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石本惠:治理民主:民主研究的新进程(一)

——对话杨光斌教授的民主理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5-03-25 22:02:07

进入专题: 民主理论  

杨光斌 (进入专栏)   石本惠  

  

   石本惠:杨教授,您好!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理论方面的学术论文和时政评论,我们想知道杨教授是如何评价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的?

  

   杨光斌:从200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算起,我已经连续写了8篇民主理论方面的论文,每篇论文都在2万字左右,其他的7篇是《早发达国家政治发展次序问题》、《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民主观:二元对立或近似值》、《作为民主形式的分权:比较历史-理论建构-政策选择》、《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治理的质量》、《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民主化成败的国家建设理论解释》。个别论文尚未发表,我们主要就这些研究聊聊吧,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感想。

  

   基于对中国思想界的观察和自己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我把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简单地概括为两种落差,也可以说是“一高一低,一多一少”:民主观念的普及度非常高,民主制度的实施度相对较低;民主的口号非常多,民主理论研究非常少。

  

   我认为,在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世界性的普遍主义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这是第一个张力。就民主观念的普及而言,一般国家都不及中国,过去一百年的中国,从孙中山的革命到毛泽东的革命,就是在民主的理念、民主的大旗下走过来的,因此一般老百姓都认同民主观念。但是,若问他们在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中国人又极具实用理性,大多数人会说走自己的路,学者和官方的数据都证明这一点。其实,中国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中国的民主实践形式有待充实和完善,即民主制度实施度相对低。

  

   与发达的民主观念相对应的是,中国思想界的民主口号特别多、特别发达、特别流行,比如我们习以为常地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这说明中国人对民主的期待是高调的,而非务实的低调的民主。这也是主张“幽暗意识”的张灏先生晚年反思自己对民主认识的结果,即从青年时期的卢梭式激进高调转向晚年的密尔式务实低调,他认为只有低调的民主观才能最终把民主留住。必须认识到,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多知识分子总是很理想主义很浪漫主义因而也很激进主义。

  

   民主口号的盛行源于民主理论的原创性研究太少。看看国内的民主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介绍西方理论阶段,原创性研究很少,因此人们总是跳不出既有的民主观念,不管对中国是否管用。如果民主理论的研究深化了细致了,口号式民主就没有市场了,没有以理论为基础的民主口号具有想当然性。政治口号的主要功能是搞革命或运动,民主政治建设不是用运动能解决的,不再需要“文革”式的政治口号。

  

   民主理论研究的缺失必然导致第二个张力,即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即贫困的理论难以解释丰富的政治实践。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实践上有一些既定的民主理论难以解释的东西,可能具有民主属性,但是它们在既定的民主理论上没有被表述,因而也不被视为民主实践。结果,在一些人那里,在实践上不符合既定理论的,就是有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关于普通百姓对政府和共产党的信任度问题的实证调查,第一次抽样调查发现信任度特别高,结果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想象,于是做了第二次、第三次问卷设计和调查,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我们北大的同行开始反思了,是不是一些知识精英太自大,自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大众的看法?但是中国知识精英确实是重要的,其观念对也好,错也罢,都存在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我想说的是,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此,实践上干得还不错,观念上不自信,自认为错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今天,很多人还认为中国的实践不符合自己接受的理论和观念而提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或许是,到底是中国的实践错了,还是自己的观念出了问题?不得不说,教条主义不但有传统的左的,也有来自右的,即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迷信。民主理论上的迷信尤其明显。

  

   石本惠:“一高一低,一多一少”的概括很有意思,两对张力的分析很犀利,直击中国的思想现状,应该也触及一些人的灵魂深处。高调的民主观和民主口号在中国确实很常见,但是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中有什么问题吗?

  

   杨光斌:在政治正确意义上,这样说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这样的口号在理论上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大大简单化了,在实践上也会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张力。

  

   在民主政治史上,民主既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形式,也是一种年轻的政治实践。说其古老,古希腊就有了成熟的民主政体,可我们称那时的社会制度为奴隶制。说其年轻,民主政治、尤其是大众民主政治,是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的事。有了社会主义运动以后,民主形式比如普选,就成为社会主义者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平等,而普选中的一人一票就是一种平等形式。这样,在西欧历史上,民主就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换句话说,在制度变迁史上,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

  

   在理论上,近代以来作为政治制度追求的三大意识形态分别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每种意识形态都是一套价值体系,由一系列要素构成。比如,根据我党十八大政治报告,社会主义价值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12个词24个字。其中,“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也是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的独特价值,其他主义也讲公正,但是只有社会主义实践才真正推动社会公正。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公正思想源远流长,但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将公正当做其政治哲学并付诸社会主义运动之中。一个国家有了自由、或者有了民主,都不一定有公正,现在很多国家的现实就是这样。

  

   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等于把民主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或者说把民主等同于社会主义。前面所说的历史和理论告诉我们,民主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种工具。就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我觉得应该颠倒一下: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在大众政治时代,平等是大众的基本诉求,而民主是实现平等的最好工具或路径,比如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就是平等。需要强调的是,平等是公正的一种形式,但是南美民粹化的平等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最终也妨碍了公正社会。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套综合要素的价值体系,其最高目标是实现公正,其他要素都是为实现公正服务的,千万不能把为实现公正的一个工具当着社会主义本身。这是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需要厘清。

  

   理论上的误读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尴尬,甚至在实践中自己给自己下套,自己往陷阱里跳。由于民主观念的流行和民主口号的发达,以至于形成了“民主元叙事”,即无论什么东西都与有无民主扯在一起。比如,说到腐败问题,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因为民主的缺失;说到社会不公正,还是因为没有民主政治。对此,研究中国政治的很多外国教授很难理解,为什么把这些都与民主联系起来。因为腐败是一种行政和司法问题,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照样腐败,西方国家历史上有了民主依然腐败盛行,是行政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完善才遏制了腐败;同样,很多民主国家连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提供不了,更谈不上社会公正。也就是说,一些国家治理得不错,如发达的西方国家,但其治理的好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市场、法治、分权、自由、公务员制度等诸多因素,甚至还离不开野蛮的殖民掠夺。相反,甚至可以这样说,人均GDP曾经居于世界前列的一些南美国家在二战后停滞不前,很大一个原因是民粹化的民主。

  

   流行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口号所造就的“民主元叙事”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利于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因为执政者自己推高的民主观念促使老百姓用高民主标准来要求执政者。结果,在治理层面,在公共服务意义上,与可比的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做得还不错,但是很多人依然会因为“民主”而质疑你。所以我说高调的民主观念和盛行的民主口号是自己给自己下套,自己给自己出难题。

  

   当然,自己给自己下套也可以理解为先进性的一面:自己对自己要求高,自己监督自己,政治上和观念上与时俱进。

  

   石本惠:看来,我们常说理论指导实践还真不是空话。另一个常见的具有理论性的实践命题是“熊彼特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有无民主的根本标尺,到底应该怎么认识民主政治的标准呢?

  

   杨光斌: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中国过去一直是各种外来理论的试验场,其结果有好有坏。但是,中国走到今天,不再应该满足理论试验场的角色,而应该成为理论的发源地,民主理论就应该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和基于中国的实践而得到重新理解和建构。

  

   就选举与民主的关系而言,在历史上几经演变。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民主形式是抽签,选举是贵族制的政治制度,这是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说的。确实,在欧洲中世纪,教会政治中的代表就是选举制产生,教会政治制度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世俗政治即贵族政体下的代议制。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事实上的贵族共和制,精英之间的游戏规则也是选举。也就是说,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上,选举制一直都是贵族制的一种制度安排。亨廷顿说美国政制是都铎式政体,即一种开放的贵族政体,其宪法规定的绝对多数原则(即修宪的2/3原则)事实上就是一种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兜底条款。你想想,政治是利益分配,而要达到2/3多数谈何容易?因此,这种看上去民主的绝对多数原则事实是恰恰违反的民主原则。美国那些129个立宪者在立宪时说的很明确:建立一个防止多数人直接参政的政体,而绝对多数原则就能起到这种作用。因此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说美国宪法具有反民主性质。美国宪法是奴隶制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是为了保护少数有产者的利益。这一兜底条款今天已经祸害大众,比如,美国的枪支泛滥危害了多少美国人的生命安全?为什么明明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现象得不到遏制?要知道有83~91%的美国人强烈要求控枪,但是多数人的意志就是得不到实现,难怪最近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报告说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其实,这正是美国宪法的奥秘所在!

  

   把选举与民主划等号是近年来的事。到了19世纪中叶大众政治时代到来之后,欧洲社会主义者当初就是以实现普选而在议会中占多数为基本目标,以为通过阶级立法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家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即使获得了多数选票也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立法,那样的话就把资本家、企业界赶走了,经济增长不了,下次选举就要落败,因此即使通过选举而占据议会多数的社会主义政党首先还是得保护好企业和资本家的利益。这确实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且不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历史上曾经是社会主义运动追求的普选(“竞争性选举”)怎么摇身一变而成了资本主义民主的专利或者与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的利器?这不得不回到当时的历史大势和当时的一个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杨光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理论  

本文责编:wangkaif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5672.html
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4年3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