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新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吊诡和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72 次 更新时间:2015-06-07 0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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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他对那些可能触动中共合法性的致命问题,也主张采取“不争论”的方式加以回避。在1980年代前后举国对结束动乱、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拥有空前共识的形势下,邓顺应时代潮流,改变了中国以往的发展方向--将这个“大病初愈”、“百废待兴”的国家引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环境之中。

   然而,仅仅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领导者个人和家族的遭遇,还不足以成为启动“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在历史的废墟上,很难建造坚实可靠的法治大厦。抚平历史创伤的一些人,当权力稳固之后,仍然会沿着一种历史的惯性来管理这个国家。因为这种历史的惯性不仅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同时它们还具有巨大的社会基础。这一历史惯性从邓小平开始,经过几届中共领导人的交替,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大业,最开始几乎是从台湾邓丽君小姐的歌声中获得人性启蒙的,由此可见这一伟业的起点之低,同时也预示着一路走来注定要经历的艰辛和坎坷。对于中国法律人而言,我们不得不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艰难地去体验西方国家数百年来在法治文明中创造的所有关键字。时代实在太匆忙了,不容我们去潜心实验,必须在启蒙之初就做出选择。老一代法律人历尽沧桑,此刻已经力不从心;年轻一代先天不足,步入成年时才开始学习和理解法律和法学的常识。这意味着,启蒙的意义固然庄严和深远,启蒙的过程却过于粗糙和机械,由此导致了思想的苍白和缺席。

   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明显进步的。三十多年里,恢复并创办了一所又一所法律院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法律人才,制订一个又一个法律法规,设立一个接一个司法机构。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中国法治进步的脚印,比如:从某一年开始,野蛮的民间私刑被禁止;从某一年开始,律师可以参加公开的法庭审判;从某一年开始,某一个不合理的政府条例被废止……我们看到,每一个庭审、法案、辩论,很多法律人都非常艰辛地、默默地推动着国家的进步;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和这类进步有关的,也许不一定是一次又一次的血与火的革命和战争,也许不一定是某个领导提出的一个接一个的理论口号,也许不一定是一轮又一轮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

任教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学者刘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她认为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就浮起来了。所以刘建议人们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时,不必特别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应关注“水位”的变化{35}。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的“水位”的确在不断升高。法治启蒙运动在中国如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难以阻挡。中国的法治建设几乎已经走上了不归路--试想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可能“砸烂”或撤销成千上万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吗?我们有可能关闭近千所大学里的法学院吗?我们有可能视三十年里毕业的近百万法律专业学生为无物吗?我们有可能废止过去三十年中借鉴发达国家现成经验制订的大量法律法规吗?同样,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重新回到孔夫子的春秋战国年代或陕甘宁边区马锡五专员的前工业化(前城市化)年代中去。

   实施法治,知易行难。对公权力而言,这无疑意味着壮士断臂、刮骨疗毒。对掌握着巨大公权力的人们而言,他们依然没有例外地会觉察出法治本身的双刃特征--它既可以约束他人,也可以约束自己。因此,几乎在所有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处理法治与现存统治的关系上,都存在着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中共最高领导层从来不否认要用法治而不是人治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在实践中又常常拒绝赋予法律应有的至高尊严和权威。

   一方面,中国的法律法规从表面上看已经基本齐全,官员处理每一件事情都有着极其复杂的程序;另一方面,官员实际上还都拥有着不受约束的权力--他们只要拨个电话,就可能突破所有的程序,可以禁言、禁书,甚至抓人。

   一方面,一些领导人在口头上总是在百般诋毁西方法律价值观,或推崇马列原教旨主义理论,或宣称“中国制度无比优越”;另一方面,他们却一直在明里暗里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去深造和定居。

   一方面,传统教科书一直还在把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视为腐朽阶级的“伪法统”;另一方面,今天立法机构和法律专家学者又在大面积地借鉴和模仿《六法全书》的立法内容。

   一方面,中国司法机关在硬件设备上(包括办公楼宇和电子装置)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在思考软件上则仍在固执地主张运用前工业化时期惯用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比如在田间、炕头反复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呈几何级数递增的案件。

   一方面,执政者提出“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36};在推崇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下,强调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却只能头重脚轻、顾此失彼--在具体法律制度建设上,看不到多少来自“中华法律文化”中的所谓“精华”,更多的则是在无可奈何地借鉴、模仿、抄袭甚至粘贴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类法律规范。在法律学领域里,中国今天正在使用的法院、检察院、律师、法学院、治安警察、诉讼程序、禁止酷刑、诉辩交易、无罪推定、物权、侵权责任、知识产权、公司、保险、信托、证券、破产、反垄断等制度以及相关的技术手段,几乎无一例外来自近现代欧美发达国家现成的法治概念和经验,其中蕴含了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诸多核心主流价值。

   一方面,中共党和政府一直抱怨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和公民意识太低,不能实行西方发达国家“那一套”普遍的民主选举;另一方面,出于对外部文明世界的展示,却偏偏在民主素养和公民意识最低的“熟人社会”--农村里--开展一人一票的普选,而不在(或者不敢在)民主素养和公民意识最高的大学和发达城镇里实行同样的办法。

   所以,今天的中国深陷在这种巨大矛盾中,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层,不得不面对来自左右不同方向的“围追堵截”。饶有兴味的是,今天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经不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法律体系(尽管已经被宣布成功“建成了”)已经无法挽回地进入了国际文明社会制度的竞技场,无论是宪政改革这样的高端法律理论,还是“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低端法庭技术,都已经被烤在了全球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之格斗广场的火炉上。所以,即便假定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富有开明思想和环球视野的领导人,他们也不得不在这种十分尴尬的氛围中前后逢源、左顾右盼、如履薄冰。在这种复杂态势的博弈中,一旦他们感到理屈词穷或被逼至墙角,也会老羞成怒、气急败坏,做出一些强硬甚至粗暴的动作。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一方面开会在推崇“依法治国”,另一方面还不时露出“刀光剑影”。

   在中国实施法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自然要求,并非出自公权力执掌者的主观愿望。市场经济必然要求自由契约的公正实施和安全保障,法治作为市场经济的刚性约束要素必然要显现出来。否则,无规则约束的市场就会成为权力和资本恣意横行的丛林。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看,转型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充斥着权贵和资本的结合过程,这一过程的长短和临界点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的容忍程度,这一容忍度则有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与全体社会成员收益总量的同步提升。但是,一旦经济高速增长由于资源、生态、产能过剩等原因而增速下滑时,以法治不彰和公平正义缺失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此刻,如果没有一个可供维持社会秩序的良法善治,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就会不期而至。

   总有很多人看不懂,为什么在中共一党执政的体制下,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贫穷不堪的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能取得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至今没有人能确切地论述这个问题。假如一定要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笔者以为,那就应该是“松绑”两个字。事实上,中共三十多年来所做的最大善举,就是为十几亿中国人松了绑。松绑,得以让饥饿的人去吃饱饭;让分居两地的夫妻团聚;让有才华的人去上大学;让想深造的人出国留学;让有能力的人去办企业;给那些受了冤枉的人摘帽子平反昭雪。

不难想象,中国这十几亿被松了绑的人,哪怕把他们放在地球另外一个类似的角落,其中爆发出来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样会导致类似的震撼世界的经济复兴。如果有些人一定要说其中有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也许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于政策、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失误而受到长期压抑的正常人性欲望和经济增长潜能,在这几十年的改革期间伴随着全球化的契机,一下子迸发出来了。笔者不赞成把这一切归功于“大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国有企业占垄断地位”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无法解释,同样是在“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37}。

  

   今天的中国,又一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矛盾。如今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给这个已经拥有十三亿人口、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开出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如果有的话,恐怕也只有两个字--“开放”。

   笔者相信,只要这个庞大的国家不像自己的邻居北朝鲜那样自我封闭起来,就会在倾听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中国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顽症,并不一定只能依靠中国土生土长的地方药物来医治。近百年的历史证明,这个国家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是有希望实现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如果说,在不断的改革开放中,这个国家经过“第一次松绑”,让自己的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获得了基本的满足的话,那么,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期待着这个国家在法治、民主自由、社会公平公正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让其人民获得“第二次松绑”?

   习近平主政后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提出要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以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事实上,这一轮对法治建设的动力,大致属于一种危机处理机制,它很大程度来自于执政党内部出现结党营私的帮派体系以及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导致的对执政党合法性的威胁,尤其是在最高权力交接的前夜出现了重大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对治国方略的反省。这种反省,很大程度上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法律职业群体在国家政治格局中努力抬高的“水位”有直接的关系。

   社会在转型,人心在思变。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尽管人们都带着各自的希望和困惑,但是在一个终极目标上正在达成共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其实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有用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方式,才能最终降伏这个千百年来充满悲剧宿命的庞大国家。司法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力量,具有天然的渐进特点。从国家平稳转型的意义上看,司法改革可能是目前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途径。只有法治思想在中国普及,才能让中国人继续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国泰民安的可能。其他的“老路”或“邪路”,不是历史的误区,就是资源的浪费。

   对于中国法律人来说,如何为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贡献一份力量,如何让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少出现流血和暴力,如何达成不同阶层、民族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解,这很可能是一条“吃力不讨好”的道路。我们很可能像是中国象棋中的过河卒子一样,只能“勇往直前”,除了“东躲西闪”,没有退路。这种类似用水滴石穿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情形,相对于那些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比赛谁更激进”的图景,太容易使人失去应有的耐心。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国人大致得出共识:我们需要用法治而不是人治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但是在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君主皇权传统的国度里,现代法治精神还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们的政治传统,也没有真正进入过我们的社会伦理。如果说,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法治建设还面临着某种难以逾越的“特殊国情”的话,那么,我们也毋庸讳言,中国几千年世代流传的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正是中国当前法治建设遇到的两大障碍。

   是党大还是法大?在毛泽东时代,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可怕的罪名。在今天的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几乎成了法律界不知所云的“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 conjecture){38}。无数专家学者前仆后继地在为这个“猜想”论证。看上去,距离最后的“揭秘”已经为期不远,但是最后的几步,如同纯数学领域内真正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往往是最为艰难的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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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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