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传胜 刘志彪:以国民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观——中国转型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新的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1 次 更新时间:2005-09-11 0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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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传胜   刘志彪  

  

  「内容提要」以国民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观,是一种从生物种群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中推演出来的新发展观。它认为,国民经济发展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比如要有开放的团体与环境,要鼓励国民不断进行创新、冒尖并积极参与发展活动,要有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流与学习机制等等。此外,它还突破了以往发展观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特性,强调经济发展的国家特性与国民特性,并视国民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因而,主张国民经济发展要以国民的发展与激励为基础,并要保证国民在发展中自由、权利、责任与利益的和谐统一。这一发展观,不仅可以为中国转型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而且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国民经济/发展观/转型经济

  

  一、引言

  

  中国在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近年来,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讨论。不同学者援引不同理论来进行解释,如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经济转型以及宪政改革理论等等。无疑,每一种理论都能解释一定层面的问题,但又很难一以贯之,并对所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比如,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理论,都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和国家未能发挥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而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却能够发展得很好;渐进式转型理论也很难说明白中国转型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机理问题;与宪政改革一样,经济转型只是工具与手段,它能否从根本上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还要看它能否促进国民发展并激发国民投身发展的热情,并同时保证国民参与发展的自由、权利、责任与利益的统一。毕竟,在国家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国民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国民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全体国民的发展。这正是本文所提出的以国民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观的基本点所在,而这一发展观可以为中国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这种新发展观是一种从生物种群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中推演而来的,其重要特征在于突破了以往发展观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特性,强调经济发展的国民特性,特别是切中了国家依然存在条件下,需要通过增进国民发展和激发国民投身发展的热情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最现实的基本问题。此外,它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亦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首先对经济学中主要类型的发展观进行简要回顾和评介,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国民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观;此后,用此来解释中国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所出现的问题,并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经济发展观演化的回顾与简要评介

  

  纵观发展经济学,其中闪烁着无数经济发展的思想火花,但比较典型的、可谓之发展观的,目前主要有增长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自由发展观等。综合起来看,它们可以归纳成三种基本类型,即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物兼顾人的发展观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下面对此进行简要回顾与评介,以为后文提供相应的理论积淀。

  

  (一)经济发展观演化的回顾

  在经济学当中,最早的发展观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义为促进国民财富的自然增长,并将国民财富的来源归结为增加资本的数量、改善资本的用途以及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等几个方面。由于他特别强调市场竞争和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主张自由放任,鼓励市场竞争,反对国家干预[1](pp.3-4,13,185)。由于斯密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种通过自由市场来有效配置资源进而实现财富增长的过程,因而其发展思想可以看成是增长发展观的思想源头与理论雏形,而其后的不少理论拓展即由此开始。其中的一个拓展方向就是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加以形式化,进而形成了一系列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与模型;而另一个拓展方向则沿着专业化分工的路线演进,形成了以专业化分工和演化经济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2](p.113)[3].增长发展观一般被看成是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典型代表,由于它过分强调经济增长本身,而对发展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内容重视不够,因此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这样,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推进,而且也会产生其他方面的许多不良后果,像“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growth)”、“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 )”、“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 )”以及“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 )”等“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便最具代表性[4].这也正是后来的物兼顾人的发展观得以产生与流行的重要原因,其中佩鲁(F.Perroux )的综合发展观和布朗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则是主要代表。

  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可算是佩鲁综合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书中认为,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内容,因而,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同时也是“内生的”[5](p.180)。其中,所谓“整体的”,是指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各个部门、地区的协调一致;而所谓“内生的”,则是指充分正确地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虽然书中也强调了“以人为中心”,但是,综合起来看,它还是更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之间的协调,注重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

  此外,佩鲁还指出了增长概念的片面性,因为它只突出经济现象,而排除教育、职业培训、人口群体质变和增长率的联系等问题的评估。而且,也没有考虑过增长的目的与服务对象,因而缺乏对“发展目标”的深入思考和价值判断。再者,对危害人或毁灭人的可能性问题,也都不加考虑。另外,佩鲁还特别强调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毁灭”了它们所不能取代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把文化价值从市场当中排除了,从而把增长只看作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这势必会造成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人对物的贪恋,实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他由此提醒人们,要注意无发展增长所具有的危险性,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共进。而为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则应该成为各国发展的中心目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佩鲁所提出的“为一切人和完整人”发展的观点,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种关注中心由客体向主体的转移,标志着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

  可持续发展观也是一种物兼顾人,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进的发展观。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80年代形成、90年代逐渐成了人们共识的。它的提出,既直接回应了增长发展观的重要缺陷,同时又是对增长发展观的必要修正和补充。因为受传统增长发展观的影响,许多国家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结果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比如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被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土地沙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同时,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等问题也非常突出。因此,布朗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回响。因为它要求,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持续健康与和谐发展。如今,可持续发展观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并成了它们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

  物兼顾人的发展观,侧重于从外部视角来探讨人类社会福利的增加,但对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福利等问题仍然重视不足,由此产生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当代发展研究中,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观高度的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会议指出:“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显然,人成了发展的中心。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提出的自由发展观,更是该类发展观的杰出代表。

  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一系列著作中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量,更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6](p.30)。自由不仅具有目的性作用,而且也具有工具性作用。就目的性作用而言,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绿色革命、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都属于工具性范畴,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其最高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就工具性作用而言,应该特别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直接作用的基本自由,如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经济设施、社会机会、社会透明度和安全性防御等。

  无疑,自由发展观大大拓展了发展观的认识范围,而且与以往发展观注重人类所处外部条件的思路不同,自由发展观更加关注人们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扩展,并将此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同时,它把自由作为实现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前提条件,这实际上是将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与发展的终极意义直接对接了起来。自由是多维度的,从自由视角来看待发展,必然意味着发展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解决。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发展重任。

  

  (二)综合评介

  从单纯以物为中心,到物兼顾人,再到以人为中心,这无疑是发展观演化的重大进步。这对指引各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分析视角和考察对象的局限,其中不少内容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国家而言,其适用性则要大打折扣。

  第一,世界主义特性仍然明显,一般性较强,而具体性与现实性较差,特别是没有考虑国家依然存在条件下,如何通过发展主体——国民的发展与激励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最基本的现实问题,而这正是本文所提出的以国民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观的关键点所在。这一缺憾,在佩鲁的综合发展观里体现得最为突出。佩鲁提出,要为“一切人、完整人”而发展,并且把这看成是各国发展的中心目标和社会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但是,在国家依然存在的现实状况下,为“一切人”发展的观点显然只能落实在口号层面上,就连经常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都根本做不到,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为“一切人”而发展,不仅需要整个人类达到较高的文明境界,而且还需要打破国别经济的界限。显然,在现阶段比较理性的选择只能是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来局部地逼近上述目标,而通过国民发展和激发国民投身发展更是目前现实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第二,对于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国家而言,针对性和适用性非常有限。以增长发展观为例。它针对的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并且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作为主要的经验素材,而对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极化效应等因素均考虑不足,所以,其结论与政策建议等,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国家而言,其适用性便要大打折扣。比如说,已成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它是以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的国家为分析对象。事实上,许多后发国家却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不仅市场体系尚不完备,而且市场机制也远未建立健全,更何况,这些国家的国民对政府还有很强的依赖惯性。因此,要使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强势作用在短期内一下子消失,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强势政府的存在,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转型的速度与进程。针对这一现实状况,发挥强势政府的作用,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激发国民的发展与献身发展的热情,并尊重国民的自由与创新精神,也许是更为现实的理性选择而企图通过宪政改革来一下子改变强势政府的现状在现阶段却未必切合实际。

  第三,国民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全体国民的发展,其中国民起主导性与决定性作用,而其他因素则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只要国民发展了,国民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了,经济发展便有了“火车头”,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要素与资源,在开放条件下便会被吸引过来,这一规律已经被国内发达地区以及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明。比如,国内东部地区的上海和南部地区的广东,它们都不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但却是发展较快且较好的地区,其原因正在于民众得到较好的发展与激励,因而,不仅能够进一步吸引来更多的优秀人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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