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横的法”与“纵的法”

——先秦法律文化的冲突与终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09: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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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指誓辞、起诉辞、答辩辞、证辞、判辞之类,可见法庭辩论不仅允许而且还十分规范。《左传》及西周出土铭文都证明了这一点。

   判断讼辞的曲直并不在其文采,而在其真实性。而其是否真实又取决于证据。辩论主义的直接产物是证据主义。《左传·文公六年》:“董逋逃,由质要”;《周礼·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朝士》:“凡有责(债)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委托债务)以其他傅而听其辞”;《天官·小宰》:“听师田以简稽”,“听闾里以版图”,“听称责以傅别”,“听取予以书契”,“听买卖以质剂”;《小司徒》:“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等。《礼记·月令》有“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判决,狱讼必端平”,都强调证据对于公平断讼的意义。

   法官在审判中的共议是保证正确判案的重要条件。《周礼》多处记载乡士(遂士、县士)向司寇,司寇向士师汇报请示之制。《小司寇》有“用情讯之”;《司刺》有“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求民情,断民中”;《乡士》有:“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左传·襄公五年》引佚诗:“讲事不令,集人来定”;《国语·周语》:“事莫若咨”,“咨寡失也”。当时注重证据和案件事实,以及法官的共议,是排除偏重口供和刑讯的天然屏障。

二、从“神·礼”到“仁·法”:家宗制度的衰落与个体意识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带来了思想界的繁荣。伴随着统一王朝和宗法贵族政体的崩坏,神权、礼治思想暗然失色。在新式思想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仁”和“法”。

   “仁”孔子发明的新思想。其进步性有三:一,“仁”是讲人与人而非人与神的关系的,故重人而轻神;二,“仁”是讲个体自然人与个体自然人之间的关系的,《论语·雍也》据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和《颜渊》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是其信条;三,“仁”是讲人的全体的,所有异于禽兽者不分阶级种族贵贱君子小人,都是“人”。《论语·阳货》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先天差异小到几乎可以勿略不计的程度。与欧洲中世纪人文主义通过神来发现人的价值不同,孔子的“仁”则是用自己的目光并通过对方的瞳孔来发现人的价值。

   “法”是一代法家的新思想。其进步性有四:一,“法”宣布天下的公利高于一家一姓的家族的私利;二,“法”重视人们后天的努力而轻视先天的血缘身份;三,“法”使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结成简洁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打破宗法家族对个人的束缚,并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切机会;四,“法”的目标是朴实而可及的,那就是国家的强盛和个人的富有。

   “仁”和“法”都是进步思想。两者的结合必将产生极大的思想威力。然而,“仁”毕竟与“礼”有着深层的联系,“仁”与“礼”的结合足以掩盖“仁”的所有光辉。这便是孔子思想的光荣与悲哀。“法”毕竟与集权专制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法”与专制政体的结合足以使“法”的光芒毁于一旦。这就是法家的伟大与局限。春秋战国的悲剧是旧的拖住新的,“礼”败坏了“仁”,专制制度腐蚀了“法”,而后世封建时代的悲剧则是专制政体与礼的结合。这种“婚姻”及其后代构成了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基础。

   然而,春秋战国毕竟是酿造新思想的时代。与传统思想相悖逆的个体观念悄然问世。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否定了人类差异的先天依据;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宣布人在能力上的平等性。杨朱的“重生”、“为我”是对一切忠孝感情的无情亵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之人皆相爱”描述了人人平等生存的理想蓝图;道家则用个人的绝对精神自由,以及对传统制度的无情鞭笞,给人们鼓足批判旧世界的勇气;法家的“公法”、“公义”、“公正”、“公民”的“公”的颂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法治”理论,以及主客交易、君臣相市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说,都为往将出现的商品交换社会鸣锣开道。

   个人第一次从古老家族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凭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与他人签定了各种各样的“契约”,并以社会成员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当时,诚如李斯所谓“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的好时光。[(4)]他们以自己的血汗和智慧,为国家建功立业,为自己赢来良田美宅。这批成千上万的个人,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改造世界的基础力量。

三、“国家”与“公民”结盟:国家本位对家族本位的清算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主要脉络是:地域性的国家取代血缘性的国家;官僚政体取代贵族政体;国家主义的法律取代家族主义的法律。新兴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变革,关键在于获得了人民的支持。韩非曾经把臣民分为两类:“公民”与“私人”。前者是与国家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个人;后者是宗法家族。法家要确立并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必须把“私人”变成“公民”。其措施不是思想教育而是无情的清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上的清算。即打破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实行“尚贤使能”的政策。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目的就在这里;

   行政上的清算。即实行郡县制,君主委任官吏治理地方,剥夺贵族兼有土地所有权和对土地上民人之管理权的特殊权利,用什伍等行政组织把居民管理起来;

   法律上的清算。即实行“刑无等级”,人人在君主和国法面前平等,赏不遗匹夫,罚不避权贵,以提高君主和国法的权威;

   思想上的清算。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涤荡古老尊尊亲亲忠孝仁爱的伦理感情,并用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禁绝私学的传播;

   经济上的清算。用小家庭的土地所有制取代宗法家族的土地所有制。开阡陌,废井田,奖农耕,允许土地买卖。以清扫宗法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新兴地主阶级以清算宗法家族制度为手段,使“国家”与“公民”建立了确切意义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注意,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国家”而非“公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公民”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或条件。这就是法家国家本位的法律观。即按照“国家”的利益来塑“公民”的形象。其结果是“国家”拥有全部权利而“公民”承担全部义务。专制君主是“国家”的正宗代表,国家本位与集权专制便融合为一。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公民”仅有的权利便是在为“国家”效忠之后,从“国家”那里获得些许“回扣”。尽管如此,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按照自己的意愿打破了旧世界,并在古老宗法血缘的废墟上第一次构筑了新型的超血缘的“国家”。

四、“皆有法式”:国家本位下的纵向法律

   新兴地主阶级在打击世袭贵族政体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决了宗法家族制度。其重要手段就是把个人从家族的樊篱中拉将出来,使个人与国家建立了直接而简洁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一来便从客观上多少承认并保护个人的某些利益。但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目的并不是解放个人,使个人自由地发展工商业,并进而建立一个“市民社会”;而是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为保证集权专制机器的正常运转,新兴地主阶级建造了庞大的官僚机器并严密地操纵着它。靠着这架机器和法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毫无例外地置于专制王权的支配之下。国家享有一切权利,个人都承担全部义务。这就使原先横向的法律终于变成纵向的法律。个人在经历了宗法家族世界的长途跋涉之后,攀上山顶,刚刚看到新世纪的霞光,接着便走向专制主义的深谷。

   专制法律对居民的控制

   专制法律对一般居民的控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户籍管理制度。《商君书·境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列者削”;《徕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居民生了孩子要去官府登记。籍簿上注明姓名、年龄、身份、籍贯、住所及其他事项。秦律规定:生了女孩“弗举而杀之”,即“擅杀子,黥为城旦舂”。[(5)]居民取得户籍,便具有了相应的法律身分。居民死亡应去官府注销户籍。有人自杀,其家人不向官府报告就把死者埋掉,要处以罚金。[(6)]官吏帮助秦人出境或除去户籍的,要受到处罚。[(7)]居民非正常死亡的,要“以其诊书告官论之”。[(8)]其次是什伍连坐之制。什伍连坐之制起初始于军队。《商君书·境内》:“其战也,五人束簿为伍,一人羽(逃)则轻(刭)其四人”。后推广到地方行政领域。《韩非子·定法》:商鞅“连什伍而同其罪”;《史记·商君列法》: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秦律规定:“盗及诸它罪,同居所当坐”。[(9)]某地发生强盗案,当地里典、伍老要承担法律责任。[(10)]甲控告乙“贼杀人”,应赏甲黄金二两。[(11)]夫有罪,妻告发,妻可免罪。[(12)]其三是对居民其他行为的控制。比如,禁止投递匿名书信;诬告反坐;弃妻应向官府登记,“弃妻不书赀二甲”;居住在农村的百姓不得卖酒;看见有人杀伤他人,在百步之内不去制止的,应处罚金;[(13)]百姓在外住房,须有凭证。否则,“舍人无验者坐之”,[(14)]等等。

   专制法律对官吏的控制

   《商君书·农战》:“善为国者官法明”;《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明主治吏不治民”。可见新兴地主阶级十分重视对官僚的控制和支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要求官僚忠于君主。《商君书·画策》:“为人臣忠”;《韩非子·忠孝》:“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说,百姓犯罪“令丞以下知而弗举论,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为吏之道》则宣扬“忠信敬上”、“敬上勿犯”,“为人臣则忠”;其次,官吏要通晓法律。《商君书·定分》:“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凡良吏明法律令事”;其三,官吏要严格依法办事。《商君书·定分》:“有敢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秦律规定:听命书时“不避席立”,撤职;不执行命书,判处徒刑;[(15)]在司法审判中,官吏不得私自创制和适用判例,也不得自行适用类推;官吏违法,要依法受到制裁。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其四,官吏犯法也要实行株连。比如,“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16)]秦律规定“府吏有罪,令一丞也要承担责任;囚徒毁公家财产,官吏应立即笞打,否则应按半值赔偿。[(17)]

   专制法律对国家财产的保护

   专制法律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确保地主阶级国家的财产所有权。秦律规定:仓库粮食因漏雨而腐烂的,主管官吏要赔偿;谷物、官有器物经检验不足数的,主管官吏要赔偿;公家之牛,一年中有三分之一死亡的,官吏有罪;私人借用官府牛车,致使牛瘦瘠,车毁损的,主管之吏有罪;百姓借官器物及负债未还而死亡的,主管之吏赔偿;百姓借官府债务无力偿还的,以劳役(一日八钱)抵偿。[(18)]

   专制法律对工商业的控制

新兴地主阶级出于“富国强兵”和巩固统治的政治需要,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农业、畜牧业、官营工商业的管理,另一方面竭力抑制和打击民间工商活动。《商君书·垦令》提出“废逆旅”(即商旅),“无得取庸”(即雇用佣工),“贵酒肉之价重其租”,“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的主张。商鞅变法时规定:“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19)]秦律则规定:客商未向官吏交验通告证就进行交易的,要处罪;禁止穿“绵履”(有花纹的丝织鞋);不准雇人代服劳役;不能将珠宝卖出境外;禁止向债务人强索人质;行贿一钱的处以黥城旦之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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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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