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桂英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1 次 更新时间:2015-06-08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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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梵澄 (进入专栏)  

照这地方的例,对于一个有子女的男子,倘非有行辈可排的亲戚,则常在其人的子或女的名字下加一个“爸”字,以相称护。这本是“XX的爸”的简称。但这“爸”字的声音,在此得念作Pan。他的女儿的名字是桂英,所以人们叫他“桂英pan”。

所谓这地方,是我的妻的娘家所在的W县。W县是浙东一个富庶的小县,橘和米这两种物产,给它造成繁荣的市面,但是它的一条西街,却十分冷落惨澹。这街的左右两旁,都是些破旧的房子,可知这一带并无有钱的人家。倘不是逢三逢九的日子,街上的行人,比彷徨觅食的野狗只多了一两倍。每逢三九,则大不同了,西门外八十里内的乡人,都到城中来赶市集。自早晨五六点钟起,人和担子便潮水似的涌进西门,流过西街,一直冲到尾闾的大街。在九点至十二点钟之间,若非气力大能够挤的人,就不必想到街路上去走,在那里简直寻不出容得一个人的空隙。到了十二点钟左右,乡人们的担子多半空了,褡裢里已装着和预算差不多的银角和铜元,家近的和节俭的就买了所要买的东西先回去。还有一大批,则分头找着惯熟的小酒店,化十几个铜元喝一两碗酒,享乐一下子。

我的岳母家设在西门头的一爿小酒店,便是做这班主顾在这些日子内的生意的。一到这些日子,那唯一的店员,我的岳母的长孙阿仁,就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我的岳母也要亲自出马,舀酒烫酒,忙个不了。有的时候,甚至我的妻和妻的姊姊,也得下楼帮一会忙。

岳母将家宅分给儿媳们住,自己和两个女儿住在酒店的楼上。当我和她的最幼的女儿结婚之后,我也曾在这楼上经过一个多月。住在这上面是很寂寞的,岳母听不懂我的口音,根本不能交谈,除了妻和妻的姊姊以外,没有第三个谈话的对手。楼下管店的阿仁,市日是太忙,闲日没有生意,老是在柜台上仰躺着看连环图画。他即使空着,同我也没有什么可谈。街上,当冷清的时候,没有可看的事物,在店门口站不到五分钟,就会厌倦。热闹的日子又太闹,尤其是十多个乡下人醉后高兴像要扰事的状态,使我恐惧。

我因此不大下楼。每到同妻她们也无话可说无事可为的时候,我就上床睡觉,暂时把寂寞丢在帐子外面。

这样的一直过了半个月之后,我才如获至宝一般的发现了桂英爸。

“知道”桂英爸是较早的事情,桂英和妻的两个姊姊是同学,和妻也很要好,彼此还是邻居。桂英的家和酒店只隔了两个别的人家。桂英嫁了一个南京人,住在上海。家中只賸了年老的父亲和母亲。她那母亲和我的岳母是朋友,我的岳母之所以肯把最幼的爱女嫁给我这“外路人”,还是受了桂英妈的劝告而决定的,因此,桂英妈常对我们以恩人自居,叫我们休要把她忘了。在这一点上,我固然感激她,但我对于她,其实还是憎恶的感情居多。她的样子很丑,稀疏的头发,蓬着不梳,一只眼是瞎的,但那一只孤独的亮眼,却蓄着很多的凶光,似乎把那一只瞎眼所应有的凶光也并在一起了。她的脸色黄中带青,却配上一张血盆似的大嘴,嘴里只賸了一个上门牙。她露着这一个尖刀似的门牙,专门骂街以及挑拨是非,半条西街的人都对她存着戒心。她不常笑,但当她笑的时候,嘴张得愈开,门牙露得愈出,样子也就愈可怕。她的左手是麻木了的,老是叫右手抬着。脚也有点毛病,走路一拐一瘸地。她身上穿的老是脏得发臭的一套黑衣,令人作呕。这一切,把她构成一个鬼物的样子。只有我的岳母同她相当要好,听信她的几句话,此外则谁也对她没有好感。

不但旁人,连亲生女儿的桂英,对她的感情也很坏,桂英是能干的女人,她在外面做事,每月总寄十多块钱到娘家,但她的心是很痛苦的。有一回,我们同她在上海遇见,谈到家中的状况时,她泫然地说:

“我是很为难的,这些钱,不寄去也不好,寄去也不好。我的钱本是想寄给爸爸用的,爸爸一向待我好,他又太辛苦,太可怜。年纪六十多了,还在卖烧饼,卖山粉腐,而且自从我的哥哥去世,他哀伤得几乎发疯,颓唐得了不得。现在他所望的只有我了,我一定要安慰他。我每月寄十多块钱去,本来他可以不做买卖的了。然而我那娘,实在太狠,我寄去的钱,都是她一个人藏着,一文也不给爸爸用,仍旧逼着爸爸做买卖。她很知道享福,每天非鱼肉不能下饭,但是她不让爸爸同享,留给他的只有骨头和汤。这种情形说来真惨!有时候,我气不过,想不寄钱了,我记得母亲从前怎样虐待我,我失了业连在家里吃口饭都不许,把我逼到外面来。幸而我的运气还好,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居然在高中读毕业,嫁了丈夫,现在自己也有个职业,这都是我自己赤手空拳挣出来的,父母对我有何恩惠。只因为爸爸太可怜,我才想对他尽点责任,谁知结果爸爸仍没有受到我的好处,反被狠心的母亲占了便宜,那么我的钱岂不是化得太冤枉了,还要寄它则甚?然而,我仔细一想,要是我不寄钱去,母亲待爸爸一定会得更恶,那么爸爸愈将吃苦了。总是为了爸爸,所以我依旧按月把钱去垫我母亲的欲壑。”

当我住在岳母家里的时候,我还不曾知道这些情形。那时候,我只知道桂英妈是个老厌物,而她和她的丈夫却是很苦的。桂英爸在城门洞下卖山粉腐,站在酒店门口就可以望见他,是一个秃顶而矮胖的老头子。他到酒店里来打酒的时候,我也见过几回。他看见我,总是微笑地点一点头,不说话,接了酒,默默地付了钱就走。我是每天下午都要吃一些点心的,而街上虽然冷清,但也常有卖面和卖山粉腐的经过,有一回,我正在酒店门口等,忽然桂英爸送来了一大碗山粉腐请我吃。山粉腐是我本来所喜欢的,但是对于他所卖的,我却不敢领教。因为我看到他的山粉腐,就要联想到桂英妈的样子以及他们那低小阴黑的房子的样子,这样一联想,就连看着那碗山粉腐也要作呕了。

那一回幸而是阿仁替我效劳,吃完了那一大碗。但从此以后,我就专买面吃,而不买别人的山粉腐了。要是我买别人的山粉腐,桂英爸一定是仍会看见的,这是太难乎为情了。

听妻她们说起,桂英爸曾有一个儿子,当革命的时代做过县党部的常务委员,后来被枪毙了。从此以后,桂英爸的神经就有点异样。有时候默不作声,做完生意就呆坐在自己家里的屋角流泪,有时候爆发起来,则胡言乱语,手舞足蹈,在街上大闹。

我所知道的桂英爸的情形,就只有这些。但在起初的半个月内,我没有见他“爆发”过一次,大概那时候正是沉默期了。

就是我所谓“发现”的那一天,四点多钟的时候,我正睡在床上,忽然被一种大声所惊醒。仔细一听,这声音是属于桂英爸的,似乎是在演说。我慌忙起来,妻她们已经到楼下去了。我也走到楼下的店堂内,妻对我说:“在爆发了。”于是我留心看。店门前也围着一大群看的人,多半是邻家的女人和小孩子。对面杂货店的老板,也放下小说在望着。

桂英爸赤着上身站在柜台前面。在柜台上摆着一大碗酒,还有四五粒花生米,都是属于他的,但他没有功夫吃。

“……杀!杀!该杀!这老婆子!”他扬着右手说。

他把濯濯的秃头微俯向前,左右摇荡,两条浓眉,向上弓起,两只大眼向上睁起,两撇胡子向上翘起——总而言之,他面上的一切,连筋肉都竭力向上挣扎,但是那个秃顶和多皱纹的额却竭力压迫它们,这使得桂英爸的表情,似乎大怒而其实是在忍耐。

“不杀掉有什么用,这疯瘫的东西!一点也不会动,烧饭,洗衣,都是我的事,还要卖山粉腐。她倒享福,坐着吃,还要挑剔我。今天到了三点多钟,就把山粉腐卖完了,我很高兴。这老东西却骂了起来,她说今天生意这样好,早上为什么不多做些,不然还可以多赚几个钱,她骂我偷懒。其实,早上做多少,完全是她自己出的主意,她说昨天卖不完,生意不好,今天不如少做些,我就少做了,我听了她的话,她反来埋怨我,这个没良心的老东西!我要把她杀死,养着她有什么用?我一个人自赚自吃,要到那里就去那里,多快活!我还有本领,还有气力,你们看我吃酒。”

他的眼光向观众扫了一周,最后注定在酒碗上面,于是用两手把碗捧起,头俯得更低,以口就碗,闭了眼,喝酒。跟着酒的减少,他的头和碗渐渐地上升,最后,他的面部和碗底都朝天了,这样地把一大碗酒一口气喝光,他才开了眼,喘一口气,右手拿了空碗向观众一扬:

“完了,哈哈哈!”笑了出来,一面用左手的手背揩胡子。

胡子上沾着几点亮晶晶的酒珠,有一大点,则从下巴流经过头颈,胸脯,一直流到肚脐孔。他的裤子系得很低,肥胖的肚子,是露出着的。

“阿仁,再来一碗,……哈哈!老子从前当兵的时候,真会喝酒,一口气十大碗,满不在乎,伙伴们都称赞,癞头三能呀!不欺人的,会喝酒的才有本领。那年在杭州打戏院,一路拳——脚,谁见了都怕。现在癞头三老了,酒也只能喝两大碗了,但是也还有两大碗酒的本事,你们看……着!”

他大喝一声,尽力在柜台上打了一拳。看的人都吃了一吓,接着却笑了起来。

“谁经得起这一拳?我那老婆子,要是吃了这一拳,还不陷到地下去么?但是我不打,不打。我要用刀杀她,用刀,嚓!……”

“老不死,好回家去了,醺饱了酒,又发起疯来,成什么样子!”

这是桂英妈一拐一瘸地经过酒店门口,隔着人丛说了几句。她的孤独的眼和孤独的门牙,显得比平日更可怕,她手中提着洋油壶,是去买洋油的,所以说了几句就走过去了。

桂英爸望着她的后影,并不激昂地说:

“我要杀你,你这老婆子,走路也不成个样子,这么一拐一瘸地。”

说着,他模仿那一拐一瘸的样子,看的人大笑了。

“哼,要不是看小玉的面上,我早已把她杀了。”桂英爸接着说:“小玉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爸爸,看妈病得太可怜,你要原谅她,多让她些,不要同她闹。我依着小玉的话,所以老是让她。……小玉……小玉……。”

突然,他颓唐起来,垂了眼,慢慢地拿起第二碗酒,只呷子一小口,随即放下,两手托在柜台上,有一分多钟不抬头,似乎要睡去的样子。

看的人并不因此走散。

桂英爸慢慢地抬起头来,又呷一口酒,忽然把湿润的眼光钉住我。

“哦,徐先生吗?请了请了!哈哈!老三好福气,你看徐先生多么温文,老实。”

我的妻排行第三,所以桂英爸叫她老三。

“啊,我的小玉真可怜呀!”他忽又转到小玉去了。“徐先生,小玉就是乐建英,就是桂英的哥哥,他是像你这般温文的一个孩子,他是一个革命党,革命党是好人,是好人呀!”

他把“是好人”这三个字说得很用力,似乎非使人相信不可。

“不过,说革命党是好人,我先前是不相信的,自从小玉做了革命党之后,我方才相信了。徐先生,你看我这个老头儿,我曾当过多年的兵,什么地方都去过,杭州,苏州,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你们绍兴我也到过。各地的闲话我都听得懂,说得来,你们绍兴人骂人的话我也骂得来:‘那-妈-石-比-农-各-逃-生-子’。——不是这样的么,杭州叫什么东西都有个儿字,头儿,脑儿,盆儿,碗儿,划子儿,到旗下耍子儿。——不是这样的么?这些话,徐先生是懂的,他们未见世面乡下人,都不会懂的。他们只知道说‘格姆’‘格样’,外边人不叫‘格姆’,是叫‘什么’的。徐先生,对不对?”

他说“他们”的时候,手指着店外的观众。我以为他要专讲语言学了,但是并不然。

“我在杭州的时候,”他说:“正闹着革命党那时候,我只知道革命党就是乱党,乱党就是长毛,长毛是该杀的。我们常常看杀革命党,很高兴。有一回,我跟一班弟兄,也捉住一个革命党,过了几天就把他杀了。不料宣统三年,革命党倒得了天下。我在那年因为生大病,就退伍出来,回到家里,后来便卖烧饼卖山粉腐过日。在我的心里,革命党虽然得了天下,总是草头王,一朝真命天子复了位,他们总要杀光的。谁知过了十五年,真命天子还没有出,第一批革命党还没有消灭,第二批又出来了。我的小玉,瞒着我入了党”。

说到这里,也叹了一口气,拿起酒又呷了一口。

“徐先生,我的小玉是聪明的,他知道我最恨革命党,所以他瞒着我,瞒着我。有一个时候,我只见他十分忙碌,同许多人进进出出有时简直通夜不归家。那时他日里在一个学校里教书,每月的薪水,他依旧一文不少的拿回家里来,不像是在外面嫖赌的样子,所以我不去管他,只有我那老婆子,却常要骂他,他一味不作声。他是一向很孝顺的。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小玉回家来,十分高兴地对我说:爸爸国民革命军已打到上海了,县里的党部已经公开成立了,我当选为正式的常务委员了。我只听懂了革命的两个字,我问道,革命党怎么样了?被真命天子打败了么?你怎么样了。后来小玉仔仔细细对我讲,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从前的革命党是打到皇帝的,现在的革命党是帮助穷人的。现在这班帮助穷人的革命党已经得了天下了,而且我的小玉已经做了革命党的头脑了。

一起初,我还不免有点疑惑,忧虑,但是到了那天晚上,我就快活得不要命了。那天晚上,许多小玉的朋友都到我家来。我的家是那么的小,那么的脏,像个猪栏,但是那班朋友都不管,许多人挤着和小玉商量事情,我听他们说,县知事已经逃走了,现在举那一个做新知事好。于是有的人主张举柯举人,有的主张举庄四爷,但是我的小玉说,他们都是老绅士,不革命的,他主张叫县中校长陈士毅做新知事,大家都赞成了。我这才佩服煞我的小玉,他居然可以封知事了,那么他不免比知事更大了么?

“小玉一天天的阔起来,连从前的大绅士庄四爷和韦大人也光降到我们的猪栏里来了。他们见了我,居然拱拱手,称我老太爷。对于小玉,当然更客气了。小玉对我说,他们是土豪劣绅,平常最会欺压平民,现在党部里要办他们,所以向小玉求情。小玉要他们捐出一大笔钱给平粜局,但是他们不肯。到了最后,他们带着家眷逃走了。

“在这时候,小玉每天向我们讲些道理。这孩子平常是不大说话的,现在却一开口就说不完。桂英是本来多话的,现在跟着阿哥,更是说不清了。我不能完全懂得他们的话。只相信人和人应该平等,不该有贫富之分,这是真的。但是我的老婆子不相信这些话。她说穷富是命里注定的,命里穷的总要穷,命里富的总会富。她说小玉现在比知事还大,这也是命里生成的。她要小玉替她做绸缎的衣服,买大房子。小玉没有答应,她就发怒了。她骂小玉兄妹没有良心,现在得意了,连家里也不管。那么做大官有什么用!谁曾见做官的人的家里是这个样子的,倒霉不倒霉!小玉说,他并没有做官,他是帮助穷人的革命党,岂可自己拿了穷人的钱去享福?但老婆子总是不相信。她说,你骗谁?你不是常务委员么?你不是膏药局长么?这不是做官么?你不做官,为什么知事要你封!帮穷人,帮穷人,穷人都是贱骨头,帮他们做什么?你不是自己呆,便是有意骗我。

“我一面以为老婆子不懂事,但一面也以为小玉有点呆。那时候,党部里的别的委员,多半把自己的家里装得比从前漂亮,自己穿的衣服也一天天的好起来。他们明明捞了许多的钱。只有小玉却不会捞。不过我并不怪他,因为,小玉一向是个好孩子,我相信他的行为总是对的。而且,那时候,我们家里其实已比先前有钱,小玉兼了教育局长——老婆子不懂得,说做膏药局长,哈哈。桂英也做了女校的校长,他们的薪水比先前加了许多了。我家总算交了好运了。

“好运来得太快,所以去得也极快。我的小玉做不到三个月的常务委员,局面又变了。省里换了一批人,县里的人也完全换过,常务委员落在庄老五那光棍身上,我的小玉没有份了。再过几时,教育局长也没得做了,因为知事也换了人。从此以后,一班旧绅士又出头,也算是革命党,和小玉一班人作起对来。小玉的朋友们,有许多逃到上海去了。但是小玉没有逃,他有一次到西乡去,许多时候没有回家,我不知送他去干什么,我等在城门口,每逢西乡人进城,我就问小玉的消息。有的人告诉我:你们小玉先生真是好人,他看得起我们穷人,他说要帮助我们,反对财主,要求减租。过了半个月,有一天忽然有七八百西乡人进城,围住庄老五的县党部,要党部继续办平粜局,惩办土豪劣绅。他们又到大财主庄四爷的家里,逼着庄四爷承认减租。足足闹了大半天,他们才出城。在城门口看到我的时候,他们都对我点点头。有的告诉我,这件事是小玉叫他们做的。

“有一天的半夜以后,三个西乡人抬了一乘轿子,到我门口,我起来一看,原来是小玉患了病了,他病得很重。第二天,我和老婆子商量,想请个先生来看看。但是老婆子不肯,她说,小玉做了三个月官,并没有给她多少钱,仅有的几个钱,只够给她做棺材本钱,这几个钱是不拿出来的了。谁知道小玉会不会再赚钱呢?要是现在把钱拿出来给他看病,他将来倒一味跟穷人去混,不赚钱回来,那么我的棺材不是要落空的么?我听了老婆子的话气得了不得,要同她拼命。但是小玉劝住我,他说妈得了半身的病,太可怜了,叫我让她。那几个钱,也让她藏着好了。他说他的病是不要紧的,只因在乡下辛苦了几天,有点乏力,在家静养几天就会好的。他又再三劝我,叫我无论如何不要同妈闹。

“过了几天,桂英的校长也没得做了,回到家里来住。老婆子非常不高兴,从此每天咒骂不休。她对于小玉,还有几分忌惮,不敢直接骂他,但是她把要骂小玉的话并到桂英头上去。桂英终于忍不住了,有一天她问朋友借了几块钱,流着眼泪辞别了阿哥和我,独自到上海去了。

“小玉的病毫无起色,他在病中还常常问我外面的事情,平粜局怎样了?减租的事怎样了?但是,七月初八那一天上午,警察来了,他们把小玉捉去,说我的小玉是共产党?我拼着老命要夺小玉,但又是他劝住我,他叫我不必对警察抵抗。他说他是冤枉的,审过以后,就可放回来。他最后的话,还是叫我要让他的妈。

“当天下午他们把我的小玉解到省里去了。我和小玉从此就不再见面。后来在省里的小玉的朋友写信告诉我说小玉是关在陆军监狱里,我几回想去探监,但是老婆子不肯给我盘川,她把从前小玉给她的几个钱看得更重了。

“小玉被枪毙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已经病得不知人事。等我病好之后得知这消息倒也不怎样心痛,我相信这是我从前捉过革命党的报应。只是我的酒量突然从六碗减到两碗,我的气力也衰了,面貌也老了。我的性情也变得糊里糊涂,有时候心里没有一点感想,只是莫名其妙地想哭。有时候把过去的事完全记了起来,就要逢人讲说。有时候我在大街上遇见庄四爷,我也拉住他讲我的故事,讲到他到我家来对我拱手称太老爷时,他往往面红耳赤。哈哈,他庄四爷会叫我癞头三是太老爷!”

说到这里,他停止了,把賸着的半碗酒喝干,拾了一粒花生米咀嚼了一会。

“徐先生,讲起这样的事来是伤心的,但我才忍不住要讲,不讲反而更伤心。小玉死了六年多,我把这故事讲过几百次了。我觉得并不是我自己要讲这故事,好像是小玉要我讲似的。小玉生前所说的话,我全记得,而且全相信。他叫我让他的妈,我依他。他说的关于穷人和富人的道理,我也全说得出。每逢市日,我坐在城门洞下卖山粉腐,一面对乡下人讲这些道理,他们都爱听,他们还都说我的小玉是好人。这样,我的山粉腐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到四五粒花生米也完结的时候,他从肚兜里掏出十二个铜板,一文铜钱,一个一个地铺在柜台上。

“阿仁,钱拿去!徐先生,再会。天晚了,我要替老婆子烧饭去了。这老婆子,该杀的,该杀的,但是我看小玉面上。”

他踉踉跄跄地走到街上。看见一只狗,他大喝一声,抓住狗的后脚,把它弄到一丈多路之外。看的人又大笑了一会,这才散去了。   (完)

                      1934.0615—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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