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等:“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笔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5-03-10 0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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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出发,我认为文人心态的研究起码具有两个重要目的。首先是学术研究自身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以为心态研究是联结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重要中介。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正在走向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尤其是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以前对这些问题和领域也并非没有涉及,比如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诸文化要素对文学的发生演变及其审美属性的作用等等,也是大家经常论及的内容,但为什么会觉得离文学审美比较远,有时甚至会流于一种研究的套子。我想关键就在于许多研究者是直接将这些外部因素与文学对接,从而给人一种生硬机构的感觉。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直接进入文学的领域,而必须通过文学作家与批评家的心灵过滤与重组,然后才能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中。或者说,这些因素最初是作为一种心态而出现的。心态具有情感与理性、具象与抽象、意识与潜意识的综合整体特性,它将外部世界的种种因素加以改造、加工与重建,从而把文学的外部世界转化成自己的内部世界。最终再进入自己的作品与理论。从此一角度说,任何一种文学的外部因素相对于作家来说,都是一种可能的存在而不是现实的存在,只有经过其心灵的整合之后才可能内化为自我的主体存在。因此我们只有将文人心态弄清楚了,才能搭起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桥梁。

   其次是与现代人心灵交流的目的。在中国古代,许多人认为存留于纸上的文字只不过是精神的糟粕,而真正可贵的乃是作者的精神。这种说法有多少真理的成分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它说明了中国古人特别重视与前人精神境界的直接心灵交流,用传统儒学的话语说就是有切于自我心灵的“自得”。我以为对文人心态的研究可以更加有效地与古人进行心灵的交流。对文人心态的成功研究,能够使后人活生生地看到古人在面对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荣辱与得失时的复杂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与矛盾困惑。从而达到更加贴近古人与更能引起自我心灵振动的双重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文人心态的了解并进一步体会他们的精神境界,能够有效地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境界,从而使我们在一个充满变化与物欲的时代活得更为踏实和更有滋味。我们以前曾经很佩服范仲淹那种进亦忧退亦忧的精神境界,认为那表现了他伟大的进取精神和责任心,可是当我们了解了王阳明“用之则行舍即休”的心态时,可能更有利于现代人人生价值的选择,因为这不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境界,而是进亦乐退亦乐的境界,在王阳明看来,一旦有机会出仕报效朝廷,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不计个人得失,不惧他人毁誉。而一旦遭受挫折而归隐田园,则可欣赏山水得到自我的陶冶,充分享受人生,并为再一次的人生进取积蓄能量。在这一过程中,环境的压迫与人生的失败都不仅仅只有负面的意义,而是考验了自我修养境界高低并增加了自我的人生的阅历。我想,如果现代人也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对我们的现实人生存在将是怎样的意义,我在做《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这个项目时,的确曾经感受过这种心灵的激动与人生的感悟。

  

悠久的两难:古典文学精神与文人心态模式

韩经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典文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文人心态,在总体上呈现出的两难态势,可以用辩护心态和批判意识的内在矛盾来概括。

   以往,我们只将历代歌舞升平的作品看作是辩护性文学精神的体现,而没有看到维护正统的辩护心态同样可以产生风骨凛然之作,尤其是那种隐藏在批判意识的背后,以其讽谏而替正统辩护的文学精神和文人心态。往往表现出追求理想和主持正义的精神力量,理直气壮,气盛言宜,风清骨峻,兴寄高远。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风人”精神和讽喻范式,绝非独立于正统思想体制之外的独立的声音,而恰恰是正统声音的折射,即便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政治文学立场,最终也是在使诗歌化为政治传媒的同时,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情传播,达到自上而下的思想教化。其实,客观地讲,那由采诗观风的制度和采诗官的建制所构成的政治文化诗学传统,之所以会产生像东汉时期“诈为郡国造歌谣”那样的骗局,恰恰是因为所谓批判者实质上是为辩护服务的。当然,文学史上真正有人格的作家,其兴寄讽喻无不出于真诚,但是,就像史家传统中同时存在着实录直书与尊贤隐晦一样,历史真实,实际上并不是史家追求的唯一目标。而一旦面对着两个互相悖反的价值趋向,史家也好,作家也好,能不两难吗?

   于是,史家和作家历史地设计出一种“两悠悠”的精神意态:孔子以“邦有道”“邦无道”为参照来作出抉择,老子则主张“不敢为天下先”,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庄子明确提出“两行”命题,等等。看起来,“两行”而且“悠悠”,何等地徜徉自在!殊不知,这真正是一种无奈,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者”在历史逆境中为自我生存而设计的基本策略。既然如此,任何有关这种精神意态的分析就必须首先确认历史逆境这一大前提,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者简单化地斥之为消极,或者同样简单化地誉之为自由,而忘记了“两悠悠”其虚拟的本质特征。就如同实录直书与尊贤隐晦对史家来说两手都要硬一样,“阅世走人间”和“观身卧云岭”之间的此实彼虚或此虚彼实,使文人人格因虚实并存而分裂为二,这样,又何来统一的人格呢?真实地讲,中国文学精神史和中国文人精神史都呈现出这种以分裂而求得精神归宿的典型特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逆境中的历史的生存智慧,因为上升为思想信仰而转化为终极追求,于是现实的无奈就成为精神的自得了。20世纪后期对老庄玄禅之人生智慧和人格魅力的过度推仰,已经造成了文化阐释的现代误导,使人们误将历史上的无奈认作是自得,现在是应该进行澄清性文化反思的时候了:“两悠悠”实质上乃是一种逆境化解智慧,其怡然自得中深藏着选择的无奈。

   中国古典文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文人心态,在总体上所表现出的两难态势,还可以用情感与伦理相冲突的历史难题来概括。

   一部中国文人精神史,就是一部情感与伦理的冲突史。不管是早期儒家主张情感节制的以理和情论,还是后期理学兼容释、道精神而主张虚静体验的心灵澄净论,都在试图确立一种关于性情的理想规范。但是,不管是早先的“和”之度,还是日后的“未发”之性,始终没有解决由理论概念向实践方法的转化问题。伦理哲学的长久难题必然导致文人心态的长久困境,从而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一般性地分析文学史上的情、理冲突,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义了,值此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精神史之际,需要我们深入到向所谓情、理冲突之精神状态的内部,去剖析因此而导致的文学审美观念上的犹豫彷徨和模棱两可,去剖析其至今存在的文化影响。虽然,一深入进去就会感到这实在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文化课题,但新世纪的现代理性能提示我们,传统中情感与伦理的冲突,往往被历史推向个人情感与政治伦理的冲突,从而使问题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而显得异常敏感。比如,对女性美和性感美的文学表现,之所以历来不曾得到正面的评价,就因为相应的伦理尺度实际上是与女色亡国的政治理念连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历史上凡是能够挑战政治伦理的抒情文学潮流,都带有个性解放的政治文化色彩,于是随着文学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而失去自身发展的可能。

   两难,曾经主要被描述为对传统的矛盾心态。而现在则需要确认它作为传统本身的性质,于是,对我们来说,就有一个如何摆脱传统两难困难的问题了。换言之。我们现在难免还会处于两难境地。但有一点却必须明确,即此两难非彼两难。如果我们还在为传统的两难问题而困扰,甚至自觉不到,那就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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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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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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