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王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9 次 更新时间:2015-01-19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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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进入专栏)  


马号今天晚上开会。原来会的主要内容是批评王升,但是临时不得不改变一下,因为王全把王升打了。

我到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没有几天,就听说了王全这个名字。业余剧团的小张写了一个快板,叫做《果园奇事》,说的是所里单株培育的各种瓜果“大王”,说道有一颗大牛,心葡萄掉在路边,一个眼睛不好的工人走过,以为是一只马的眼珠子掉下来了,大惊小怪起来。他把这个快板拿给我看。我说最好能写一个具体的人,眼睛当真不好的,这样会更有效果。大家一起哄叫起来:“有!有!瞎王全!他又是饲养员,跟马搭得上的!”我说这得问问他本人,别到时候上台数起来,惹得本人不高兴。正说着,有一个很粗的,好像吵架似的声音在后面叫起来:

“没意见!”

原来他就是王全。听别人介绍,他叫王全,又叫瞎王全,又叫偢六。叫他什么都行,他都答应的。

他并不瞎。只是有非常严重的砂眼,已经到了睫毛内倒的地步。他身上经常带着把镊子,见谁都叫人给他拔眼睫毛。这自然也会影响视力的。他的眼睛整天眯缝着,成了一条线。这已经有好些年了。因此落下一个瞎王全的名字。

这地方管缺个心眼叫“偢”,读作“俏”。王全行六,据说有点缺个心眼,故名“偢六”。说是,你到他的家乡去,打听王全,也许有人不知道,若说是偢六,就谁都知道的。

这话不假,我就听他自己向新来的刘所长介绍过自己:

“我从小当长工,挑水,垫圈,烧火,扫院。长大了还是当长工,十三吊大钱,五石小米!解放军打下姑姑洼,是我带的路。解放军还没站稳脚,成立了区政府,我当通讯员,区长在家,我去站岗;区长下乡,我就是区长。就咱俩人。我不识字,还是当我的长工。我这会不给地主当长工,我是所里的长工。李所长说我是国家的长工。我说不来话。你到姑姑洼去打听,一听偢六,他们都知道!”

这人很有意思。每天晚上他都跑到业余剧团来,——在农闲排戏的时候。有时也帮忙抬桌子、挂幕布,大半时间都没事,就定定地守着看,嗬嗬地笑,而且不管妨碍不妨碍排戏,还要一个人大声地议论。那议论大都非常简短:“有劲!”“不差!”最常用的是含义极其丰富的两个字:“看看!”

最妙的是,我在台上演戏,正在非常焦灼,激动,全场的空气也都很紧张,他在台下叫我:“老汪,给我个火!”(我手里捏着一支烟。)我只好作势暗示他“不行!”不料他竟然把他的手伸上来了。他就坐在第一排——他看戏向来是第一排,因为他来得最早。所谓第一排,就是台口。我的地位就在台角,所以我俩离得非常近。他嘴里还要说:“给我点个火嘛!”真要命!我只好小声地说:“嗐!”他这才明白过来,又独自嗬地笑起来。

王全是个老光棍,已经四十六岁了,有许多地方还跟个孩子似的。也许因为如此,大家说他偢。

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不当饲养员了。这人是很固执的,说不当就不当,而且也不说理由。他跑到生产队去,说:“哎!我不喂牲口了,给我个单套车,我赶车呀!”马号的组长跟他说,没用;生产队长跟他说,也没用。队长去找所长,所长说:“大概是有情绪,一时是说不通的。有这样的人。先换一个人吧!”于是就如他所愿,让他去赶车,把原来在大田劳动的王升调进马号喂马。

这样我们有时就搭了伙计。我参加劳动,有时去跟车,常常跟他的车。他嘴上是不留情的。我上车,敛土,装粪,他老是回过头来眯着眼睛看我。有时索兴就停下他的铁锹,拄着,把下巴搁在锹把上,歪着头,看。而且还非常压抑和气愤地从胸膛里发出声音“嗯!”忽然又变得非常温和起来,很耐心地教我怎么使家伙。“敛土嘛,左手胳膊肘子要靠住肐膝,肐膝往里一顶,借着这个劲,左手胳脯就起来了。嗳!嗳!对了!这样多省劲!是省劲不是?像你那么似的,架空着,单凭胳膊那点劲,我问你:你有多少劲?一天下来,不把你累乏了?真笨!你就是会演戏!要不是因为你会演戏呀,嗯!——”慢慢地,我干活有点像那么一回事了,他又言过其实地夸奖起我来:“不赖!不赖!像不像,三分样!你能服苦,能咬牙。不光是会演戏了,能文能武!你是个好样儿的!毛主席的办法就是高,——叫你们下来锻炼!”于是叫我休息,他一个人干。“我多上十多锹,就有了你的了!当真指着你来干活哪!”这是不错的。他的铁锹是全所闻名的,特别大,原来铲煤用的洋锹,而且是个大号的,他拿来上车了。一锹能顶我四锹。他叫它“跃进锹”。他那车也有点特别。这地方的大车,底板有四块是活的,前两块,后两块。装粪装沙,到了地,铲去一些,把这四块板一抽,就由这里往下拨拉。他把他的车底板全部拆成活的,到了地,一抽,哗拉——整个就漏下去了。这也有了名儿,叫“跃进车”。靠了他的跃进车和跃进锹,每天我们比别人都能多拉两趟。因此,他就觉得有权力叫我休息。我不肯。他说:“口哀!这人!叫你休息就休息!怕人家看见,说你?你们啊,老是怕人说你!不怕得!该咋的就是咋的!”他这个批评实在相当尖刻,我就只好听他,在一旁坐下来,等他三下五除二把车装满,随他一路唱着:“老王全在大街扬鞭走马!”回去。

他的车来了,老远就听见!不是听见车,是听见他嚷。他不大使唤鞭子,除非上到高顶坡上,马实在需要抽一下,才上得去,他是不打马的。不使鞭子,于是就老嚷:

“喔喝:喔喝!咦喔喝!”

还要不停地跟马说话,他说是马都懂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本来是一些只能小声说的话,他可是都是放足了嗓子喊出来的。——这人不会小声说话。这当中照例插进许多短短的亲热的野话。

有一回,从积肥坑里往上拉绿肥。他又高了兴,跃进锹多来了几锹,上坑的坡又是高的,马怎么也拉不上去。他拼命地嚷:

“喔喝!喔喝!咦喔喝!”

他生气了,拿起鞭子。可忽然又跳在一边,非常有趣地端详起他那匹马来,说:“笑了!噫!笑了!笑啥来?”

这可叫我忍不住噗嗤笑了。马哪里是笑哩!这是叫嚼子拽的在那里咧嘴哩:这么着“笑”了三次,到了也没上得去。最后只得把装到车上去的绿肥,又挖出一小半来,他在前头领着,我在后面扛着,才算上来了。

他这匹马,实在不怎么样!他们都叫它青马,可实是灰不灰白不白的。他说原来是青的,可好看着哪!后来就变了。灰白的马,再搭上红红的眼皮和嘴唇,总叫我想起吉诃德先生,虽然我也不知道吉诃德先生的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说这是一匹好马,干活虽不是太顶事,可是每年准下一个驹。

“你想想,每年一个!一个骡子一万二,一个马,八千!他比你和我给国家挣的钱都多!”

他说它所以上不了坡,是因为又“有”了。于是走一截,他就要停下来,看看马肚子,用手摸,用耳朵贴上去听。他叫我也用手放在马的后胯上部,摸,——我说要摸也是肚子底下,马怀驹子怎么会怀到大腿上头来呢?他大笑起来,说:“你真是外行!外行!”好吧,我就摸。

“怎么样?”

“热的。”

“见你的鬼!还能是凉的吗?凉的不是死啦!叫你摸,——小驹子在里面动哪!动不动?动不动?”

我只好说:“——动。”

后来的确连看也看出小驹子在动了,他说得不错。可是他最初让我摸的时候,我实在不能断定到底摸出动来没有;并且连他是不是摸出来了,我也怀疑。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当饲养员了,他不说,说了些别的话,片片段段地,当中又似乎不大连得起来。

他说马号组的组长不好。什么事都是个人逞能,不靠大伙。旗杆再高,还得有两块石头夹着;一个人再能,当不了四堵墙。

可是另一时候,我又听他说过组长很好,使牲口是数得着的,这一带地方也找不出来。又会修车,小小不言的毛病,就不用拿出去,省了多少钱!又说他很辛苦,晚上还老加班,还会修电灯,修水泵……

他说,每回评先进工作者,红旗手,光凭嘴,净评会说的,评那会做在人面前的。他就是看不惯这号人!

他说,喂牲口是件操心事情。要熬眼。马无夜草不肥,要把草把料——勤倒勤添,一把草一把料地喂。搁上一把草,洒上一层料,有菜有饭地,它吃着香。你要是不管它,哗啦一倒,它就先尽吃料,完了再吃草,就不想了!牲口嘛!跟孩子似的,它懂个屁事!得一点一点添。这样它吃完了还想吃,吃完了还想吃。跟你似的,给你三大碗饭,十二个馒头,都堆在你面前!还是得吃了一碗再添一碗。马这东西也刁得很。也难怪。少搁,草总是脆的,一嚼,就酥了。你要是搁多了,它的鼻子喷气,把草疙节都弄得蔫筋了,它嚼不动。就像是脆锅巴,你一咬就酥了;要是蔫了,你咬得动么——咬得你牙疼!嚼不动,它就不吃!一黑夜你就老得守着侍候它,甭打算睡一点觉。

说,咱们农科所的牲口,走出去,不管是哪里,人们都得说:“还是人家农科所的牲口!”毛颜发亮,屁股蛋蛋都是圆的。你当这是简单的事哩!

他说得最激动的是关于黑豆。他说得这东西简进像是具有神奇的效力似的。说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黑豆好。三斗黄豆也抵不上一斗黑豆,不管什么乏牲口,拿上黑豆一催,一成黑豆,三成高粱,包管就能吃起来,可是就是没有黑豆。

“每年我都说,俺们种些黑豆,种些黑豆。——不顶!”

我说:“你提意见嘛!”

“提意见?哪里我没有提过意见?——不顶!马号的组长!生产队!大田组!都提了,——不顶!提意见?提意见还不是个白!”

“你是怎么提意见的?一定是也不管时候,也不管地方,提的也不像是个意见。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开会,在算帐,在商量别的事,只要你猛然想起来了,推门就进去:‘哎!俺们种点黑豆啊!’没头没脑,说这么一句,抹头就走!”

“咦!咋的?你看见啦?”

“我没看见,可想得出来。”

他笑了。说他就是不知道提意见还有个什么方法。他说,其实,黑豆牲口吃了好,他们都知道,生产队,大田组,他们谁没有养活过牲口?可是他们要算帐。黄豆比黑豆价钱高,收入大。他很不同意他们这种算帐法。

“我问你,是种了黄豆,多收入个几百无——嗯,你就说是多收入千数元,上算?还是种了黑豆,牲口吃上长膘、长劲,上算?一个骡子一万二?一个马八千!我就是算不来这种帐!嗯!哼,我可知道,增加了收入,这笔帐算在他们组上,喂胖了牲口,算不到他们头上!就是这个鬼心眼!我偢,这个我可比谁都明白!”

他越说越气愤,简直像要打人的样子。是不是他的不当饲养员,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种黑豆?看他那认真、执著的神情,好像就是的。我对于黄豆、黑豆,实在一无所知,插不上嘴,只好说:“你要是真有意见,可以去跟刘所长提。”

“他会管么?这么芝麻大的事?”

“我想会。”

过了一些时,他真的去跟刘所长去提意见了。这可真是一个十分新鲜、奇特、出人意料的意见。不是关于黄豆、黑豆的,要大得多。那天我正在刘所长那里。他一推门,进来了:

“所长,我提个意见。”

“好啊,什么意见呢?”

“我说,我给你找几个人,把咱们所里这点地包了:三年,我包你再买这样一片地。说的!过去地主手里要是有这点地,几年工夫就能再滚出来一片。咱们今天不是给地主做活,大伙全泼上命!俺们为什么还老是赔钱,要国家十万八万的往里贴?不服这口气。你叫他们别搞什么试验研究了,赔钱就赔在试验研究上!不顶!俺们祖祖辈辈种地,也没听说过什么试验研究。没听说过,种下去庄稼,过些时候,拔起来看看,过些时候,拔起来看看。可倒好,到收割的时候倒省事,地里全都光了!没听说过,还给谷子盖一座小房!你就是试验成了,谁家能像你这么种地啊?嗯!都跑到谷地里盖上小房?瞎白嘛!你要真能研究,你给咱这所里多挣两个。嗯!不要国家贴钱!嗯!我就不信技师啦,又是技术员啦,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上一次我看见咱们邵技师锄地啦,哈哈,老人家倒退着锄,就凭这,一个月拿一百多,小二百?赔钱就赔在他们身上!正经!你把地包给我,莫让他们胡糟践!就这个意见,没啦!”

刘所长尽他说完,一面听,一面笑,一直到“没啦”,才说:

“你这个意见我不能接受。我们这个所里不要买地。——你上哪儿去给我买去啊?咱们这个所叫什么?——叫农业科学研究所。国家是拿定主意要往里赔钱的,——如果能少赔一点,自然很好。咱们的任务不是挣钱。倒退着锄地,自然不太好。不过你不要光看人家这一点,人家还是有学问的。把庄稼拔起来看,给谷子盖房子,这些道理一下子跟你说不清。农业研究,没有十年八年,是见不出效果的。但是要是有一项试验成功了,值的钱就多啦,你算都算不过来。我问你,咱们那一号谷比你们原来的小白苗是不是要打得多?”

“敢是!”

“八个县原来都种小白苗,现在都改种了一号谷,你算算,每年能多收多少粮食?这值到多少钱?咱们要是不赔钱呢,就挣不出这个钱来。当然,道理还不只是赔钱、挣钱。我要到前头开会去,就是讨论你说的拔起庄稼来看,给谷子盖小房这些事。你是个好人,是个‘忠臣’,你提意见是好心。可是意见不对。我不能听你的。你回去想想吧。王全,你也该学习学习啦。听说你是咱们所里的老文盲了。去年李所长叫你去上业余文化班,你跟他说:‘我给你去拉一车粪吧’是不是?叫你去上课,你宁愿套车去拉一车粪!今年冬天不许再溜号啦,从‘一’字学起,从‘王全’两个字学起!”

刘所长走了,他指指他的背影,说:

“看看!”

一缩脑袋,跑了。

这是春天的事。这以后我调到果园去劳动,果园不在所部,和王全见面说话的机会就不多了。知道他一直还是在赶单套车,因为他来果园送过几回粪。等到冬天,我从果园回来,看见王全眼睛上蒙着白纱布,由那个顶替他原来职务的王升领着。我问他是怎么了,原来他到医院开刀了。他的砂眼已经非常严重,是刘所长逼着他去的,说公家不怕花这几个钱,救他的眼睛要紧。手术很成功,现在每天去换药。因为王升喂马是夜班,白天没事,他俩都住在马号,所以每天由王升领着他去。

过了两天,纱布拆除了,王全有了一双能够睁得大大的眼睛!可是很奇怪,他见了人就抿着个大嘴笑,好像为了眼睛能够睁开而怪不好意思似的。他整个脸也似乎清亮多了,简直是年轻了。王全一定照过镜子,很为自己的面容改变而惊奇,所以觉得不好意思。不等人问,他就先回答了:

“敢是,可爽快多了,啥都看得见,这是一双眼睛了。”

他又说他这眼不是大夫给他治的,是刘所长给他治的,共产党给他治的。逢人就说。

拆了纱布,他眼球还有点发浑,刘所长叫他再休息两天,暂时不要出车。就在这两天里,发生了这么一场事,他把王升打了。

王升到所里还不到三年。这人是个“老闷”,平常一句话也不说。他也没个朋友,也没有亲近一点的人。虽然和大家住在一个宿舍里,却跟谁也不来往。工人们有时在一起喝喝酒,没有他的事。大家在一起聊天,他也不说,也不听,就是在一边坐着。他也有他的事,下了班也不闲着。一件事是鼓捣吃的。他食量奇大,一顿饭能吃三斤干面。而且不论什么时候,吃过了还能再吃。甜菜、胡萝卜、蔓菁疙瘩、西葫芦,什么都弄来吃。这些东西当然来路都不大正当。另一件事是整理他的包袱。他床头有个大包袱。他每天必要把它打开,一件一件地反复看过,折好,——这得用两个钟头,因此他每天晚上一点都不空得慌。整理完了,包扎好,挂起来,老是看着它,一直到一闭眼睛,立刻睡着。他真能置东西!全所没一个能比得上,别人给他算得出来,他买了几床盖窝,一块什么样的毛毯,一块什么线毯,一块多大的雨布……他这包袱逐渐增大。大到一定程度,他就请假回家一次。然后带了一张空包袱皮来,再从头攒起。他最近做了件叫全所干部工人都非常吃惊的事:一次买进了两件老羊皮袄,一件八十,另一件一百七!当然,那天立刻就请了假,甚至没等到二十八号。

二十八号,这有个故事。这个所里是工资制,双周休息,每两周是一个“大礼拜”。但是不少工人不愿意休息,有时农忙。也不能休息。大礼拜不休息,除了工资照发外,另加一天工资,习惯叫做“双工资”。但如果这一个月请假超过两天,即使大礼拜上班,双工资也不发,一般工人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一来一去,总得四五天,回去了就准备不要这双工资了。大家逐渐发现,觉得非常奇怪:王升常常请假,一去就是四天,可是他一次也没扣过双工资。有人再三问他,他嘻嘻地笑着,说,“你别去告诉领导,我就告诉你。”原来:他每次请假都在二十八号(若是大尽就是二十九)!这样,四天里头,两天算在上月,两天算在下月,哪个月也扣不着他的双工资。这事当然就传开了。凡听到的,没有个不摇头叹息:你说他一句话不说,他可有这个心眼!——全所也没有比他更精的了!

他吃得多,有一把子傻力气,庄稼活也是都拿得起的。要是看着他,他干活不比别人少多少。可是你哪能老看着他呢?他呆过几个组,哪组也不要他。他在过试验组。有一天试验组的组长跟他说,叫他去锄锄山药秋播留种的地,——那块地不大,一个人就够了。晌午组长去检查工作,发现他在路边坐着,问他,他说他找不到那块地!组长气得七窍生烟,直接跑到所长那里,说:“国家拿了那么多粮食,养活这号后生!在我组里干了半年活,连哪块地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吃粮不管闲事,要他作啥哩!叫他走!”他在稻田组呆过。插秧的时候,近晌午,快收工了,组长一看进度,都差不多。他那一畦,再有两行也齐了,就说钢厂一拉汽笛,就都上来吧。过了一会,拉汽笛了,他见别人上了,也立刻就上来到河边去洗了腿。过了两天,组长去一看,他那一畦齐刷刷地就缺了方桌大一块!稻田组长气得直哼哼。“请吧,你老!”谁也不要,大田组长说:“给我!这大田组长出名地手快,他在地里干活,就是庄户人走过,都要停下脚来看一会的。真是风一样的!他就老让王升跟他一块干活。王升也真有两下子,不论是锄地、撒粪……拉不下多远。

一晃,也多半年了,大田组长说这后生不赖。大家对他印象也有点改变。这回王全不愿喂牲口了,不知怎么就想到他了。想是因为他是老闷,不需要跟人说话,白天睡觉,夜里整夜守着哑巴牲口,有这个耐性。

初时也好。慢慢地,车倌就有了意见,因为牲口都瘦了。他们发现他白天搞吃的,夜里老睡觉。喂牲口根本谈不上把草把料,大碗儿端!最近,甚至在马槽里发现了一根钉子!于是,生产队决定,去马号开一个会,批评批评他。

这钉子是在青马的槽里发现的!是王全发现的。王全的眼睛整天蒙着,但是半夜里他还要瞎戳戳地摸到马圈里去,伸手到槽里摸,把蔫筋的草节拔出去。摸着摸着,他摸到一根冰凉铁硬的,——放到嘴里,拿牙咬咬:是根钉子!这王全浑身冒火了,但是,居然很快就心平气和下来。——人家每天领着他上医院,这不能不起点作用。他拿了这根钉子,摸着去找到生产队长,说是无论如何也得“批批”他,这不是玩的!往后筛草,打料一定要过细一点。

前天早上反映的情况,连着两天所里有事,决定今天晚上开会。不料,今天上午,王全把王升打了,打得相当重。

原来王全发现,王升偷马料!他早就有点疑心,没敢肯定。这一阵他眼睛开刀,老在马号里呆着,仿佛听到一点动响。不过也还不能肯定。这两天他的纱布拆除了,他整天不出去,原来他随时都在盯着王升哩。果然,昨天夜里,他看见王升在门背后端了一大碗煮熟的料豆在吃!他居然沉住了气,没有发作。因为他想:单是吃,问题还不太大。今天早上,他乘王升出去弄甜菜的时候,把王升的大枕头拆开:——里面不是塞的糠皮稻草,是料豆!一不做二不休,翻开他那包袱,里边还有一个枕头,也是一枕头的料豆。——本来他带了两个特大的枕头,却只枕一个;每回回去又都把枕头带回去,这就奇怪。“嗯!”王全把他的外衣脱了,等着。王升从外面回来,一看,包袱里东西摊得一床,枕头拆开了;再一看王全那神情,连忙回头就跑。王全一步追上,大拳头没头没脑地砸下来,打得王升孩子似地哭,爹呀妈的乱叫,一直到别人闻声赶来,剪住王全的两手,才算住。——王升还没命地嚎哭了半天。

这样,今天的会的内容不得不变一下,至少得增加一点。

但是改变得也不多。这次会是一个扩大的会,除了马号全体参加外,还有曾经领导过王升的各个组的组长,和跟他在一起干过活的老工人。大家批评了王升,也说了王全。重点还是在王升,说到王全,大都是带上一句:——“不过打人总是不对的,有什么情况,什么意见,应当向领导反映,由领导来处理。”有的说:“牛不知力大,你要是打他打坏了怎办?”也有人联系到年初王全坚决不愿喂马,这就不对!关于王升,可就说起来没完了。他撒下一块秧来就走这一类的事原来多着哩,每个人一说就是小半点钟!因此这个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让王升说话。王升还是那样,一句话没有,“说不上来。”再三催促,还是“说不上来。”大家有点急了,问他:“你偷料豆,对不对?”——“不对。”“马草里混进了钉子,对不对?”——“不对。”……看来实在挤不出什么话来了,天又实在太晚,明天还要上班,只好让王全先说说。

“嗯!我打了他,不对!嗯!解放军不兴打人,打人是国民党。嗯!你偷吃料豆,还要往家里拿!你克扣牲口。它是哑巴,不会说话,它要是会说话,要告你!你剥削它,你是资本家!是地主!你!你故意拿钉子往马槽里放,你安心要害所里的牲口,国家的牲口!×你娘的!你看着你把俩牲口喂成啥样子?×你娘!×你娘!”

说着,一把揪住王升,大家赶紧上来拉住,解开,才没有又打起来。这个会暂时只好就这样开到这里了。

过了两天,我又在刘所长那里碰见他。还是那样,一推门,进来了,没头没脑:

“所长,我提个意见。”

“好啊。”

“你是个好人,是个庄户佬出身!赶过个车,养活过个牲口!你是好人!是个共产党!你如今又领导这些技师啦技术员的,他们都服你——”

看见有我在座,又回过头来跟我说:

“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所里在拟定明年的种植计划,让大家都来讨论,这里边有一条,是旱地二号地六十亩全部复种黑豆!

一边说着,一边把他的衣兜往桌上一掀,倒得一桌子都是花生。非常腼腆地说:

“我侄儿子给我捎来五斤花生。”

说完了抹头就走。

刘所长叫住他:

“别走。你把人家打了,怎么办呢?”

“我去喂牲口呀。”

“好。把你的花生拿去,——我不‘剥削’你!人家是给你送来的!”

王全赶紧拉开门就跑,头都不回,生怕刘所长会追上来似的。——后来,这花生还是刘所长叫他的孩子给他送回去了。

过了一个多月,所里的冬季文化学习班办起来,王全来报了名,是刘所长亲自送他来上学的。我有幸当了他的启蒙老师。可是我要说老实话,这个学生真不好教,真也难怪他宁可套车去拉一车粪。他又不肯照着课本学,一定先要教他学会四个字。他用铅笔写了无数遍,终于有了把握了,就把我写对子用的大抓笔借去,在马圈粉墙上写下四个斗大的黑字:

“王全喂马。”

字的笔划虽然很幼稚,但是写得恭恭正正,一笔不苟。谁都可以看出来,这四个字包含很多意思,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誓约。

王全喂了牲口,生产队就热闹了。三天两头就见他进去:

“人家孩子回来,也不吃,也不喝,就是卧着,这是使狠了,累乏了!告他们,不能这样!”

“人家孩子快下了,别叫它驾辕了!”

“人家孩子”怎样怎样了……

我在这个地方呆了一些时候了,知道这是这一带的口头语,管小猫小狗、小鸡小鸭,甚至是小板凳,都叫做“孩子”。但是这无论如何是一种爱称。尤其是王全说起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么高大粗壮的汉子,说起牲口来,却是那么温柔。

我离开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已经好几个月了,王全一直在喂马。现在,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就正在喂着马。夜已经很深了,这会,全所的灯都一定已经陆续关去,连照例关得最晚的刘所长和邵技师的屋里的灯也都关了。只有两处的灯还是亮着的。一处是大门外植保研究室的诱捕灯,这是通夜不灭的,现在正有各种虫蛾围绕着飞舞。一处是马圈。灯光照见槽头一个一个马的脑袋。它们正在安静地、严肃地咀嚼着草料。时不时的,喷一个响鼻,摇摇耳朵,顿一顿蹄子。偢六——王全,正在夹着料笸箩,弯着腰,无声地忙碌着,或者停下来,用满怀慈爱的、喜悦的眼色,看看这些贵重的牲口。

王全的胸前佩着一枚小小的红旗,这是新选的红旗手的标志。

“看看!”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夜二时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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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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