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罗隆基与人权论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5-03-31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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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进入专栏)  

  

   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专门研究罗隆基与人权论战相关课题成果不是很多,但在研究"人权派"或"人权运动"中涉及罗隆基的论文却不少。本章着重考察罗隆基与"人权论战"组织,即"平社"与"费边社"的关系、他在"人权论战"中的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国民党、学术界和中共论战的观点,旨在揭示罗隆基阐发的人权理论体系,实质是在探索中国政治出路,也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走"第三条路线"在实践上的延伸。

   关于"人权运动"与"人权论战"的关系,需指出的是,有学者把"人权论战"就看成"人权运动"。 其实,"人权论战"是"人权运动"的表现形式,换言之,"人权运动"是通过《新月》月刊发表辩驳政论文章,以论战形式体现出来的。但就属性而言,两者则还有少许差别。"人权运动"侧重于政治运作;而"人权论战"除政治属性外,还更具学理探究色彩。

   一、人权论战的经过与特点

   "人权运动"就人权问题的论战,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中心的"平社"成员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

   《新月》月刊是罗隆基等"平社"成员发表论政言论的舆论阵地,是罗隆基参与"人权论战"的载体;而"平社"则是罗隆基策划、参与"人权论战"的组织。

   "平社"与"新月"的关系颇有一番来历。《新月》月刊是由胡适、罗隆基等人于1928年3月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一本综合性文艺性刊物,最早几期的《新月》月刊几乎不涉及政治问题,主要是胡适不想让《新月》月刊染指政治而骚扰徐志摩等人的文学兴趣。1928年底1929年初,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对政治感兴趣又对现实不满的"新月书店"成员,决定在《新月》月刊之外,另行创办一份周刊或旬刊即《平论》,这样,"平社" 组织的得名就滥觞于《平论》这个刊物名称。在"人权论战"期间的论战组织,主要由"平社"成员来承担。其实,"平社"的性质实际上是罗隆基仿效拉斯基从事政治舞台的"费边社"形式而传染给"平社"成员的, 并得到胡适的支持。胡适1929年3月25日记述创办《平论》的情况:"《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至今。《平论》的人员是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词,心却不很热"。 创办《平论》的目的是讨论政治问题,即国家大问题。《平论》因种种原因而流产,原拟在《平论》上发表的思想或批评就由《新月》月刊承担下来,当时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用,但此后《平论》杳无音信 。这样原本应承载"平社"成员发表政论文章的《平论》刊物无法出版,《新月》月刊第2卷第2期开始一改过去面目,每期都以突出地位刊登政论文章,从而转变成一个侧重政治性综合性刊物。正因为是《新月》月刊性质的转向,罗隆基把其在"人权论战"期间的全部政论文章,都通过《新月》月刊发表出来,这样,《新月》月刊成为了"人权论战"放言政论的载体。

   我们说,罗隆基是"人权派"的主要成员,又说他是"平社"的主要成员,那么,"人权派"与"平社"究竟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两者在理念、成员较为一致,只不过是"人权派"具有外向属性,因为"平社"成员主要通过《新月》月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被人们冠以"人权派"的称号;而"平社"则具有内向属性,是指《新月》月刊上一部分喜欢谈论政治的成员,因近似的主张和志趣,采取费边社的定期聚餐会形式而组成的一个松散团体。换言之,两者要说差别,"人权派"则指在别人眼中具有政治色彩的团体;而"平社"则是《新月》月刊内部一部分人讨论政治问题沙龙形式的组织。简言之,"平社"是发动"人权论战"的组织,"人权派"是社会上对"平社"影响的评价。

   如前所述,《平论》刊物未办成,罗隆基倡导"平社"费边式组织活动却开展起来了。但"平社"的活动并未如其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平社"活动伊始,就围绕人权问题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严重影响了"平社"原来的研究计划,人权论战的政治内容实际上取代了其他议题的内容。在"人权论战"期间,罗隆基不仅在他《论人权》、《我们什么时候有宪法?》、《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和《论中国的共产》等多篇论政文章中,多处引述拉斯基学说的有关论述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根据,而且他还开始有意识翻译拉斯基的著作,例如在他《新月》月刊第3卷第5、6合期和第7期中,罗隆基翻译了拉斯基的《服从的危险》、《平等的呼吁》的著作。正是通过罗隆基和"人权论战",拉斯基的学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罗隆基回国伊始便组建"平社"组织,使"平社"成为"人权论战"核心组织,他并把他从拉斯基和费边社成员那里学来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政治术语,传染和介绍给了"平社"同仁,成为"平社"模仿的榜样。由于罗隆基多篇犀利的政论文章,成为"人权论战"的重磅炸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围攻,加上"平社"成员内部意见的分歧,1932年初,罗隆基赴天津主笔《益世报》。由于"主将"的离去,"平社"至此终结。

   二、罗隆基人权论战理论体系

   罗隆基之所以是"人权论战"的主将,不仅他在论战中时间最长、最顽强,而且他阐述的人权理论具有理论体系,他的人权理论代表了"平社"成员,即"人权派"的思想。

   (1)罗隆基提出人权理论纲领性文章

   "人权论战"导源于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2号刊载的《人权与约法》一文,罗隆基为了配合胡适,在同期《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专家政治》,他在该文中认为,中国目前的紊乱是行政上不上轨道,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夹攻的恶果。他认为管理国家是一门科学,需要专家来担任,武人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只能训军,不能训政"。因此,"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 从而根本上否认了国民党治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虽然人权运动是从《新月》第2卷第2号开始,其实,罗隆基在此之前就已在《新月》月刊第1卷第8号和第2卷第1号分别发表了《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的吏治》和《美国的吏治法与吏治院》两篇文章,通过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微言大义,希望国民政府能够从中借鉴一些先进的东西,从而改革政府工作。继则,罗隆基在《新月》月刊2卷第5号上,他发表其人权理论的纲领性文章《论人权》一文,他在文章开头就开宗明义的指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努力起来争回人权,已为中国立志做人的人的决心。人权运动,事实上已经发动。"他认为人权运动的成功只是时间问题,用不着特殊的鼓励。罗隆基在该文中对人权的意义、定义、范围、人权与法律和国家关系以及人权的性质作了其人权理论纲领性论述,并在文后提出了中国人当时具体所要"35"条应有的"必争的人权"。 从"人权派"人权论战理论建构来说,人权理论主要由罗隆基来完成的。他的观点代表了"人权派"对人权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对于人权的范围与含义,罗隆基不赞成成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认为人类没有必要"归真返朴,到自然的环境里去自由发展我们的本性", 而是以"功用(Function)"作为他人权的根据。从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罗隆基对人权作了这样的解释:"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  "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须的条件"。 这个定义与"天赋人权"的理论不同,也不以法律为其根据,而是完全以功用为衡量标准,来划定人权界限与范围的。

   根据这一标准,罗隆基对人权与民权作了区分。他认为,"人权"(human rights)是做人的权利,"民权"(rights of man)则是在政治的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在政治的国家,有不是国民的人,但没有不是人的国民。所以,人权比之于民权,范围更大,更重要,也更为基本。民权只是人权中偏重于政治的一部分,是法律上规定的做国民的权利,最主要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选举权、创议权、复决权、罢免权等政治权利,而平等自由这些做人的权利则不在此列,属于人权范围。因此,罗隆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要做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 由此可以看出,罗隆基的"人权",既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更重视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这是他与早期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人权内容认识上的主要区别。从"人权论战"角度看,罗隆基的《论人权》是接着胡适的《人权与约法》讲的,但从文章的内容来说,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人权论战"本身,换言之,此篇文章是阐述人权理论总则性的战斗檄文。罗隆基的文章使人权运动达到高潮,从理论上动摇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理论依据,从意识形态上威胁着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而随之使"人权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

   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通电全国报馆,表明国民政府"求治至急","固不忍稍自暇逸,更何敢闭塞聪明……凡属嘉言,咸当拜纳"。 1930年1月,罗隆基借通电发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指出所谓国民党的"党治",其实是"一党独裁",压迫思想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相违背。从1929年8月开始,国民党也开始对胡适、罗隆基等人进行"围剿"。5月15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在"人权论战"第一阶段,面对着中国毫无人权的现状,胡适、罗隆基提出要制定宪法、确立法治、实行民主政治、思想言论自由的目标,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遭到镇压。最后阶段性的成果,胡适、罗隆基把他们的文章结集《人权论集》出版。

   (2)罗隆基构筑自己人权理论体系

   由于罗隆基的文章主要针对国民党当局,所以遭到国民党政权的压制和打击。随着论战的深入,罗隆基并没有因为国民党的高压而退缩,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充当了《新月》月刊新的旗手。"人权论战"转入第二阶段,罗隆基在此阶段,试图构筑自己人权理论体系。罗隆基的政论文章激怒了国民党,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党部向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发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是"国家主义领袖"和"共党嫌疑"。1930年11月4日下午,上海警备司令部便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在光华大学将刚刚上完课的罗隆基给予拘捕并审讯。由于胡适及时打电话请蔡元培、宋子文出面担保,罗隆基很快得以获释。但此事令罗隆基非常愤慨,并坚定了他与国民党斗争的决心,这也影响了罗隆基在以后政治倾向的运作。他随即撰写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刊在1930年12月出版的《新月》月刊3卷第3期上,将被捕经过和自己对此事的批评公之于众。罗隆基如此桀骜不驯,令国民党当局大为恼怒,国民政府教育部遂电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职。

   国民党虽没有对罗隆基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罗隆基在光华大学的教职却从此失去,境况十分艰难。尽管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并没有使罗隆基动摇政治立场,继续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政治论文,锋芒未减。为了保持《新月》月刊谈政治的力量,罗隆基并与全增嘏、沈有乾、邵洵美、王造时等准备恢复"平社"的活动。此时徐志摩等人为维持新月书店营业,主张《新月》月刊今后不谈政治,罗隆基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向后转"未免太快,因为"《新月》月刊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 在整个1931年,罗隆基的身心全部投入到《新月》月刊的编辑之中,以《新月》月刊为事业。此时,《新月》月刊的同仁已经四散,对《新月》月刊的投稿也不十分积极,罗隆基独力支撑危局,他从1928年至1931年间,在《新月》月刊发表了文章总计37篇,如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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