造性。这也许是法律实践和法哲学探索的永恒课题。从中国法律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在A、B、C、D四种“法律涵量”的法律规范中,最大、大、中、小(一部分)涵量的法律规范,即宪法、法律、司法解释(意见、规定)、司法解释(批复),是基本具备的问题是:第一,批复远远未能满足司法的客观需求;第二,这是最重

   要的,案例没有走到前台,发挥真正的作用。由于案例的缺席,使“法律涵量”居高不下,

   造成“法官裁量”过大,这也许正是当前司法不公、司法不一的顽症所在。因此,实现“法

   律涵量”与“法官裁量”的合理配置,必须请案例出台,启动“裁判自律”工程。

四、启动“裁判自律”工程

   所谓“裁判自律”,简而言之,就是人民法院和法官在裁判活动中不仅要受法律、司法解释的约束,同时还应当受自己制作的判决和裁定的约束。人民法院和法官制作的判决和裁定,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结果。它们不仅对案件当事人具有约束性,即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履行判决、裁定中规定的义务,而且,它们对其制作者——人民法院和法官,也具有约束性,即人民法院和法官在遇到同等案件时也应当如此判决和裁定。因为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裁判活动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朝三暮四的,人民法院和法官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使同样的案件得到同样的裁判,以保障国家法律表现在时间上、地域上、对象上的同一性,即法律的统一性。

   大体而言,人民法院和法官制作的裁判有两种:一是错误的,二是正确的。错误的裁判一经某种渠道被发现和确认,就应当依法定程序加以纠正。这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必然要求,是两审终审制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宗旨之所在,也是当前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正确的裁判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成果是不应当被浪费的。它们是法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抽象的法律规定与具体案件事实相结合的产物,是国家审判实践在微观领域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因此,人民法院和法官制作的裁判带有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形象性、具体性和可比性。如果说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是对法律行为的性质(合法性、违法性、犯罪性)和责任作出的抽象性的、一般性的、原则性的描述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和法官制作的裁判,便是对某一具体法律行为的性质和责任作出的具体的、详细的、直观的描述。如果说法官和法学家能够通过法条的“法言法语”来了解法律的话,那么,人民大众则更多地通过具体的案例来明白法条里究竟谈了些什么。“裁判自律”工程就是正视和发挥裁判先例的作用,在审判过程中不仅援引法律条文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要参酌以往的经过核准的判例,从而保证使同等案件得到同等裁判,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

   启动“裁判自律”工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大措施,必须在最高法院统一部署之下有序地进行。其大体步骤是:一、选择典型案例;二、审核典型案例;三、典型案例的整理;四、典型案例的分类编纂;五、典型案例的内部颁行;六、典型案例的内部援引;七、典型案例的废止和增补。在“裁判自律”工程的高级阶段,案例得以在正式判决书内公开援引,案例向社会公开,允许当事人、律师、新闻媒介、法学教育研究机关等公开查询和引用。这样,一方面,由于实践经验的积累,法官素质大大提高,自身增强了抵御病患侵袭的免疫力;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找到了从深层次监督司法审判活动的窗口,使审判真正置于人民的直接监督之下,使审判活动遵照非如此不可的必然规律进行,并真正排除了对审判活动的各种干扰,

   从而从根源上保障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

   案例的出台,不仅从微观而且从宏观上解决了“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我国法律体系中,小“法律涵量”的法律规范过于缺乏的问题,从而使“法律涵量”与法官的素质相匹配,从深层次解决我国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与民众迫切要求司法公正、司法统一之间的矛盾。

  

   注:[1]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1995.5.28判决,载《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1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2]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1990.8一审判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991.8.12二审判决,载《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3]《左传·昭公六年》。

   [4]《国语·晋语八》。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睡虎地秦墓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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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外法学》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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