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对外政策的国际根源——读《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2 次 更新时间:2015-06-25 19: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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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 (进入专栏)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际问题研究。但就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策论性的成果多于理论性的成果,描述性的研究多于分析和思辩性的研究。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最近出版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霸权》)一书,可以说是近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著作,该书说理清楚,立论严密。作者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遵循严格的推理和演绎途径,在国际系统理论的框架下,探究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立场选择的规律,得出许多很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结论。

  

   一 国际系统结构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国际根源

   《霸权》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对每一项研究性的假设,自始至终都坚持小心求证的态度,这使该书的大部分结论都建立在详尽的论证基础上,这些结论是可靠的和有说服力的。

   该书以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立场选择的规律性为研究主题。其分析框架,基本上建立在华尔兹从《人、国家与战争》和《国际政治理论》两书中发展出来的国际系统理论的基础上,通篇的论述风格带有很强的华尔兹色彩。另外,本书是作者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众所周知,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中部以密西根大学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在研究风格和途径上与美国东部的国际关系学术机构存在很大的差别。中部的学术机构更加强调把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而东部的学术机构更加注重国际关系的历史和人文的研究途径。像集中在中部的国际关系学者如戴维·辛格(David Singer)、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保罗·迪尔(Paul Diehl)、赫伯特·蒂勒玛(Herbert Tillema)、邓肯·斯耐德尔(Duncan Snidal)等人,与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大部分美国东部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风格和途径是截然有别的。本书作者就读于美国中部大学,那里实证的研究风格对本书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以华尔兹提出的“第三种设想”(即国家间体系)为研究视角,以战后美国对国际武装冲突的态度为个案,透视国际系统力量是如何对美国的对外支持行为产生影响的。大致说来,系统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种分析途径剔除了国家体制的差异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不考虑华尔兹所谓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第二种设想”( thesecond image)。在“第二种设想”中,国家政治体制的差异被假设成对国家的外交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谓民主的国家是爱好和平的,而专制的国家则是倾向于好战的,就是这种研究途径的结果。而系统分析则不考虑国家政治体制或国内因素的不同可能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它把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集权的还是分权的,都视为是一个性质相同的个体(unitary actor)。其次,系统分析认为, 重要的不是国内因素的不同对国家外部行为产生什么影响,而是国家生活于其中的国际系统的结构和进程,也即权力的配置及其变化,国家之间的互动及其过程,对任何国家的对外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系统分析着力寻找的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国际根源而不是国内根源。最后,系统分析具有两种含义,一个含义是,它要探讨国家在国际系统压力下的国际行为,这是最流行的一种系统分析。另一个被忽视的含义是,系统分析还被用来分析(尽管很少)国际系统力量是如何对国内政治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秦著的研究属于第一种,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既往关于对外政策的研究,大多侧重国内政治和国家间互动的因素,分析层次多放在国内社会和国家的位置上,很少把国际霸权体系置于研究的中心。”(第40页)“我们从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出发,认为国际系统结构影响国家行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国际系统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帮助国家确定整体国家利益,影响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第5页)

   作为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一部著作,作者在使用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时,在技术上作了一些处理,尽可能使研究对象处于可观察可验证的范围内。具体来讲,作者只是从空间上的国际系统结构而不是时间上的国际系统进程来考察战后美国的对外支持行为。作者承认,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构成了国际系统层次的两个重要变量。侧重系统结构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分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侧重国际系统进程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互动方式上。作者在本书中明确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国际系统的结构上。战后的国际系统结构,作者认为是两极霸权结构,权力配置的优势倾向美国,美国在这种霸权结构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种霸权结果对美国的对外支持行为的影响也最明显和突出。

   从国家这一层次看,战后美国在国际系统中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美国尽管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单位,但从力量的排序上看,它又是一个独特的单位,是处于霸权系统的中心和顶端的一个单位。因此,如果霸权系统对国家对外行为产生影响的话,那么这一系统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对外行为影响就格外重要。战后的霸权系统结构因此与美国在战后的对外支持行为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两者在此的相关性构成了本书逻辑上的重要一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同传统的将美国战后对外支持行为与理想主义的美国天定命运、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利益观,以及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联系在一起,是截然不同的。本书的论证说明,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结构及其霸权国地位与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存在重要的相关关系,不是对外扩张和捍卫民主的价值诉求,也不是某一统治集团和阶级的利益,更不是现实主义者所宣扬的那种广泛而又模糊的国家安全与利益,而是霸权系统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在战后国际武装冲突中的立场选择。

  

   二 国家利益概念的再界定

   对国家利益概念的重新判定是《霸权》一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既往的一些分析美国对国际武装冲突的干预著作中,人们把国家利益作为美国介入国际冲突的理由,同样也把国家利益作为美国急于从国际冲突中脱身的原因;美国因为国家利益而卷入国际武装冲突,同样也因为国家利益而对某些国际武装冲突持中立态度。因此,从分析上,那种包罗万象的国家利益概念陷入“在此之后因之必然由于此”的逻辑谬误中。秦亚青认为,任何作为一种可操作可分析的概念,如果含义太广太泛,就会失去意义。“从哲学和科学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概念或一个变量可以解释一切现象,那么这个概念或变量的意义就趋近于零,因为它的万能必定决定它是无能的,是毫无解释意义的。”(第53页)

   与以往的许多研究不同,作者从系统的层次定义国家利益的概念。从系统进程的因素看,国家利益是“通过国家在国际进程中的互动活动中被解构、被改变、被重新定义的”(第85页),是“国家之间的互动重塑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第86页),是在国际环境中建构成型的;而从系统的结构因素看,任何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是由其在国际系统中权力排序所决定的。“若是国家在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体国家利益也就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若是国家在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整体国家利益也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第87页)按照前面设定的研究框架,在国际系统的结构和进程之间,作者把国际系统结构而不是国际系统进程作为判定美国冷战时期国家利益的主要因素。战后国际系统结构的特征是霸权结构,美国是凌驾于系统之上的霸权国。霸权国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以美国在国际系统中的相对权力地位界定的。霸权护持是霸权国在整个霸权周期中的主要国家利益。美国在战后国际系统中的国家利益是维持霸权国与系统中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挑战国家或潜在挑战国家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也即护持霸权地位。据此,秦著认为,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帝国主义模式的共同缺陷在于忽视了国际系统因素对国家利益形成和判定的重要影响,理想主义的干预模式从国内系统进程出发,强调道德的使命和价值观念的作用,把美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等同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以这个概念作为美国对外干预和支持行为的根据;而帝国主义模式则从国内系统结构出发,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内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利益,以此作为解释美国对外武装冲突支持和沉默的理由,而现实主义尽管注意到国际环境对国家利益形成的影响,但是它认为国家利益是先验设定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国家利益概念太广泛太含糊,失去了分析的意义。

   以系统结构作为判定国家利益的主要因素,确保本书在分析战后美国的对外支持行为上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以操作的理想类型的国家利益概念,从而为后面的分析限定了一个严格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是稳定的,因为冷战时期的国际系统结构——霸权结构是稳定的,这种稳定的霸权结构使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家利益概念也是清楚的和容易判断的,只要国际系统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利益内涵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护持霸权地位就成为美国最高的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同时又是可以操作的,因为在这一较少发生变化的国际系统结构中,由国家利益限定的美国对外支持行为“就会保持可以观察到的一致性”,“就会遵循一定的规律”(第89页);这个概念是理想类型的,因为它是演绎和高度简化的,而不是包罗万象的,符合科学研究的目的。

  

   三 霸权护持理论

   霸权护持理论是秦著的核心,也是该书在理论上最具有创新的一部分,可能也是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所谓霸权护持,就是“维持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距离,将这种权力距离始终保持为一个霸权国认为是安全的常数”(第136页)。 既然美国在战后的整体国家利益是护持美国在霸权系统中的霸权地位,那么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重点就是遏制可能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一个或多个国家。这样一来,护持霸权地位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国际武装冲突行为的支持就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以削弱对手来增加自身的相对实力就成为战后美国霸权护持行为的基础。作者由此提出一系列美国战后对外支持行为规律性的命题:在国际武装冲突中,霸权国比较可能支持霸权地位挑战国或潜在挑战国的对手:在国际武装冲突中,霸权国出于削弱系统次强国力量的需要,比较可能支持次强国或次强国盟友的敌人;在由区域主导国家参与的国际武装冲突中,霸权国为了削弱潜在挑战国的实力,比较可能支持区域主导国家的对手。作者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全球层次的霸权护持和区域层次的霸权护持,以战后美国对国际武装冲突的实际支持行为对上述命题进行逐一验证,检测结果(详见第176、209页)证明了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即美国对战后国际武装冲突行为的支持,是以能否削弱现实或潜在的全球和区域挑战国为标准,以达到护持其全球和区域层次的霸权地位为终极目标的。

   霸权护持模式研究的意义还在于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对传统霸权稳定论具有挑战性的命题,即虽然霸权国家会极力维护国际霸权体系,但没有理由认为霸权国家一定是国际稳定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霸权国当然会力图防止对于霸权系统形成威胁的战争和冲突,但同时又会利用可以护持霸权系统的冲突”。(第225页)

   《霸权》一书引入国际系统结构的变量,将作为霸权国美国的国际行为置于护持霸权结构这一最高国家利益的框架下去认识和解释,得出一个特殊的但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普遍意义的霸权护持模式。作者的测试结果表明,霸权国家可以利用某些类型的国际武装冲突为其维持国际霸权系统和自身霸权地位这一最高国家利益服务。因此,国际武装冲突频数与霸权国的相对国力没有正向或者逆向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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