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 次 更新时间:2015-01-20 20: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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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 (进入专栏)  

  


   近代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从初步认识和传播民主思想,到逐渐提出并尝试以改革或革命的手段建立某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经过曲折的奋斗而最终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是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这里我们先简括地回顾一下,近代中国人争取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奋斗历程所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

  

   (一)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

  

   起初,只有个别的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发现西方政制与中国的最大区别是它们有议会制度。继之,出使人员对西方议会制度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了解,并较具体地介绍给国人。随后产生了一批改革思想家,他们渐次提出效法西方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制度的想法。

  

   (二)戊戌维新时期

  

   在前一时期思想准备的基础上,康有为第一个明确主张效法西方进行政治改革。他领导了风靡全国的维新运动。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维新派推动光绪帝决心变法。康有为及其主要追随者们的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但碍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没有公开提出召集国会的主张。即使如此,运动也还是失败了。但此次运动得到了较多的开明官绅与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他们通过公车上书、办学、办报、结社以及改革科举制度等项活动而发生了较大的政治启蒙作用,并为以后的革命和改革运动做了思想与人才两方面的准备。

  

   (三)辛亥革命时期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与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差不多同时登上政治舞台。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也同革命党一样流亡海外,且主要是在日本。这时梁启超在舆论界和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逐渐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等把政治目标集中于争取君主立宪,故被称为立宪派。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围绕着中国究竟应取何种途径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促使双方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较认真的研究,对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思考。但总的说来,革命党人把建立民主制度看得太简单了,而立宪派则又看得太复杂了,双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此时期,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着手预备立宪。虽然统治集团并无立宪的诚意,但这却给予立宪派以合法的活动机会。国内各地方绅商阶层和知识界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政治改革运动中来,民主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

   此一时期,中国政治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份宪法文件《钦定宪法》,首次出现了民选的地方民意机构谘议局,并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地方自治、法律改革也有了初步的开展。立宪派在谘议局和资政院及举办地方自治过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活动,特别通过组织和领导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而有力地打击清政府,削弱以至动摇了原有的君主专制统治秩序,在此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经验。

  

   (四)民国初创时期

  

   清政府的垮台来得比人们预料的要快。革命党和立宪派都是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投入民主制度的建设。特别是革命党人,他们长期忙于筹款和发动武装起义,大多数人都未暇认真研究民主制度的各种问题。但是,这些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在挑战面前没有退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方面秉持民主的理想,另方面也顾及到国内的实际情况,大胆设计了一套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并建立起以革命领袖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壮举。他们先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件;进行了一系列革除专制积弊、开创民主新风的改革工作;建立起临时参议院,以作为民意机构。孙中山让位后,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还保存了一段时期。参议院北迁后,议决了国会组织法以及选举法等基本法律。随后又组织了国会选举,召集了第一届国会。当政制鼎革之时,结社风气大盛,人们纷纷组织政党,试图开创政党政治的局面。所有这些,对于沿袭了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都是极可贵的尝试。

  

   (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本来就不很强大的民主力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又不能团结。民国创立未久,积蓄很大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北洋集团就把新的共和国政权抢到自己手中,接着就连续发生了两次帝制复辟。虽然很快就恢复了共和国,但由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精英们首创的民主制度却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这不能不促使先进分子进行反思:民主制度何以不能真正确立?他们的结论是,辛亥革命只革了一个王朝的命,并未革掉专制主义的命。专制主义仍深深扎根于绝大部分国民的头脑中。于是,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清除专制主义思想的带有浓烈启蒙色彩的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进行颇为彻底的清算。以此唤醒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使他们懂得个人的价值,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应有的权利与应尽的责任。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它的巨大的影响不在于直接改变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是在于,它让人们觉悟到个人权利的重要,它要人们相信,民主政治之能否确立,关键在于人民是否真正觉悟到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大大普及了民主观念,加深了对民主的理解,尤其是唤起了青年人的政治责任感,为以后的民主运动准备了新的生力军。

  

   (六)国民党统治确立时期

  

   五四以后,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合作进行打倒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背离孙中山的遗教,在北伐胜利在望之时,屠杀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垮台后,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体制,使五四以后民主运动的高涨再次遭遇挫折。

   人民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普遍不满,自由主义者也持强烈批评态度,曾开展一次争取保障人权的运动。

   30年代初,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争取一致对外,各党派各阶层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是产生1936年“五五宪草”的主要基础。

   然而,当时在欧洲抬头的新独裁主义的法西斯的残暴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在中国实行新式独裁或许有利于集中国家力量外抗侵略,内图振兴。但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决反对这种主张,由此发生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自由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更加明确地肯定了民主政治的价值,而且通过此次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民主的认识,和对反民主思潮的警惕,并增强了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社会舆论。

  

   (七)抗战及战后时期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为团结抗战的需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成立民意机构。在此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在国防参议会之后于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这样一个权力十分有限的准民意机构。在国民参政会内,不断有人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宪政运动。其间,参政会内成立的宪政期成会对“五五宪草”进行了修订,其最重要的修正是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作为经常监督政府的机构。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核心坚决拒绝这一修正案。以后,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民主人士继续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强调人民权利的保障。这是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深化。

   1945年抗战胜利,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以此为契机,促使国民党彻底放弃一党专制,联合共产党和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保证中国政治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轨道。为此,曾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并达成某些决议。然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坚持进行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为欺骗人民,一方面进行内战,一方面召集由国民党包办的所谓“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形式上完成了“宪政”的手续。而实际上,由于坚持内战,人民涂炭,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遍布全国。国民党政府动用军、警、宪、特对付人民群众,其独裁专制的性质反而更加强了。所以,国民党的制宪与行宪,是彻底虚伪的骗局,不可能挽救其统治。行宪国大召开一年之后,其政权土崩瓦解。这不仅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而且也是中国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败。

  

   认识与实践的背离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大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确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与此相对的,在民主的实践方面,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实施民主制度方面,却倒是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

   人们看到,清末民初那段时期,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方面,确实从无到有做了一些事情。民主力量在谘议局,在资政院,在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初期,确曾有过不凡的表现,而政府当局,也不能不有所畏惮。社会上言论、出版、结社等项自由也确曾赢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一些海外研究中国民主史的学者大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期,是不无道理的。但从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就越来越虚化,民主力量越来越失去合法的生存空间。五四新文化运动虽一度使民主思潮高涨,但终不能落实到实际的民主制度建设中,以至军阀曹锟公然贿选当上总统,同时却大模大样地把第一届国会制定而未及完成的宪法草案,匆忙修订加以宣布,摆出实行宪政的姿态来。后来国民党号称遵循孙中山的遗教,要通过训政,把中国带上民主宪政之路。而训政实是不折不扣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尽管其他党派、各阶层人民不断要求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宪政,但以蒋介石这个靠武力起家的独裁领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不肯结束训政。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与各党派协商,做出准备走上和平民主之路的姿态。然而政协的决议墨迹未干,他们就把最大的中间派民主力量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把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宣布为叛乱,从而把全国拖入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炮制的“制宪国大”、“行宪国大”有多么的虚伪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所炮制的宪法上载有不少民主的条文,然而,他们实际所实行的是军、警、宪、特的高度恐怖的统治。西方民主在中国人的认识上与实际民主制度的建设上的巨大反差,给人印象真是再深刻不过了。这应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民主史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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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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