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思想的转折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 次 更新时间:2015-02-06 16: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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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年初,27岁的黑格尔离开伯尔尼来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801年初。法兰克福时期是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期间他开始摆脱康德主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辩证法的思想萌芽。这种转折一方面使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一度陷入了"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1〕; 另一方面也使他改变了对矛盾的消极态度,开始把矛盾看作思维与存在的共同基础和动力,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例如关于异化、扬弃、否定性、和解、对立统一等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内容。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黑格尔开始注意到"客观性"的重要意义,这客观性不仅构成了对矛盾进行积极理解的前提,而且也构成了和解思想的前提,这种态度与他在伯尔尼时期一味沉溺于主观性的情感和道德之中的倾向是截然不同的。正是这种提高使得黑格尔克服了康德的理想状态的道德主义,致力于寻求思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解和统一,从而使法兰克福时期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诞生地"。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在这部论著里,黑格尔一改他在伯尔尼时期的几篇文章(《民众宗教与基督教》、《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中对基督教的激烈批判态度。关于基督教的现实特征在这里很少直接论及,更多谈到的是宗教的精神本质(这种变化明显反映了黑格尔与现实生活的逐渐妥协)。理想对现实的单方面否定转变为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抽象的普遍概念作为精神或生活的一个环节在与具体的存在的和解中被扬弃了。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耶稣对摩西的批判或者道德主义对权威化的基督教的批判,而是裹藏在"爱"、"生命"等情感主义外衣下的刚刚萌芽的思辨神学对康德的道德神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青年黑格尔的自我清算,它标志着黑格尔从早期神学思想(即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的神学思想,其基调是希腊情感主义和康德道德主义)向思辨神学和思辨哲学的转化。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希腊情感主义和康德道德主义的瑰丽余辉,也可以看到《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思想的熹微晨光。

   一、爱扬弃道德与"和解"思想

   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反对犹太教的外在律法主义的主题转变为反对康德的内在道德律令的主题,耶稣与摩西的分歧变成了黑格尔与康德的分歧。与《耶稣传》中将道德与律法相比较的做法不同,在这里,出现了爱与道德命令的对立。在《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中,康德式的耶稣为了反对纯粹客观的律法,曾提出了某种与它针锋相对的东西,即"主观性一般"。这种主观性一般就是普遍的道德命令,它与律法的区别在于:律法是基于异己的权威的外在规定,道德命令则是基于主观的普遍概念的内在规定。然而,尽管有这种区别,道德命令仍然是片面的和抽象的,因为它缺乏具体的内容。道德命令表现了人的普遍的理性能力和主观理想,在它里面,外在性的权威律法被扬弃了;但是人摆脱了外在主子的奴役,却成为内在主子的奴隶,成为普遍的理性能力、概念、理想、"应当"状态的奴隶。"对特殊的东西:冲动、嗜好、病态的爱情、感性或其他种种说来,普遍的东西必然地而且永远地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客观的东西。那里面总残留着一种不可摧毁的权威性,足以激起人们的反感,因为普遍的义务命令所获得的内容、一种特定的义务,包含着同时既是有限制的又是普遍的这样一种矛盾,为了这种普遍性的形式,它提出片面的、极其顽固的自负的要求。〔2〕

   外在性的异己力量(律法)被摈除了,然而人现在又陷入了内在的分离和对立之中:一边是普遍性的理性和合理意志,另一边是具体的嗜欲或任意;一边是"应当",另一边是"存在",而道德命令就是以这种内在的分离为前提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命令作为一种绝对的义务,要求具体的嗜欲或任意把普遍性的理性和合理意志接纳为行动的内在根据和准则,然而这种统一仍然是一种"应当"状态,它忽略乃至扼杀了"存在"本身。面对这种知性的分裂,《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的耶稣--这个耶稣已不同于《耶稣传》中那个以康德的口吻说话的耶稣--提出一种"较高的和解的天才",即爱的意向。在爱的意向中,法规(包括外在的律法和内在的道德命令)失去了普遍性,嗜好则失去了特殊性,双方消除了对立而达到和解。关于爱与道德命令之间的根本性区别,黑格尔写道:"每一个命令只能表达一个'应当',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东西,从而立即表明了它的缺点,因为它没有说出存在。对于这样一种命令像:'不要杀人',耶稣提出了一种道德,人的爱的意向与它对立,这种爱的意向不仅使得那个命令就内容说来成为多余的,而且也打破它作为命令的形式,因为命令的形式意味着一个命令者与一个抗拒命令者之间的对立;爱的意向排除了任何关于牺牲、毁灭、压制情欲的思想,它同时比起理性的冷酷的命令是一个具有更丰富更有生命的充实内容。"〔3〕

   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决裂是黑格尔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早在179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谢林就已经表现出对道德主义泛滥的强烈不满,他在写给黑格尔的信中多次表达了这种不满。谢林写道:"一旦在勿宁说是上帝把他们(指康德主义者们--引者注)带到的那个地方住定了,他们就制造出某种康德体系的肤浅杂拌来,从这里他们源源不断地把浓厚的哲学菜汤喂养着神学。于是,本来已经衰萎下去的神学,很快就以更加强壮的姿态出现了。一切可能的神学教条,都被贴上实践理性公设的标签,并且没完没了地做着上帝存在的神学历史证明。图宾根式的实践理性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4 〕谢林的这种态度不可能不对黑格尔产生影响。当然,黑格尔主要是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过程中达到反道德主义的结论的。在这里,希腊情感主义的形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批判武器,但是对康德道德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单纯地退回情感主义,而是出现了新的内容,即辩证思想的萌芽。邓晓芒先生指出:"事实上,在黑格尔摆脱康德的影响而实现其思想中的'重大转折'的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首先就是以批判康德的伦理学、提出人的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和这种分裂的重新统一问题、提出'生命'和'爱'的概念为标志的。"〔5〕在这里,爱、 生命等等范畴虽然仍被黑格尔看作精神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它们已经开始向形式方面转化,而它们所包含的命运(生命的分裂与重新和解)、对立统一则成为精神的真正内容。

   当黑格尔提出爱来扬弃道德时,他已经开始自觉地把矛盾、对立统一当作生活和思维的基本原则来对待,而不是像康德那样把矛盾仅仅看作理性的谬误。在爱中,法规与嗜好、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概念与具体存在之间的对立被扬弃了,从而实现了命运的和解。普遍的理性、道德命令、概念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或理想状态,是空洞的抽象,与这些抽象范围相对立的是特殊的和具体的存在、嗜好等等,而爱的和解作为一个辩证的结果,是对上述矛盾的扬弃,是对立面的统一。虽然爱仍然被限制在主观性之中,尚未提升到客观概念和精神的高度,而且爱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第三者,以一种外在性的方式把法规和嗜好统一在一起,但是在这里已经包含着明显的辩证思想。

   爱的和解不仅超越了外在强制性的律法,而且也超越了内在强制性的道德命令。爱是比道德更高的层次,它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和原则,勿宁说,它就是一种真正的道德。黑格尔写道:"如果爱不是道德的唯一原则的话,那末每一种道德就同时是一种不道德。与完全奴役于一个异己的主子的法规相反对,耶稣所提出来代替的并不是一个部分地奴役于自己的规则、并不是康德式的自我强制的道德,而乃是没有统治、没有屈从的道德,即作为爱的特殊样态的道德。"〔6〕如果说(康德式的)道德曾经作为对律法的一种补充和扬弃,那么爱则是对道德的补充和扬弃。在爱中,道德的一切片面性和限制都被扬弃了。爱并非只是像道德命令或义务那样克服了敌对的一方,而是从根本上克服了敌对性本身。康德的道德命令以普遍性的思想("应当")与特殊性的现实("存在")之间的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制为前提和内容,黑格尔的爱则表现了精神的统一性,它扬弃了思想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对立,作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解的道德呈现出来。爱与(康德式的)道德的差异不再像道德与律法的差异那样,仅仅只是两种不同的片面性之间的差异,而是片面性与全体之间的差异、分离与分离之和解之间的差异。在这里,黑格尔决不仅仅只是用情感主义扬弃了康德的道德主义,而且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以思辨理性(虽然仍旧采取了情感和直观的形式而尚未达到概念思维的高度)扬弃了知性的反思,以辩证的统一扬弃了形而上学的对立。而这一点才是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神学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法兰克福时期的神秘性"--对于该时期的这种"神秘性",狄尔泰和卢卡奇等人都曾强调过--的真正内容。

   二、宗教扬弃爱与"苦恼意识"

   在爱的和解中,精神超越了道德命令的片面性而达到了全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全体仍然是一种片面性,即主观的片面性,因为它始终局限于爱、局限于情感的范围之内。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已经意识到爱的片面性并且试图超越这种片面性,然而他却由于对康德的理性(普遍性的抽象理性或知性)的拒斥而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而且令他自己信服)的最高统一物。宋祖良先生指出:"康德在理性与嗜好、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主体与客体之间处处造成割裂。黑格尔认为,这些对立的概念被绝对地割裂开来。是单纯反思的产物,因此,他故意避免使用通用的一些概念,以求跟康德划清界限。"〔7〕虽然黑格尔试图把这个最高统一物说成是宗教, 并且提出了宗教是"反思和爱在思想中的统一、结合"这个公式,但是这宗教本身却由于缺乏概念的规定性而流入神秘,成为直观的对象;这种统一也由于缺乏体系而成为一种偶然性的"特殊心情",仍然未能真正扬弃主观性。"〔8〕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苦恼意识", 即由于不能在主观性的爱与客观性的反思之间实现真正统一而产生的苦恼。

   被爱所扬弃的对立不过是一种主观范围内的对立,即普遍的主观性(理性的道德命令)与特殊的主观性(嗜好)之间的对立。当爱克服了道德的局限而达到了统一时,它并没有克服主观性的局限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因此它同样面临着被反思和客观性再度扬弃的可能性。黑格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克服爱的这种主观片面性,他提出了宗教作为更高的统一体。黑格尔说:"爱扬弃了道德范围的限制;不过爱本身仍然是不完善的本性。在幸福的爱各个瞬间里没有客观性存在的余地。但是每一个反思都扬弃了爱,又恢复了客观性,有了客观性又开始了有局限性的事物的领域。因此宗教就是爱的完成(它是反思和爱在思想中的统一、结合)。"〔9〕在另一部手稿中,他把道德、 爱和宗教作为三个不同的层次,认为"信念扬弃权威性、命令的客观性,爱扬弃信念的界限,宗教扬弃爱的界限。"〔10〕那么宗教这种更高的统一体在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那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事实上,由于拒绝从理性和概念本身来说明这种更高的统一,由于拒绝反思哲学而导致了拒绝哲学和思维本身〔11〕,黑格尔只能把宗教看作主观情感和想象力的对象化,只能把神说成爱的实体化或客观化--"爱为想象力加以实体化,就是神"(这个思想倒是与费尔巴哈的宗教观颇为接近)。因此神虽然被勉强地披上了一件客观性的外套,然而它却仍然缺乏本质的或客观的规定性,它的内容仍然只是主观的情感,是有限生命对于自己所设定的自身之外的无限生命的崇拜。"如果人把无限的生命设定为全体的精神,并同时设定为在他外面的有生命之物(因为他本人是有限制的),并且当他要提高其自身以达到这有生命之物并同它有最亲密结合时,同时又设定他自己自身为在他外面(即在他这有限制者外面),那么他就在崇拜上帝。"〔12〕

与后来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和宗教哲学的客观性路线相反,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完全是从主观性方面来定义宗教和神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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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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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贵阳)199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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