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关于“暴民”问题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5-04-10 15: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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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去年初,我在《南方周末》发的一篇短文——《警惕暴民意识》中说:“暴民意识和清官意识一样,对於中国人来说都是麾之不去的情结。现在,清官意识不管如何改头换面、冒充新的东西,舆论还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作为负面的社会现象来批评的,而暴民意识则不然,电视剧《水浒传》中的一曲《好汉歌》唱遍大江南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从内心里羡慕那些敢于“得出手时就出手”的暴民。把它看作解决社会不公时可供选择的手段。社会舆论、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还常常把这些当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加以表彰。听说,它还被改编为现代民谣,起句为‘下岗大哥你别走’,以‘得出手时就出手’作结。民谣赤裸裸地表达了一些人幻想用暴力的手段改善经济地位的愿望。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这篇文章本来是有感于目前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暴力的倾向发表的意见。不期引起了许多热心探索社会改革人士的注意。不仅有些读者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还把这篇小文贴在了网上,以期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学术本属公器,讨论更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动力,何况,关于暴民意识与暴民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似乎从来没有见过系统的讨论文字,如果就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展开、各抒己见、对于理论的发展和社会实践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综合发表的文章和寄给我本人的信件,其意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问题:一,“暴民”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老百姓的反抗是天然合理的(实际上,从当前语境来看,近几十年的“暴民”都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下”,所“反抗”的也是逆来顺受的弱者),没有什麽“暴民”问题,只有“暴政”“暴君”。“暴民”的说法是统治者对人民反抗“暴政”的污蔑,甚至有人认为提出“暴民”这个概念就有“与民为敌”之意。有的读者很气愤地说:“暴民”是什麽?中国的老百姓还不老实么?你不满意“暴民”,是不是在为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张目?二,如果说。老百姓中有需要的解决问题的话,那也只是“顺民”的问题。因为据有的论者说,中国的老百姓在迫害与压迫中缺少反抗勇气。三,因为有“暴政”才有“暴民”因此,就要“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权”。 对于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当前影视作品充斥着的暴力文化的问题及其负面效应反而没有什麽人接触到,这是令人遗憾的。也许是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暴民”是个沉重的话题

   近几十年来,我们说惯了“人民”这个词儿,(五十多年前是说“国民”),近几年来,又有倡导用“公民”这个概念来表述老百姓在“法治社会”中位置的建议。这的确体现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而“暴民”这个词儿却很少在我们的文字和口头里出现,大家头脑深处也缺少“暴民”这个概念。因此,《警惕暴民意识》的发表使一些读者感到突然,感到不解。我曾在《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一文中写道:头脑里充斥这“清官意识”和“暴民意识”的人们“或是匍匐在清官脚下,希望的到他们的垂怜;或是不怕天、不怕地,铤而走险,去争夺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于是,有的批评者就据此驳斥说,夺取“属于自己利益”的人们是正当的反抗者;那些夺取“不属于自己利益”的人们是“暴徒”。称“反抗者”为“暴民”是错误的。这种批评根本上否定有“暴民”存在,没有“暴民”,当然更不会有“暴民意识”。于是讨论便失去了基础(当然也有认为所谓“暴民”就是“革命者的,并以自己就是这样的“暴民”而自豪)。

   什么是“暴民”?我想对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大家都会有感觉,但它又很难下定义。我理解的“暴民”是:当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只是执着地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而不作其他思考的平头百姓。他们认为暴力是万灵妙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就像梁山上的李逵,认为他的两把板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不考虑其它选择。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与人类本能、某些生活经验以及环境、文化素养有关,我在下面将一一述及。

   究竟有没有“暴民”?我认为首先这不是个理论问题(如果说是“理论”问题的话,只是一度把持“理论”者不许公开讨论),而是现实问题。经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对是否有“暴民”形成疑问!事情摆在那儿,不说“打砸抢分子”,就那些在“指挥刀保护下”造反的积极分子、勇敢分子是不是暴民?那些充满了暴力语言和暴力行为的批判会、斗争会,“文斗”“武斗”,喋血闹市,溅血长衢,这些都是谁干的?难道就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暴徒”就能够搅动天下?在七、八年中,把偌大的国家搞得鬼神不安?干这些事的不是“暴民”又是什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此为乐,以此为荣,起码是不以为非的,人性中蓄积的暴力倾向得到了纾解,人们在心理或生理上获得了某些快感(尽管这是变态的),即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人把这说成是“革命”,我不以为然,革命中有暴力,但暴力不等于革命。

   “暴民”不仅中国有、外国也不缺少。非洲的图希族、胡图族的互相仇杀,几十万人丧生,参加的“暴民”总数在百万以上。这里有什么“革命”?从近期的《作家文摘》上读到了记录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上部族仇杀的文章,名为《人头在我眼前落下》。那里的达雅克人仇杀马都拉人,见到他们就杀,砍掉人头,称为“猎人头”,无头尸横陈街头。看完这篇报导令人不寒而栗。本来都是相处很好的邻里朋友,一旦受到民族仇恨的蛊惑,突然反目若不相识,对朋友大开杀戒,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兽性十足的“暴民”。

   为什么广大读者对“暴民”一词感到陌生和不习惯呢?因为近几十年来理论界谈到“民”都得用褒义词,把“暴”与“民”联系起来,在评论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似乎说“暴君”“暴官”还可以理解,而人民的一切暴力活动都是合理的。这与抽象的“人民”崇拜有关。“人民”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可是其崇高的地位却无以复加。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谁都是“人民”,谁也都有可能不是。提到“人民”只能与正面意义的东西相联系,否则谁都有可能代表“人民”大兴问罪之师,实际上“人民”只是一些人用来敲打别人的一根棍子。中国的知识界也犯了名词崇拜症,不管你谈的是什么问题,“民”就不许有负面的东西,当马寅初先生在五十年代,谈到中国人口应该压缩数量,提高质量时,马上就有人义愤填膺,说他诬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是质量最高的。

   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民”至是与“官”相对的一个群体,皇室、贵族、官僚以外都是“民”。一为群体,其中自然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因此,谈到“民”可以与性质不同的形容词相连接。良民、刁民、顺民、莠民都是成立的,“民”中有英雄豪杰,当然更不乏疲软分子,“暴民”只是众多类型“民”中的一类,决非全体,更没有藉此贬低“人民”之意,还请有不同意见者垂注。

   另外,探讨问题要关注参与者的本意。我提出“暴民问题”,一是有感于现在通俗文化中具有暴力倾向的作品太多,武侠作品充斥于文化市场和与普通人关系至密的声像作品之中。人们打开电视到处都是打打杀杀,许多人物都是“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这是不是在培植人们的“暴民意识”?另外,在社会转型期间,矛盾丛生,如何理顺这些,是各阶层的人们都要考虑的。多年的社会教育和文化熏染使得许多青年认为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我不否认历史上暴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身处今天更无权利否定过去人们的历史选择(当然,更不是责备),但是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呢?这确实是关心社会进步的人们所应该思考的,当前人们对历史上改良主义的研究、对非暴力文化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我想即使这些思考的结论不正确,也不等于这种思考毫无意义,理论研究本来是不应该有禁忌,实际上不仅过去,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许多禁区和敏感问题。我想其根源在于把一些社会理论问题泛政治化。

   《史记•儒林列传》记录了一个道、儒两派学者相争论的故事,很有启发性。孝景帝时道家黄生提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儒者辕固生不同意,他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说“冠虽敝,比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搬出现实问题:“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景帝看接触到现实的敏感问题,赶紧出来打圆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于是,结束了这场论争,此后再没有学者谈论和争论这个问题。这使得原始儒家一个重要的观点在汉代很少有人再谈,更使得儒家关于“汤武革命”这一命题中更为精微的分析和论证则失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把一个学术问题泛政治化了。我们今天谈论暴民问题,不仅问题本身沉重,而且讨论的环境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映都不会很和谐、很轻松的。但我希望不要重蹈辕固生的覆辙,把一个学术问题泛政治化。

   “暴民”的产生

   就人类的自然本性来说是具有“攻击性”一面的,这已为欧美一些社会生物学家所证明,奥地利的社会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康罗•洛伦兹在《攻击与人性》一书指出人是动物的一部分,其攻击本能也是具有自发性的。美国的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的E•O•威尔逊曾说,从调查和实验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的攻击行为具有较显著的遗传特征,这就是说人类在处理矛盾时采取暴力行为、或说采取有暴力倾向的行为,这是有内在的生物学根据的。但他又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指出,与自然界万类比较起来,人类绝不是最好暴力的动物,人类的暴力行为大多还是环境与文化的产物。洛伦兹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明与理性是会大大削弱人类的攻击性的,甚至他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陶汰压力将赋予我们后代一种新的能力,促使他们完成一种新的戒律,即爱全人类。

   虽然我们的古圣先贤换不懂得从试验出发去考察人的本性,但是他们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孟子曾说:“父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社会失序、天下大乱,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当求生存上升为第一问题时,暴力也就变成解决这个问题时的第一选择。暴力替代了一切秩序,此时,不“暴”的人根本无法生存,大家都成了“暴民”。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生动地描写过元末大动乱的情景。他说,大乱一来,无论是“豪民”、还是“窘民”,都得裹入乱兵之中。他们“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与榆槐,挈甲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朱元璋《大诰三编》,见《全明文》)在这种情况下,“良善者生不保朝暮”,想不为“暴民”而不可得。正是在这样时代的氛围里才会出现“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南村辍耕录》)这样激愤而极端的声音。对于这样时代的“暴民”,我们应该抱有“同情的理解”。

当然,历史上的求生存奋斗中包含有一定的反压迫、反剥削的内容,尽管不一定是行动者自觉意识到的。社会上是一片乱像,杀戮、抢掠成风,人们的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什么叫“自己的利益”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什么叫该杀或不该杀,哪有个认真的计算!老百姓朝不保夕,“丧乱死多门”,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真是苦不堪言。这是老百姓最害怕的时代: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我称之的为“暴民乱治”。因此,老百姓总结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是生活在太平时期的人们很难理解的。每一个社会大动乱时期都要死上数千万人,总人口大量锐减,有时高达百分之五、六十。毛泽东有一次讲话里说,用冷兵器,例如大刀梭镖之类杀人未必比原子弹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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