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动力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2015-01-19 22: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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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势头需要源头活水,最重要的是要发掘新的动力引擎,真正实现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动力转换。

   挖掘增长优势升级发展动力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5年里,完成了两次历史性转变。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于1 998年完成了从低收入穷国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起点的转变;2010年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国家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在这种“新常态”之下,要有两大发展目标:一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等收入发展阶段;二是通过改革创新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形成内生性增长机制。中国经济需进一步挖掘发展优势,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和“价值链驱动”转型。

   1.庞大的储蓄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未来增长的路径选择。中国储蓄依然是独特优势,如果很好地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将会形成当前乃至长远的资本存量,这对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是有益的。过去35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是9.8%,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约占60%左右。可以说投资与储蓄的比例和结构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和人口结构所决定的,它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趋向合理,不宜人为进行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进入后工业化和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的指标去衡量。此外,中国1 50万亿元的银行总资产和3.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是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创造新财富的源泉和基础。

   2.庞大的市场需求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

   中国可以为未来优势的创造和传统优势的保持建立一个缓冲带,这就是我们庞大的内需市场,这也是现在最大的优势。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目标”,届时将释放64万亿元购买力,有望成为世界规模最大、增长最快均进口市场。庞大的“中国市场”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实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更多的是面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并启动了新一轮在中国开办研发中心热潮。目前外商在华投资的研发机构已达1400余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把研发设计的部门放在靠近消费需求的中国。

   3.不断完善的产业链/服务链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

   尽管中国依然存在一定的成本优势,但随着要素价格以及制造业综合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的优势越来越小,必须着力推进从主要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从主要靠传统比较优势向更多地发挥综合竞争优势转换:在未来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中国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

   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升服务价值。当前,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战略中心和决策中心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产业链和服务链的转移,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要思考如何更加贴近市场,如何充分挖掘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如何通过自身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引领消费结构升级,并最终推动中国价值链升级,是下一步的大方向。

   4.巨大的区域发展空间仍是可靠的比较优势

   中国尚存区域红利可以进一步挖掘。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跨越了不同发展阶段,完全可以以空间换时间,延续中国制造的优势。比如中西部地区,还有一定的人口红利,土地等要素价格还比较低廉,完全可以和国外的先进技术、东部已有的先进技术组合。通过产业流动、区域流动能延续中国制造一定的优势,但未来趋势不可逆转,中国能不能趁这个时间快马加鞭、加速转型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5.创新驱动形成的后发能力是可靠的比较优势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4-201 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最新排名已升至全球第28位,已大幅领先于其他金砖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也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稳步上升,企业创新指数比2000年增长2.2倍,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7.6万件,万名就业人员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9.2件,分别比2000年增长21倍和9倍。但我国工业化总体上处于中后期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贫困性增长”较为普遍,还存在为过去技术革命“补课”的急迫任务。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全球经济大重组、新产业技术革命、全球资源深度整合以及价值链重构等多重机遇,接力全球创新,破除制度壁垒,积极探索开展全球大型研究基础设施共享工作,构建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发展“平台经济”,加大科研和新技术领域投资,增强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依靠技术链接、资本链接、产业链接,帮助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和市场,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新经济增长模式须有新政策框架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创新行动,要紧紧抓住全球经济多重机遇,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1.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进行供给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体制创新

   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一是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建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的有效机制;二是严格实施保护知识产权,为推进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三是加大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在涉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重大国计民生方面的公共设施投入也存在着明显不足的问题。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加强这些领域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仍有助于我国的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

   2.须以大力提高中国资本形成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几大改革

   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三是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企业资本金。四是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建议政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负面清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5.全面实施新一轮全球化新布局的四大战略

   第一,以促进双向投资为重点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与出口国,但以加工和组装为主导的出口产业会限制中国产品的附加值。长期看来,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削弱。目前,全球出口增加值的近一半来自服务部门,全球直接投资总存量的60%以上都流向了服务业,服务要素已成为决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的关键要素,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条应该在这方面多花些气力。为此,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必须进一步打开外资准入大门,吸引更多的国外高级生产要素。

   同时,201 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成为FDI流出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使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产业转移承接国逐步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净投资大国的发展阶段。从长远来看,凡是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均有较高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政府采购。

   第二,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战略。一般而言,构建自贸区不外乎以下几个动机:市场导向(拓宽市场空间,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资源导向(深化资源开发领域经济合作,保障资源供给);战略导向(通过加深经济融合,形成同舟共济的关系,维护战略安全);规则导向(争夺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开放导向(推动内部改革,形成国内发展制度红利)。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签订了1 2个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总额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近5000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中韩自贸区第十一轮谈判进展积极;中扫韩自贸区第四轮谈判已毕,三方就货物贸易降税等问题达成共识;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也正在向“升级版”迈进,中澳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亦有望加速。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在规则导向、开放导向方面,仍大有可为。

   第三,以结构调整和升级为重点的全球价值链战略。未来十年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一是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水平。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尽快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原有产业的结合度;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加强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

   二是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本质是跨国公司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很多国内大型企业的主要业务仍集中在国内市场。因此,建议研究制定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中长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国家转移。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三是着力增强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业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短期内,应继续促进成套机器设备进口,加速国内陈旧设备的更新,增加国内资本积累;从长期看,应该提高研发经费的投入和效率,鼓励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

   四是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加快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一是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国家应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三是针对我国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现状,建议应打破地方利益和市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保障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并且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提升产业配套和产业集群水平,优化贸易链的区域布局。四是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防止东部地区对产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产生挤出效应。

   4.以促进世界经贸大融合为重点的跨区域互联互通战略

   过去中国经济主要依靠“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个点支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多点支撑时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立足于贯通域外、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互联互通的大通道。近些年来,全球出现新一轮基建投资大潮,对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量非常大。根据《国际商业监测》(BMI)发报告预测,随着各国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57万亿美元,其中水和水处理、能源及交通建设约占80%,成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最主要领域。

   当前,中国凭借在公路、高铁、桥梁等领域较强的基础设施能力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数据显示,自1 992年到2012年,中国将大约8.5%的GDP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的2.6%的平均水平。中国应该以打造“一带一路”战略综合枢纽城市为契机,以公路、铁路、海路(港口)、空路(航运)等为重点,使基础设施朝着更加联通、更加兼容、更加智能、更加高端、更加便利的方向发展,打造综合枢纽,促进“大联通”。加快中国“高铁”与“中国装备”走出去,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也将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有望形成“新雁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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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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