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新: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4 次 更新时间:2005-09-18 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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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  

  [15]在东京回合中,美国已不容许发展中国家在非关税壁垒上继续免费搭车。

  乌拉圭回合特别要求确保所有协议和义务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并且力图使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新的国际贸易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做出回应,希望它们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能够换取更多的减让回报。因此,在乌拉圭回合中,实质性的关税减让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如纺织品、钢铁产品、热带产品和部分农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在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承诺,并且同意遵守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相关规则。积极参与的姿态和一系列重要的减让和承诺表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乐意充当自由贸易的供给者而不仅是原先的消费者角色。

  这个重要的角色转换产生了积极效应,这突出地表现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的权力分配上。WTO不同于GATT,后者长期被当做一种霸权主导的国际贸易机制。尽管二者表面上都实行多数裁定制,实际运用的效果却有很大差异。GATT在纸面上规定了多数裁定制,但它却力图避免使用这种机制。WTO不仅规定了严格的多数票,而且能够保证这个制度得到切实的执行。当修改涉及总原则时需要全体一致通过,对于WTO协议的解释及决定是否同意某成员豁免义务时要求投票表决中的3 /4多数通过,当涉及修改除上述提到的总原则以外的其他有关议题时要求2 /3多数票通过,其他没有明确规定而又不能达成意见一致的情况,只须进行简单多数表决就够了。

  投票权反映了在WTO中的权力分配机制。WTO实行“一成员一票制”,尽管美国发挥着“全球贸易领袖”作用,投票表决时美国仍只有1票。欧盟在GATT谈判时是一个集团,投票时却是15票(每个成员国1票) ,连同60个罗马条约国(前欧洲殖民地) ,形成了投票多数集团。发展中国家控制了83%的投票权,拥有超过解释WTO法律条款所需的3 /4多数票。最能反映WTO“均权”的例证是18 个人口不足百万人的WTO成员国,却拥有与美、日、加、德、法、英等贸易大国同等的投票权。比之其他国际机制,WTO是所有国际机制中权力最为分散和均衡的,其权力分配不仅比使用加权投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更加公平,而且也比采用一国一票制的联合国更加民主,因为WTO拒绝授予大国否决权。

  诚然,美国对乌拉圭回合做出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的。在国际机制草成之时,霸权介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霸权常常在解释国际机制的创立上扮演着重要作用,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当霸权衰落时,它是否愿意继续在国际机制形成中发挥作用? 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它在机制形成中的强制力量受到权力资源变化的限制,因此它将有选择地发挥作用。衰落中的霸权可能拒绝单方面供给国际公共物品,不可能拒绝其他国家为国际公共物品做出贡献,因为国际公共物品供给途径的多元化有利于先前的霸主降低成本。实际上,由于美国的政治和贸易优势地位,国际贸易规则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受美国影响的,而反过来争取世界经济的立法权也一直是美国政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16]二战后以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主要反映了特定时期美国贸易立场和政策的需要,国际贸易规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美国贸易利益塑造或根源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来定义的。在一定程度上,乌拉圭回合未能改变这种状况。虽然美国霸权已经衰落,克林顿政府无力也无意于单方面承担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的全部成本,但总体上看,主导克林顿两任政府的贸易意识形态仍旧是自由主义。在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的背后,自由贸易和市场导向继续主导着美国贸易政策,并且在国内成功地抵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大压力。因为贸易问题向来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与国内产业集团和利益集团有着相当敏感的关系,而不仅仅受霸权这个外部变量的影响。

  

  三 地区主义:国际公共物品的地区合作供给

  

  全球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前所未有的,这使世界上多数国家日益看好全球主义的发展前景。然而,从博弈论来看,全球主义并不是理想的合作性博弈模式,因为参加博弈的行为体数目愈多,合作性博弈的复杂性和困难就越大,困扰合作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免费搭车等问题越难解决。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如果国际关系既具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特点,又带有洛克的公民社会的特点,那么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合作,有时却没有合作呢?” [17]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决公共物品问题。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理性人和个体寻求自我利益这两个前提下对集体行动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从而揭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提出,如果某一集团中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只要那一集团中的个人是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个体是否采取合作行动并非仅取决于共同利益和目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集团成员是否愿意采取合作行动还涉及集团大小或集团成员数目问题。奥尔森认为,大集团可能存在着什么公共物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因此,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8] 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大集团合作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搭便车”的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

  奥尔森认为,小集团更容易促进成员间的合作。足够小的集团有时能为它们自己提供公共物品。在小集团中,为了集团中成员的共同目的很可能会有某些自愿的行动。当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行动会在达到对集团成员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最佳水平之前止步不前。[19] 正如在大集团中存在着什么集体物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一样,在小集团中存在着只能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的倾向。集团中的个体数量越大,离最优水平就越远。显然,成员数目多的集团的效率一般要低于成员数目少的集团。[20]

  肯尼思·沃尔兹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了行为体数目与国际合作的关系。他认为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因为极的数目越多,国际体系就越不稳定;极的数目越少,国际体系就越稳定。沃尔兹列举了9条理由来说明他的基本观点,其中有几条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增大,交易的成本会加速增长; (2)当一个集团的成员增加时,每一成员承担交易的动力便减弱了; (3)当一个集团缩小时,剩下的每个成员都与该系统有更大的利益关系,并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帮助维持这一系统; ( 4)参与者各方的多样性加剧了达成协定的困难,而且当数目增大时,预期的多样性也会增大。[21]

  奥耶透过交易成本对合作性博弈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证实参加博弈的行为体数目与合作具有一定相关性。首先,行为体数目越多,信息交流就越复杂,交易成本就越高。在多个行为体博弈中,为了认识系统环境,必须搜集更多信息,这不仅提高了信息成本,而且降低了信息质量。其次,行为体数目越大,预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亦相应增加,影响决策质量的外部变量就越突出。况且,随着博弈者数目增多,对行为的推算和对信息的甄选更加困难。最后,在行为体数目增加时,信息不完备和环境不确定会导致更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免费搭车行为更普遍。[22]如果我们把这些观点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全球主义的前景就有些黯然失色了。虽然乌拉圭回合最终达成了一揽子协议,但它持续了8年之久,其间因各方利益冲突而多次搁浅,事实上它险些中途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主义作为公共物品的补充方案越来越受各国重视。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2sett)和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曾经提出6 种获得公共物品的策略,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地方性和地区性组织。这些组织由一小部分国家组成,在此基础上建立某种联邦结构,使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由此而互相合作。公共物品的解决方案包括:自律机制、便于联系和监控行为的机制、团体的明确定义、便于增强自我约束和积极合作的机制。[23]

  约瑟夫·奈在《局部的和平》中认为,地区性组织从5个方面促进了世界秩序的和平: ( 1)地区性组织可以防止权力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手中,从而避免所谓的两极体系的危险(欧洲地区主义) ; (2)地区性组织可以把名义上具有主权地位的小国联合起来,抑制外来干涉和冲突的动机(恩克鲁玛的非洲地区主义) ;(3)地区性组织通过建立超国家及限制国家主权的制度可以减轻主权国家面临的传统威胁(新中世纪主义) ; (4)地区性组织可以把国家纳入一个紧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网络中,阻止本地区的国家走向战争(新功能主义) ; (5)地区性组织特别有助于控制成员国之间的冲突,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可以把本地区同国际冲突隔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理解本地区冲突的根源和解决冲突的条件时,比与本地区相距较远的全球性组织更有优势(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解决本地区冲突问题上就具有较大的作用) 。[24]

  地区主义是在霸权供给公共物品不足的情况下兴起的。欧盟起源于美苏冷战引起的安全困境和地区内部彼此之间的安全忧虑,包括结束法德敌对关系和创建单一政治实体以提高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就是要解决“德国在欧洲太大,欧洲在世界太小”的地缘安全悖论。非洲统一组织具有双重功能,对外抗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和渗透,对内维护团结和加强合作。海尔·塞拉西一世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发言中指出,“我们需要一个组织,它能促使非洲人中的争端取得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它能促使为共同防务以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计划进行研究和采取各种措施”。[25] 根据约瑟夫·奈的看法,地区主义的动因来自于区域内外两个方面。外部的主要刺激因素可能来自对整个组织的威胁,内部的主要刺激因素可能出自对共同利益的期望。从地区性合作的经验来看,是否存在着一个倡导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地区性霸权并不是最根本的。即使没有地区性霸权,合作也可能照样实现。这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性合作起码具备两种条件:地区共同利益更容易形成,并且是可以预期和估测的。相反,在全球体系层次上的合作利益,由于涉及的国家行为体要复杂得多,各国追求的利益亦千差万别,彼此是很难通约的,行为体对合作结果难以预期,合作利益呈现出相当大的模糊性,造成合作的困难。地区合作是在少数行为体构成的一个体系中进行的,我把它们称为次全球体系。全球体系的威胁完全来自体系内部,没有体系之内矛盾和冲突的激化,全球体系不可能自行崩溃。地区体系的威胁则既来自外部又来自内部,并且外部威胁才是主要的。几乎每个次全球体系都面临着不同的外部威胁,由此塑造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共同利益成为维系次全球体系存续和运转的基本前提。奥尔森使用公共物品理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说明,在一个只有少数行为者构成的体系中,这些行为者“能够在不依靠任何积极性的劝诱(除了物品本身以外) 的条件下,为它们自己提供集体物品”。[26]

  冷战后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同样与全球主义供给公共物品不足有关。由于乌拉圭回合不仅进展迟缓,而且隐藏着彻底失败的危险,克林顿政府决定全力促进美国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立法,一方面利用北美地区主义向谈判对手欧盟施加压力,迫使欧盟在共同农业政策上让步,从而顺利结束乌拉圭回合;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希望NAFTA成为乌拉圭回合失败后的替代方案。

  地区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其发展前景似乎比霸权和全球主义模式更好。至少从目前进展来看,地区主义取得的成果是全球主义难以望其项背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实现了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附带着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劳工和环境标准) ,亚太经合组织(APEC)制定了自由贸易的日程表,欧盟不仅实现了市场一体化,而且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了经济货币联盟日程表及各成员国加入货币联盟的各项经济指标。

  

  四 基本结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公共物品至少存在着3种供给模式:霸权供给、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合作供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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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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