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当代文学与“新民族精神”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 次 更新时间:2015-01-21 10:49:28

进入专题: 当代文学   民族主义   民族精神  

樊星 (进入专栏)  

   文学常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系。一个民族的文学常常可以体现出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出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象。以这样的眼光看当代中国的文学,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中国人追赶现代化的步伐显得格外急切、匆忙、浮躁,这急切、匆忙、浮躁投射在文学思潮的演进中,便是当代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日新月异。由于中国人对西方现代生活的追求而产生的“西化”浪潮使得西方的科学主义、民主主义、个性主义、现代主义再度重返神州,这些西方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引发了由于西方文化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导致的精神痛苦,这样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中国的作家们。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也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当代的“文化寻根”思潮正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标志,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的文学作品因此而一直硕果累累。在不同的文化思想与社会思潮的交锋中,相对主义的理念应运而生——这一理念使人们由传统的偏执、极端走向理解、宽容,也使得许多作家学会了在不同的文化立场间(不仅在中西方文化之间,而且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穿行的灵活多变。[1]而现代社会中的激烈竞争、巨大变化也驱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放下了传统道德的重负,坦率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苦闷与激情,从而使“欲望叙事”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大景观,使中国人的强盛欲望、世俗情怀得到了空前尽性的释放。于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当代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北岛诗句)的上下求索中,中国人的精神渴求与世俗欲望都通过文学得到了空前气势磅礴的宣泄。在多元文化思想的碰撞与交汇中,以既追求个性的特立独行也追求世俗成功、既兼容并包了西方各种文化思想又重新发现祖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性”、既深切感受到了现代化的成功又深刻体会到了现代化的无奈的矛盾心态中,产生出了新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民族精神”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儒道释合一的文化精神,但也不完全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与现代化精神的东移。这种“新民族精神”以格外浮躁、多变的气质昭示了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多年的政治高压以后喷发出的巨大生命热能,同时也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追问中实现着精神面貌的不断蜕变。

   一切都是那么地芜杂,充满了矛盾。

   一切也值得认真地梳理、深入地研究。

   新时期的“个性解放”

   新时期伊始,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也就为“个性解放”打开了道路。从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到八十年代初“萨特热”的勃然兴起,存在主义填补了“信仰危机”留下的空白。在那本风靡一时的《萨特研究》的“编选者序”中,柳鸣九指出:“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于‘行动’的强调。……‘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2]这样的思考对于八十年代刚刚挣脱了思想的枷锁,渴望在“四化”建设中建功立业的青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没有存在主义的引进,许多青年已经在社会的底层认识到个人奋斗的重要。在“文革”中,法国小说《红与黑》在许多知识青年中不胫而走就是证明。在“文革”的“地下文学”中,靳凡的小说《公开的情书》也记录了当时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的个性心声:“一个真正的人应当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爱情。”这已经是个性在政治高压下觉醒的又一明证。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才有了“文革”以后“萨特热”的迅猛高涨,有了一批刻画青年个人奋斗的文学作品的应运而生——从路遥笔调苦涩的《人生》到王安忆充满叹息的《新来的教练》和张辛欣咏叹调般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还有王蒙那温柔敦厚的《风筝飘带》和张承志那意气风发的《北方的河》,以及阿城那俗气中透出悲凉的《棋王》。这些故事,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的《过客》、茅盾的《虹》、叶绍钧的《倪焕之》、巴金的《家》……这一条新文学中弘扬个性的传统。

   在贫瘠的中国土地上,个人奋斗对于平民而言,当然首先是个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素有务实的传统。中国老百姓一直是懂得如何去脚踏实地地谋生、处世的。在民间流传极广的《朱子治家格言》和《增广贤文》中,就凝聚了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因此,尽管在八十年代初,《北方的河》那样的理想之歌曾经鼓舞起了很多热血青年的浩荡激情,但广大的青年还是在为理想奋斗的道路上品尝了人生的五味,就像王安忆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中的主人公感慨的那样:“没法子,我们都是小人物……只能努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我们很自私,可是,我们生活得很认真。”这样的平民立场,和阿城在创作谈《一些话》中坦言自己写《棋王》的动机是“赚些稿费,买烟来吸”,[3]已经明显不同于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也不同于“五四”那一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的人文理想了(“改造国民性”这个口号本身就富于理想主义的激情,也显示了那一代启蒙运动的领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姿态)。在那些显然更能代表平民、“小人物”朴素、平常的心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经历过“文革”政治狂热的一代人在饱尝磨难以后回归朴素人生的务实态度,感受到理想被欺骗以后普通百姓种好“自己的园地”的传统活法的归来。

   当然,“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人们渴望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也就空前高涨了起来。在政治的狂热迅速消退以后,一向善于经商的国人便在商品经济回归的年代里焕发出了经商的狂热。八十年代末曾经流行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扩张”的顺口溜就生动反映了那个“全民经商”年代的狂热气象。在八十年代初,贾平凹就在一系列小说中讲述了山区农民投身经商、大起大落的生动故事,其中有成功的喜剧(如《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失败的悲剧(如《古堡》、《远山野情》)。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凸现了当代农民泼辣的生命意志、浮躁的致富情结。长篇小说《浮躁》中这么展示了青年农民的强烈心声:“我要穿就穿皮袄,不穿就光身子!”“这世事就是吃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现在什么事不能干?”小说也表达了作家对“浮躁”情绪的理解:“一场大的动乱过后,社会心理容易产生变态情绪,狂躁不安……只要让这种浮躁不安的情绪狠狠发泄上一次,他的心灵似乎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小说中塑造的新时代农民金狗、雷大空的形象虽然有肤浅、浮躁、胆大、妄为之气,但小说中那句“呜呼,左右数万里,上下几千年,哪有如此农民?”的长啸仍然令人感动。读《浮躁》,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笔下那些麻木的农民形象,想到浑浑噩噩的阿Q在革命的高潮中也会投身革命的笑谈,想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中那些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中热热闹闹革命的农民……几十年过去,中国的农民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他们为时代的巨变而浮躁,为自己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和机遇而浮躁。他们曾经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但最终还是从“包产到户”、“下海经商”这些“为自己”的活法中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国民性”就这样在几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变化显然与鲁迅那一代人理想主义的设计很不一样,不是“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与群”,但又颇有点“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的意思。[4]今天,在理想主义已经遭遇了重大挫折,务实的人生态度已经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下,作家们看世事的眼光已更多是“理解”与“同情”了。

   不是没有批判,但那批判的锋芒已经更多指向了旧时代的黑暗(例如“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绝大部分作品);不是没有嘲讽,但那嘲讽的矛头常常指向的是人性的悲哀,而不只是“国民性”问题(例如“新写实”小说对欲望的剖析)。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在当代文化思潮的“西化”色彩已经越来越鲜明的新时期,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浪潮也迅速高涨了起来——从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对楚文化、吴越文化浪漫古风的追寻到“历史小说热”不断唤起当代人对那些英雄故事(从凌力的《少年天子》、端木蕻良、钟耀群的《曹雪芹》到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的记忆,以及“武侠小说热”在青少年中推动侠文化的空前普及,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西游记》的热播,到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热”的继续升温(如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散文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畅销、影视界历史题材的继续大红大紫(从《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到《鸦片战争》)……这一切汇成了唤起民族的历史记忆、普及历史文化知识、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大潮。在这样的大潮中,“改造国民性”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了。虽然不时可以耳闻“提高全民素质”这样的口号,虽然“五四”先驱们痛加针砭的“国民劣根性”问题(诸如“瞒”和“骗”、卑怯、“精神胜利法”、马马虎虎、缺乏韧劲……)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但毕竟,时代变了。在这个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多元的时代,“个性解放”常常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在个性长期受到政治压抑的年代过后,一旦政治的枷锁被解除,个性的叛逆当然会显得格外凶猛——在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徐星的小说《无主题变奏》、阿城的小说《孩子王》、刘西鸿的小说《你无法改变我》、老鬼的小说《血色黄昏》、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青年对于“规范”、“权威”、“正统”的蔑视与挑战,感受到“我行我素”精神的重新崛起。对于旧的生活方式的厌倦,对于僵化思维模式和说教话语的唾弃,使得青年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爱好与利益。一代青年的叛逆之风最终冲决了旧思想的罗网,催生了新的文化景观(从“校园歌曲”到“摇滚乐”运动,从韩东、于坚、李亚伟等人“后朦胧诗”到朱文、李冯、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的“新生代小说”),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时代的风尚。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朦胧诗”的世俗化倾向——从《有关大雁塔》消解崇高的口吻到《尚义街六号》、《中文系》对大学生世俗生活的精彩描绘,都体现了“新生代”故意远离“高雅”、亲近“世俗”甚至“粗俗”的生活姿态,而截然不同于“朦胧诗”(例如北岛的《迷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的“小资情调”。这一倾向与“右派”作家重新认识人民的作品(例如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张贤亮的《绿化树》),与“寻根派”作家倾心于世俗人生的作品(例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船长》、阿城的《棋王》、《孩子王》、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莫言的《红高粱》)可谓悠然心会。这些作品共同烘托出了新时期文学的民族主义主题,而它们之间的微妙区别也许在于:对于“右派”作家和“寻根派”作家,对民间生活方式的向往显然具有浪漫色彩和民粹主义思想内核,而对于“新生代”作家,亲近世俗、不避粗俗的姿态则更具有叛逆与狂欢的意味。

   这样,就产生了“个性姿态”与“民间立场”的奇特统一:一方面,显示“个性”、追求“个性”成为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那些“个性”又与“现代派”的晦涩、艰深、云山雾罩很不一样,而显得很有泥土气息、市井风味。而这种泥土气息、市井风味因为更具有地道的民间性而当然与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文艺”的革命化色彩隔若霄壤。

   因此,尽管在八十年代,有西方的康德哲学、存在主义、唯意志论成为中国青年思想解放的新武器,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却是民间情怀、世俗姿态从根本上摧毁了僵化的思想牢笼,唤醒了国人对“乐感文化”传统的记忆和纵情狂欢的生命热情。我感到,这才是新时期中国“个性”的独特风采所在:这个性紧联着民间的世俗情怀,在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与传统民本主义之间明显向前者倾斜。无论是张贤亮式的讴歌苦难,还是王安忆式的耽于安乐(例如《长恨歌》的“小资”情调),也不论是莫言式的粗犷狂放,还是于坚式的朴质亲切,都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性”与“民间性”的融合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樊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当代文学   民族主义   民族精神  

本文责编:gouwany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292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