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新民:并庄屈以为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4 次 更新时间:2015-03-27 14: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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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新民  

   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龚自珍全集》第3辑)学人对这段话颇多论述,足以启人睿思,然犹有可论之处,本文拟对此问题试作探讨,以就正于时贤方家。

     一

   何谓“庄屈实二”?有人认为庄子乃“消极浪漫主义”,屈原乃“积极浪漫主义”,此为二。又有人从庄子“出世”,屈原“入世”二点来谈。当然,这些都有一定道理,然不全面。

   实际上,庄子与屈原乃是二种区域文化的代表。庄子生于战国中后期的宋国,活动于淮北平原上的涡河之滨。他与稍前的同乡老子俱为道家学说的代表。涡河属淮北平原,这里一马平川,无高山险阻,人民以耕种为生,自古民风淳朴。《管子·水地篇》云:“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好正。”《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此地“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有这样的地理环境,老子“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等思想的产生就不奇怪了。

   屈原乃楚国贵族,是楚文化的典型代表。楚文化产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饶食,无饥馑之患,故此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自然条件优越,地理形势险要。当时,中原视楚国为蛮夷之地,而楚也以此自居,长期与中原列国对立。“楚自克庸以来,其居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整个民族充满枕戈待旦,无日不思进取的精神。楚人尚武好胜,战争中一旦战败,主帅往往自杀以谢国人,因此壮烈之士为人景仰,民族英雄主义高度张扬。《史记·货殖列传》说楚地“其俗剽轻,易发怒。”重情感而少理智,因此史籍所载此地多“狂人”。在此环境影响下,所以屈原民族意识极强,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一旦理想破灭,便自沉以求人格完美。

   楚的风俗“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民间口头文学丰富,“蛮荆陋欲,词既鄙陋,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朱熹《楚辞集注》)王逸注屈原《天问》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写愁思。”故屈辞奇诡迷离,令人目迷心乱。

   再者,楚地的山水风物也给屈辞以极大影响,因此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缺,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庄子时代,宋国已经衰落,统治者又极端昏庸残暴。庄子作为一介贫民,远离政治圈,隐居乡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有傲骨,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熟谙历史,明于世事,历史的悲剧与现实的苦难,时刻啮着他的心。他痛苦至极,便希求超脱尘世,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故胡文英云:“庄子最是深情。人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庄子独见》)庄子受中原文化影响,重理性,他以哲学家的眼光冷静观察,解剖世界。他否定上帝,否定神鬼,反对宗教传说。由于对社会看得太透,生老病死,荣华富贵于他都无所谓,所以他能水粘不滞,顺应自然,随情任性。

   而屈原是楚国贵族,是位政治家,力行者。他与生俱来便和楚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全身心投入到复兴楚国的活动中,当遭受打击,排挤出政治圈后,他痛苦万分,时刻不忘自己民族的命运。他也曾想过超脱,但他的血统,他的命运以及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无法与楚国分割开来,因此他只有象楚国的无数先人那样以自杀来殉自己的民族。

   正是由于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加之性格、出身等差异,所以呈现在他们作品中的风格也明显不同。

   庄子的文章是阐述他的哲学见解的。他用卮言、重言、寓言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蕴含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中,让读者自个去体会,因此,庄文具有意境美和含蓄美。庄子提倡“天籁”,反对人为造作,所以他的文章又具有自然美,诚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而屈辞则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从内容上说,是“狂放”,从艺术上说,是“奇艳”。南国,山川奇丽,重岩叠嶂,峭壁峻峰,云雾变幻,足以激发奇思。岸芷泽兰,繁花茂树,缤纷呈其色彩,再加以楚地巫风盛行,装神扮鬼,奇装异服,所以“写来如火如锦,使人目迷心眩,杳不知町畦所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论》)。

   因此,我们读庄子之文,感到境界阔大而又那么清虚淡雅,超出尘外,具有天然之美,而屈辞则是色彩沉重,瑰丽迷幻,富有装饰美。庄文用“三言”形式来写道理,客观性强,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其中的奥妙,而屈辞则直接倾诉内心情感,主观性强,用强烈的感情一下融化读者。意大利美学家维柯说:“按照诗的本质,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把心从感官那里抽出来,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的心沉浸在感官里”。(《新科学》)。庄子有诗人气质,他的散文充满诗的语言,诗的意境,但他毕竟不是纯粹的诗人。

   他的本质是“崇高的哲学家”。所以他能脱尘,能在精神的世界里尽情遨游。屈原则是公认的大诗人。他是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政治上的失败使他变成了“崇高的诗人”。所以他“整个的心沉浸在感官里”,而不能自拔。

     二

   很明显,庄屈是不同的,而李白则是并二者以为心。如何并?这是有一定的条件,一定的原因和一定的过程的。

   李白受庄子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信奉道教。他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六甲”乃道教术数,“百家”自然也包括道家的《庄子》。李白家乡蜀中是中国道教发源地,而道教是打着老庄旗号的。道教是民间鬼神迷信和巫术活动与道家宇宙论相结合的产物。李白早年在家乡时就与道士交往,访问道教名山,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峨眉山》之类的诗。开元十二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三峡,在江陵遇到道士司马承祯。后者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序》)。之后,李白又与道士元丹丘结识,成为密友。他们游过许多著名道观,与许多著名道士交往,谈玄论禅。其间,李白多次隐居学道,直到天宝初由玄宗妹妹,女道士持盈法师推荐被玄宗召入宫廷。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放还后,不久就正式加入道教,开始了道徒生涯。

   李白在早年当然读过屈原的辞赋,但目前所存诗文中没有谈及。应当说出川前他受道教的影响大些。出川后,他在长江一带游历,不久便“酒隐安陆”,一住便是十年。此间,他足迹踏遍三楚故地,深深被灿烂辉煌的楚文化所感染,尤其加深了对屈原的认识,写下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的诗句。他刻苦攻读楚辞、汉赋、西洲曲乐府民歌,写出大量具有荆楚风味的诗赋。同时屈原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对理想顽强执着的追求和献身精神更为深刻地影响了他,这与他少年时代立下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与“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结合起来,更使他积极活动,干谒求助,以踏上仕途,最终发展到天宝初的供奉翰林。

   赐金放还,表明李白在仕途上的失败,政治理想的破灭。所以离开长安后,他既有屈原那种怀忠不遇,被谗受冤的哀怨之情,又有庄子那种不事权贵、追求精神自由的倾诉。自此直到安史之乱发生这段时间里,李白可以说生活在一种极端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做了道士,似乎要脱离这尘世;另方面作为“逐臣”。他又不甘心。可以说,这个时期,庄、屈二家思想在他头脑中占据的位置最为重要,彼消此长,相互纠缠。

   安史之乱给李白带来了另一个变化。由于“从璘”,而被下狱,然后是长流夜郎。这次给李白的打击更加沉重。此时他已届暮年,不但报国无门,连性命也险些搭上。当他溯江上行赴夜郎时,途经洞庭、三峡,被赦还后常在江、湘一带流落,此地此情此景与屈原遭放时十分相似,因此他更多地想到屈原,诗中屡屡以屈原自比。

   综观李白一生,庄屈二家思想在他身上的表现是有发展变化的。庄、屈都追求人格的完美,都志向高洁,而又天才横溢,他们都不是政治上的成功者。庄子与黑暗政治保持距离,保持独立的人格,清高,具有傲骨;屈原则被挤出政治圈之外,亦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狂态依旧。因此他们能引起李白的倾慕与共鸣,二家思想能共处于李白一身。但这两种思想又有区别,有其矛盾的一面。随着李白在人生与仕途上的顺逆,这二家思想在不同时期在李白身上占据着不同的地位。李白所生活的盛唐时代与庄、屈的时代已经不同,因此李白既不象屈原那样由于身系楚国贵族而表现的不可自拔,也不象庄子那样与宋统治者完全划清界限,而是介乎二者之间。李白身处江湖,心里想着魏阙,身在魏阙,又时常念叨着江湖。在现实的悲剧面前,庄、屈成为他化解痛苦的精神支柱。

     三

   关于李白诗歌的风格特色,前人颇多论述,今人也多有探讨,然众说纷纭,较难有统一定论。原因是李白作为大家,风格多样化正是理所当然,而且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主导风格,因此以偏概全往往不可取。

   李白的诗歌创作大略可以划为三个阶段。天宝初入京前为第一阶段,天宝时期为第二阶段,安史之乱及其后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诗风有着较明显的区别,而这又与庄屈二家对李白的影响有着密切联系。

   第一阶段包括出川前,安陆十年及安家东鲁时期,时间较长。这段时间李白主要是隐居、漫游,为从政治准备。创作风格虽在不断发展变化,但大体上是一致的。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这样谈到自己的诗歌:“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清雄奔放”可以概括这第一阶段总的特色。“清”,指清真,包括内容的清高与语言的朴素淡雅:“雄”,指雄壮,境界阔大;“奔放”,指气势浩瀚。这个时期的山水旅游诗尤能见出这个特色。应该说这第一阶段的创作受庄子与道教的影响大些。出川前的作品主要受道教影响自不待说,酒隐安陆十年,李白广泛深入学习荆楚地方文化,写了许多富有地方色彩的民歌,如《襄阳曲》、《襄阳歌》、《大堤曲》等,但基调还是“清雄奔放”。屈原对他的影响还没有明显表现,这主要是因为他还没有正式卷入政治漩涡。虽然他向往政治,但主要还是在祖国大好山水中徜徉,与道士、隐者交往,老庄思想在发挥着主要作用。这个时期代表作当为《蜀道难》了,这首诗虽以蜀道之难喻仕途之难,但并不给人以压抑之感,也不使人感到绝望,与天宝后的作品迥异其趣。作品中虽用大量神话传说,写得惊险怪状,但并不迷乱。殷璠论李白诗说:“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河岳英灵集》)“纵逸”,“奇之又奇”正是庄子风格。诗中也用了楚辞句法,可见此诗应写于出川受到屈原影响之后,但诗中却无屈原那样无法解脱的痛苦,故又应作于入翰林前。

天宝时期,李白亲身目睹了宫廷黑暗。遭受谗言,赐金放还后,政治理想破灭了,犹如屈原怀忠被逐一样,因此屈原般的感情在他心里涌动起来。他象屈原那样号呼、抗争,倾诉着内心的冤屈,如《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对于这种痛苦,李白也想摆脱。于是他借助于游仙、饮酒、游山玩水,求助于老庄思想与道教。庄、屈二家思想在他头脑中交相起着作用,呈现在创作上便出现“汪洋恣肆”的特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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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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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合肥)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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