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5-05-31 16: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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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  
汪洋恣肆,是中土作品中前所未见的。《维摩经》是另一部极富文学意味的经典。胡适说;

   鸠摩罗什译出的经,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而最流行又最有文学影响的却要算《金刚》,《法华》,《维摩诘》三部。其中《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富于文学趣味……这一部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译出之后,在文学界与美术界的影响最大。中国的文人诗人往往引用此书中的典故,寺庙的壁画往往用此书的故事作题目。后来此书竟被人演为唱文,成为最大的故事诗。(注:《白话文学史》第124-12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有人又把这部经看作一出三幕戏剧。其中塑造的信仰诚挚、学养高深的在家居士维摩诘形象内涵丰富,性格鲜明,对历代中国士大夫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几乎成了古代文人的必读书。其它如《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弥勒上升经》等宣扬净土信仰的经典,描写细腻,富于夸饰,创造出理想化的美好图景,令人无限憧憬,也广有影响。

   三

   上述佛典翻译文学对历代文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推移,这种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是难以体会到的。除了作为佛教经典对文人思想、观念、感情、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作用之外,它们作为翻译作品,更直接地影响到写作的艺术表现技巧。这是研究这部分作品时值得特别注意的。这种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文学语言。语言是文学的表现工具;文学创作是语言艺术。佛典传译大量输入了外民族的词汇、语法和修辞方式、表达方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达手段。从词汇看,翻译佛书输入了大量外来语新词和新的构词法。翻译词语的方法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利用汉语固有词语赋予新概念,如“空”、“真”、“观”、“法”之类;一种是利用汉语词素组合成新词语,如“四谛”、“五蕴”、“因缘”、“法界”之类;再一种是重新创造,如实际、境界、法门、意识、大千世界、不可思议、万劫难复、头头是道等等;还有音译词,即玄奘所谓“五种不翻”(注:周敦颐《翻译名义序》,《正》第54卷第1055页。)的词,如般若、菩提、陀罗尼、阎浮提等;这一种又包括音、义合译的,如禅定、偈颂、六波罗密、阿赖耶识等。随着佛典翻译传入汉语的词语数量难以统计,许多已经成为汉语的常用词语,如机会、烦恼、赞助、本来面目、大千世界、回光返照等等。词汇本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此众多的新词语输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语言。从语法看,梁启超曾指出:

   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它书迥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二)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俪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挈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多复牒前文语;(七)有连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一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词语,铺排叙列,动至数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土。质言之,则外来语调之色彩甚浓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不相习,而寻玩稍近,自感一种调和之美。(注:《翻译文学与佛典》第28-29页,《佛学研究十八篇》,台湾中华书局,1976年。)

   这都是语法修辞方面的表现。此外还有叙述中插入呼语(如“时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多用复合句等等。音韵方面,由于转读佛经,启发中土人士发明翻切、四声;而声韵学的进步直接影响到各种韵文文体特别是诗歌格律的演进。又由于佛典翻译促成汉语和外来语长期、广泛的交流,影响到汉语文的文风,如什译《法华》“有天然西域之语趣”(注:《宋高僧传》卷三《译经论》。),是成功译经的典型例子,也必然影响世俗文学。

   文体。译经经常使用韵、散间行的文体。早期佛典全凭口述,使用的是韵文,散文部分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十二分教”里有一类叫“伽陀”,或称“偈”、“偈颂”、“孤起颂”,是独立宣说教义的韵文。比如《法句经》里的法句即是。另一类叫“祗夜”,或称为“重颂”、“应颂”,是经文里重复宣说散文意思的偈语。韵、散的配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散文后面用韵文加以渲染,二者是重复的,如《法华经》描写“火宅”,在散文叙述火宅的恐怖之后,再用韵文细致描写一遍;另一种是二者各自表现独立的内容。后一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法句譬喻经》,先出“法句”偈颂,然后用散文讲故事;再一类是叙说中时而用散文时而用韵文。这多种韵、散配合的文体给中土创作以启发。如陶渊明的韵文《桃花源诗》配以散文《桃花源记》;唐人写传奇小说也常常以诗歌相配合。胡适说:

   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韵文是有节奏之文,不必一定有韵脚)重说一遍。这韵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文学自古以来多靠口说相传,这种体裁可以帮助记忆力。但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注:《白话文学史》第12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变文、宝卷更直接取法佛典这种韵、散结合的行文方式。

   行文体制。长期的译经实践,形成了一种“译经体”。这是一种华梵结合、韵散间行、雅俗共赏的行文体制。魏晋以来,文章“骈俪化”日渐严重,行文讲究对偶声韵、使典用事,多用华词丽藻,刻意追求形式美,文坛弥漫着绮靡、唯美之风。而胡适谈到翻译文体说:

   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确的骈偶文体所能对付的。结果便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新材料和新意境是不用说明的,何以有新文体的必要呢?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骈偶的滥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那骈偶滥调的毒。第三因为最初助译的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士奉敕润文,他们的能力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多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意”相勉。到了鸠摩罗什,译经的文体大定,风气已大开,那般滥调的文人学士更无可如何了。(注:《白话文学史》第11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这种“译经体”基本是流畅明白的散体。翻译偈颂则是一种不规则的韵文,用了五言、四言、七言或六言句,基本不用韵,节奏和句式则根据语义安排,而不同于汉语诗歌格律。这种“偈颂体”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体”诗。后来颇有些中土文人写过一些模仿这种“译经体”或“偈颂体”的作品。以后唐宋人掀起“古文运动”,显然也从译经得到一定启发。

   文学体裁。佛典的经藏和律藏主要是叙事,论藏主要是议论。论藏议论注重名相、事数的辨析,善于使用由因及果的逻辑结构、条分缕析的分析方法和举事为譬的说明方式等等,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中土僧人文字如僧肇的《肇论》、文人文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行文结构均明显受其影响。唐宋人的议论文字里也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影响。更重要的是佛典对中土叙事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隋唐以前中土的叙事文学主要是史传和志怪、志人小说。史传如前面已指出的,中土传统重“实录”,重“褒贬”;而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则或传说奇闻异事,或著录名士秩闻,都还没有脱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注:《汉书》卷三○《艺文志》。)的“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注:《文选》卷三一李善注引桓谭《新论》。)的规模。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卷第70页。),就提出前此人们还没有自觉地通过“幻设”创作小说的观念和实践。而佛典特别如大部的佛传和一些大乘经,都是充满玄想且具有复杂情节的叙事文字。陈寅恪论及《顶生王经》、《维摩诘经》等与《说唐》、《重梦》等的关系说:“虽一为方等之圣典,一为世俗之小说,而以文学流别言之,则为同类之著作。然此只可为通识者道,而不能喻于拘方之士也。”(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85页。)人们容易看到六朝之“释氏辅教之书”,如《宣验记》、《冥祥记》等乃是志怪小说的一部分;实际上,后来中国小说的发展,包括长篇小说的兴盛,都借鉴了佛传与大乘经等佛典叙事作品的写作方法。更进一步,某些文学体裁的形成也正是得力于借鉴佛典。陈寅恪在论及当时被称为“佛典”的《维摩经讲经文》时又说:“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80页。)这里没有提到,佛教俗讲形成了讲经文;进一步发展出变文、押座文、缘起等一系列讲唱文体。这些文体不但借用了佛典韵、散结合的形式,起初所讲内容也多取自文学性较强的经典。明代又发展出说唱文学样式宝卷,也是典型的佛教文学体裁。这样,佛典翻译文学特别直接推动了一些民间说唱文学样式的形成和发展。

  

   构思和表现方法。范晔说:

   ……然(佛典)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辨,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论》)

   这是当时佛典给人的印象。胡适又曾指出:

   《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注:《白话文学史》第134-14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佛典里大量使用幻想、夸张的构思方式;使用神变、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异变(地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入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宫、大海等)等等情节;更多用比喻修辞方法。《大涅槃经》里提出八种:“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注:《大涅槃经》卷二九,《正》第12卷第537页。)接着对它们举例作了解释。《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二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注:《大智度论》,《正》第25卷320页。),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特别常用的还有所谓“博喻”,即并列多种比喻。这些在具体作品里触目皆是,就不烦列举了。

   以上,对佛典翻译文学作了粗略的说明。总的来说,这是宗教文学,带有宗教的特征;这是翻译文学,又有外来翻译文学的特色。而正因为有这两方面的特点,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就产生了特殊影响。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的交流和结合乃是文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古今都一样。所以佛典翻译文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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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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