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自由”的“忧”与“伤”

——论方鸿渐与钱锺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15-03-19 1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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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  

   《围城》问世之前,中国现代文学,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形态。“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好像农民起义军开进了德胜门,“主流”一派已经稳稳站定了地位。于是,论功行赏:哪些是开门大师,哪些是中流砥柱,哪些是新进,哪些是异端,哪些对社会激情澎湃,哪些为艺术孤芳自赏,仿佛都有了“公论”。但《围城》不管不顾地径自降临。正如它的作者自幼年时代就“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1](P17),1946年,《围城》在“忧世伤生”[3](P1)里呱呱坠地,要另类地证明自己的存在。半个多世纪中,《围城》的际遇,与它的作者几乎完全一样:先是带给读者意外的惊喜,大受青睐①,继而突然消泯三十年,忽又一夜之间洛阳纸贵、老幼争说,几成“显学”。对钱钟书和《围城》来说,可谓在时势之中身不由己,也生不逢时。所幸作者生于忧患,总算终于安详。

   在《围城》这样一部特别的小说里,最特别的人物,无疑是百无一用的方鸿渐。这部被夏志清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可能亦是最伟大”的小说[3](P447),方鸿渐形象的成功塑造,实是关键。不过读者喜爱《围城》,却未必理解方鸿渐。

   钱钟书与方鸿渐,在籍贯、经历、性情上明显的接近,使即便没有“考证癖”“索隐癖”的人,也免不了将小说内外的主人公和作者加以联系②。尽管杨绛女士说过这样的话:“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1](P7)但是,她还是费了许多口舌,在《记钱钟书与〈围城〉》里竭力申辩方鸿渐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本人,也在公开场合撇清《围城》是自传。[4](P26)从《围城》问世后一般读者更多从“讽刺”和“否定”的层面理解小说看,我们不难猜测,钱钟书杨绛夫妇,大概是不愿意受众因嘲笑方鸿渐,而“误读”钱钟书。他们作为“知情”人,出于可理解的私心对作者与人物关系的撇清,对于评价方鸿渐,以及深刻理解《围城》乃至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干扰③。

   其实,讨论钱钟书与方鸿渐的关系,并不在于一定要考索作者是否等于主人公,作品是否钱杨自传,而是在于: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塑造了主人公,以及赋予了方鸿渐怎样的精神内涵。而这之中,必定隐含着作者深刻的思想与体验。

  

   方鸿渐的人生经历,简言之:一是偶然地就留了学,这为他认识几位有意思的女性构筑了一个平台。二是因着他所认识的女性,又偶然结识了赵辛楣,然后因为赵辛楣而去内地任教,这就为他性格的展示提供了绝好的场所。

   我们先看看与他有关系的几位女性。方鸿渐未曾谋面的未婚妻淑英,是他得以留学的契机。一般人不会去注意这个可怜的因病早逝的女性,大多认为她是小说情节里的一个次要道具。但是,恰恰因为她,方鸿渐的性情才开始展露。方在北平读大学时,就“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壮着胆”给父亲写信,含蓄地要解除应父母之命的婚约。他的举人父亲洞鉴其“托词悲秋”“实为怀春”,威胁要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2](P7)方只好马上妥协。后来淑英去世,方自己既享自由之乐,也愿意为差点成为岳父的点金银行周经理减去悲哀,于是写去一封慰唁的长信。周一感动,方的留学款就从天而降。在这里,方鸿渐的本性已初露端倪。他既喜爱自由,却没有为自由去抗争的勇气,甚至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企图。如果没有父亲的经济荫蔽,他就只有回老家;没有周的帮助,他也留不成学。他心地是善良的,但却是一种有距离的吝啬的善良。他不愿意伤着别人并知道感谢,所以给周经理的信才“情词深挚”。方鸿渐的这种性格,可以说贯穿了小说全篇。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他似乎命中注定是一个没有别人的呵护就无法生存的人。

   方鸿渐的第二位女性,是穿着太露、有“局部的真理”之称的鲍小姐。方虽然对鲍的行为不检不以为然,但他“也觉得兴奋”。[2](P13)他对鲍丰满肉体的诱惑半推半就,最终接受了鲍。但方鸿渐的接受是个偶然,不过是一时对肉感的屈从,而且还是带了点真情的屈从。这从他后来看见鲍若无其事地扑向未婚夫而内心作痛就可发见。鲍小姐要的是放荡,她不会呵护方;方要的是“和向随俗”,[2](P45)而不是鲍的完全放纵。或者说,他就是放纵一下,也会很快地自敛。如果没有他同舱的安南人下船这个诱因,方与鲍说不定就会“发乎情,止乎礼仪”。自然,鲍不是方的可人儿,方不会觉得完全放纵是他的所爱,他消受不起这样的自由,否则他就不会对李梅亭去小镇上嫖土娼那么不齿。于是,鲍就像海里的泡沫,很快在方的心灵里消散了。

   与方鸿渐亲密接触的第三位女性,是苏文纨。苏在小说中,是衬托方性格的重要人物。苏文纨与鲍小姐譬如霄壤:她文静大方,举止矜持,谈吐高雅,但内心虚荣,工于心计。最重要的是,她有鲍小姐根本没有的对方的呵护,而这是方鸿渐非常需要的——也正因如此,方在不经意中,却与苏愈走愈近。在船上,苏小姐冷观方的失意,不露声色与方拉近了距离,并以“善意的独裁”为方做一些妻子才做的事。[2](P25)在上海家中,她轻描淡写地说方大处玩世不恭,小地方反而认真,就让鸿渐解除了对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文凭的“亏心内愧”。[2](P45)她喜欢看着赵辛楣和方鸿渐为她而斗,又“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就分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2](P50-51)在直觉到表妹的威胁后,她故意在唐晓芙面前点一下鲍小姐以预警,又在方鸿渐面前说自己表妹“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满肚子鬼主意”以劝诫。[2](P53)苏文纨是如此精心地安排着生活,交友、聊天、小聚、写诗,她的未来,以及选择丈夫。她也以同样的精心呵护方鸿渐,使方觉得她就像一张网要罩住他。这样的呵护,方鸿渐当然消受不起;他最终冲破这张网,而代价,则是失去了他真情爱上的女孩——《围城》中作者唯一对其不带半点嘲讽的女性——唐晓芙。方鸿渐少有物质利益上的俗心,即使在买办张吉民家里故意尖刻地赢了钱就走人(这是他少数几次表现勇气和狡黠的细节),他也没有接受苏小姐如此精致生活的心理准备。因为那一切,都太有计划,太理性,也太庸俗,都有违他的自由和率性,他厌憎这样的矫情与伪饰。但是他不会与这些斗,不会正面冲突。他最多选择嘲讽与不屑,或者,他就会怯懦地逃避。

   至于唐晓芙,方鸿渐的真爱全在她身上。与唐晓芙交往,方鸿渐露出了他的认真和单纯:“他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里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2](P80)唐晓芙活泼、天真、热情、纯洁。像方鸿渐这样“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2](P1)还受过鲍小姐诱惑的人,是不配得到她的。更现实的是,就像方鸿渐不容于这个社会一样,唐小姐在这个社会生存也是要有条件的。方鸿渐既没有雄厚的家财,也没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天使般的唐小姐需要的无菌环境到哪里去找?倘若方有财有名,那也必定早被俗世浸淫才如此成功,这样的话,唐小姐的真纯又怎么能得到保障呢?所以,唐、方之恋本来就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方鸿渐失去的不仅仅是唐小姐。他自此以后,失去了一种可贵的朝气,一种理想和希望。他生活里唯一一位他绝不会挖苦和嘲笑的女性唐晓芙,像闪电照亮过他的灵魂;然而,在他未来的生活中,永远不会有同样光彩的人重现了。在唐之前,方鸿渐保持了对俗世的自由而敏锐的批判;而唐离去之后,他开始慢慢变得有点随遇而安,锋芒渐颓。

   接下来,孙柔嘉闯进了他的生活。如果说苏文纨有大家的富裕与粉饰的雅致孕育出来的智慧,那么孙小姐就有殖民地上海小康人家的精明。在去三闾大学的途中,孙柔嘉偷听方鸿渐与赵辛楣的谈话却毫不露痕迹;故意作假说她父亲来信询问她婚事,把陆子潇的求爱信示于方请拿主意;赵辛楣走后对方柔懦地嗫嚅“只剩我们两个人了”[2](P263),如此等等。孙从恭恭敬敬始终称赵辛楣为“叔叔”,到后来不许方与赵多交往;从开始对方的细致精密、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追求,到回上海后逐渐颐指气使、专横跋扈:我们发现,这是一位理智世俗得可怕的女性。孙知道自己没有苏小姐那样的资本,苏对方鸿渐有无意识的施舍,而孙柔嘉是示弱于外、博取同情的猎捕。方鸿渐因为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本性离开了苏文纨,但却因为自己的善良与软弱,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偶尔的仗义,而接受了孙小姐。他明明清楚地知道孙小姐“妩媚得勉强,不是真实的美丽”,[2](P237)但他还是挽住了孙小姐的胳膊。或许,方鸿渐是绝望了,他精神上依恋的赵辛楣因汪太太事发败逃,他失去了最后一位真诚呵护他,而且他也需要这种呵护的人!这之后,以方鸿渐的性格,一切都变得可以预料。他终于被坚韧顽强、一心想过好俗世小家庭生活的孙柔嘉俘虏。他不习惯生活的琐屑,不习惯生活的茧缚,无法与他的那个家——父母的大家以及自己的小家——和谐。可以说,在《围城》众多女性的眼中,方鸿渐是一个“多余”的人。正如赵辛楣对他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2](P184)

  

   杨绛女士为诠释《围城》的主旨,说过这样的话:“围在城里的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5](P175)④但是,方鸿渐的价值不只是这些,他的际遇大有深意。

   方鸿渐确实“不讨厌”:他机智、敏锐,闲适、洒脱,善良而真率,自由而温情。但他的悲剧就在于“全无用处”。1979年钱钟书先生访问美国时,曾经对夏志清说:他对于人生,近处着眼,是乐观的;远处着眼,则是悲观的(“long-termpessimism,short-termoptimism”)。[6](P42)这才是对方鸿渐形象内涵的绝好注脚。“有用”与“无用”,将“真率”的性情与“实际”的人生决然对立起来。“有用”的人,在《围城》里是大多数。眼睛白多黑少,有淫邪之相,不大理会人,六月天穿黑呢西装外套,“对天气也鄙夷不理”,[2](P124)旅途中想占寡妇便宜的训导长李梅亭;买假文凭,将白俄妻子硬说成是美国人,镇定自若,反让方鸿渐怀疑是自己弄错了的历史系主任韩学愈;贪婪、无聊、胆怯,靠官僚亲戚做上中文系主任的汪处厚;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下作地打小报告的陆子潇。还有,貌似公允实则圆滑世故的“科学老家”高校长;因“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而认定“女人做诗,至多是第二流”[2](P85)的董斜川;浅薄的顾尔谦;粗俗的方家妯娌,如此等等。我们读《围城》,突然发现了这么多“有用”,但我们都绝不喜欢的人。是令人讨厌者都进了“城”呢,还是现实社会这个“城”里的人,本来大多是有用而令人讨厌的?

曾有学者评价方鸿渐是“俗物”。的确,方鸿渐不是因为道德的完美,而在俗世显得多余。他的道德是缺省的:意志薄弱,随遇而安。但他不是“俗物”,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生存得这样被动和痛苦。方鸿渐这个“多余”人,是一个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悲哀与无奈的多余人。在现代文学中,这类既不能苟同世俗,又无力高蹈理想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柔石笔下的萧涧秋,巴金笔下的高觉新和汪文宣……就连《围城》中的方遯翁,也实在是一个多余人。与方鸿渐不同,前者是时代的多余人,他们或者没有勇气,或者没有能力,在当世体现自己的价值。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不留神就处在了社会和主流文化的边缘。比如方遯翁,他就只有靠自欺生存下去,否则他的自尊与敏感会让他一生不安。他就像《围城》里那座明明毫不顶用,却偏偏要响亮地自鸣的钟。方鸿渐的多余,与他们还有不同的地方。他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多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多余者,而是所有时代的多余者。准确地说,方鸿渐是自由自适人性的多余⑤。这样的多余,出离了近切的时政,不像其他多余人那样,会带给读者强烈的社会即临感。但是,这样“多余”所启示和包孕的人生悲哀,却悠远久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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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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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海口)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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