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放 袁行霈:唐玄宗与盛唐诗坛

——以其崇尚道家与道教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9 次 更新时间:2015-01-19 08: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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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放   袁行霈 (进入专栏)  

       一、崇尚道家思想与迷信道教方术

   唐玄宗在位期间,虽然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提倡,但其修身治国之道,多以道家思想为宗。他倡导无为、无事、无欲、守弱、守雌,认为《道德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全唐文》卷41《道德真经疏释题词》)他还提倡“重玄”论。这本是南朝至唐的道士孟智周、刘进喜、成玄英、李荣等人,结合佛教观点发挥《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形成的道教新概念。他们认为“玄之又玄”的前一个玄的作用是“遣有无之滞着”,后一个玄进而遣“不滞之滞”,共两重遣滞,故曰“重玄”。唐玄宗释“玄之又玄”曰:“意因不生则同乎玄妙,犹恐滞玄为滞,不至兼忘,故寄以又玄以遣玄,示明无欲于无欲。”(注:《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道藏》第11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影印本。)又曰:“法性清净是曰重玄,虽藉勤行,必须无著,次来次灭,虽行无行,相与道合。”(注:《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道藏》第11册。)这是结合“无欲”“无行”对“双遣”所做的进一步说明。

   唐玄宗很重视道家典籍的整理、教习。先天元年也就是他即位的第一年,就命太清观主史崇玄等修《一切道经音义》(注:史崇玄:《妙门由起序》,《全唐文》卷293;唐玄宗:《一切道经音义序》,《全唐文》卷41。)。开元二十一年,撰成《御注道德经》四卷,内阐修身之术,外明理国之方。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岁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开元二十九年,置崇玄学,令习《老子》、《庄子》、《文中子》、《庚桑子》,且在兴庆门“亲试明《道德经》及《庄》、《文》、《列子》举人”,“各授之以官”(注:《旧唐书•玄宗本纪》、《册府元龟》卷53。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指出萧季江、独孤及、李舟中天宝十三载的“洞晓玄经科”,也是道举之一种。)。开元年间,唐玄宗发使天下搜方道书,撰修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后世称为《开元道藏》(注:天宝中,此书传写流布,后佚。或云共3700余卷,或云5700卷,或云7300卷。参见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73页。)。唐玄宗的这一系列措施,表明他是有意识地推行道家思想,并用来“理身理国”。

   唐玄宗崇尚道家的思想体现在其治理国家的策略中。开元前期,他鉴于武则天时苛政滥刑、穷奢极欲的历史教训,以清静无为之旨治国,采取减轻赋税、刑罚,与民休息,倡导节俭等政策,这与汉初崇尚黄老所采取的政策类似。唐玄宗此时所用的姚崇、宋璟等贤相,以不生事扰民为宗旨,其行为亦颇合无为、无欲之旨。姚崇临死前,告诫其子侄“知止足之分”,并表示羡慕彭祖、老聃,赞同道家“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旧唐书》卷96)。正如唐人柳芳《食货论》所说:“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全唐文》卷372)“清静”二字道出了姚、宋的政治智慧,而这正是玄宗为政的基本策略。唐玄宗对这些宰相任用不疑,道家清静无为之旨得以继续贯彻,这至少是“开元之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唐玄宗自登极之始,在提倡道家的同时,就表现出对道教的迷信。天宝元年,他在《天宝改元制》中说:“朕粤自君临,载宏道教,崇清净之化,畅元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时臻寿域,积以岁月,未尝懈怠。”(《全唐文》卷24)同年,他在《令写元元皇帝真容分送诸道并推恩诏》中说:“自临御以来,罔不夙夜,每涤虑凝想,斋心服形,礼谒于尊容(按:指玄元皇帝之真容),未明而毕事,将三十载矣。盖为天下苍生,以祈多福。”(《全唐文》卷31)唐玄宗的两个妹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年轻时即入道,玉真公主与唐玄宗同师司马承祯,她在唐玄宗的道教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注:详见拙文《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唐玄宗的女儿中,万安公主于天宝年间入道,楚国公主兴元间请为道士。唐玄宗还有两位女儿早薨,一名上仙公主,一号登真,皆与道教颇有渊源(注:见《新唐书•诸帝公主》。)。

   在唐玄宗统治后期,逐渐积累的各种深层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的地步,清静无为已不再适用,可是玄宗并没有察觉。他被表面上国力强盛、百姓富足、边境安宁的状况所迷惑,清静无为之旨转化为懈怠政事,放纵佞臣,甚至沉迷于神仙道教,祈求长生不老(注: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及至开元晚年,兄弟诸王相继亡故,使他感到生之有限,死之可期,而道教的修仙长生可以解除他的恐死症,遂激发了他对长生的热烈追求。”参看该书(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7页对唐玄宗的佞道原因有较为充分的论述。)。

   唐玄宗沉湎道教荒废政事,与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出朝,李林甫独揽朝政在时间上大体吻合,而这又正是玄宗朝由治到乱的分界。宋人范祖禹《唐鉴》评唐玄宗杀谏官周子谅、逐张九龄出朝事,也认为此乃玄宗由明变昏的标志:“始诛韦氏,抑外戚,焚珠玉锦绣,诋神仙,禁言祥瑞,岂不正哉!其终也,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后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注:《唐鉴》卷9,四库全书本。)李林甫与其同列陈希烈皆为道教信徒,与唐玄宗志趣相同,这又反过来促使唐玄宗更为沉迷道教方术,追求奢侈享乐,祈求长生不老。《旧唐书•礼仪志四》曰:“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唐玄宗本人多次称梦见玄元皇帝,多次为老子造像、加尊号(注:老子的具体长相,历史上并无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根据自己的梦,“创作”了老子像。参见《唐玄宗传》第208页的有关论述。)。并大量设置道观,进行各种佞道活动(注: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编第七章第二节《唐玄宗崇道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9—290页。),“仅玄宗朝所置观就不会少于1300座”(注: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经济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玄宗的臣子迎合他的爱好多言祥瑞(注:详见龙晦《敦煌文献所见唐玄宗的宗教活动》,《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资治通鉴》卷216曰:“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大臣王琚“好玄象合炼之学”(《旧唐书》卷106),萧嵩“性好服饵”(《旧唐书》卷99)。与李林甫同时为相的陈希烈“精玄学,书无不览。开元中,玄宗留意经义,自褚无量、元行冲卒后,得希烈与凤翔人冯朝隐,常于禁中讲《老》、《易》,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旧唐书》卷97)李林甫迷信丹药,曾撰《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是写道士孙太冲于嵩阳观炼丹的。“天宝中,道士荆朏亦出道学,为时所尚。太尉房琯每执师资之礼,当代知名之士,无不游荆公之门。”(注:《唐会要》卷5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6页。)范祖禹评唐玄宗君臣佞道之事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赏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注:《唐鉴》卷9。)

   唐玄宗在开元中期就曾将一批有名的道士召进宫中,这些道士或以帝王师自居,借机向唐玄宗宣传治国的道理;或以神仙之术欺骗玄宗,以博取功名富贵。据《神仙感遇传》等书记载,罗公远为童子时即能驱遣白龙,唐玄宗将其召进宫中,在与张果、叶法善、三藏等道士、僧人斗法时皆占得上风。他曾用法术将唐玄宗带至月宫,唐玄宗在月宫中偷记了《霓裳羽衣曲》(注:《太平广记》卷22(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中华书局,1961年,第147页。)。叶法善也玩过类似的幻术(注:《太平广记》卷26(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并云:“玄宗累与近臣试师(指叶法善)道术,不可殚尽,而所验显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礼敬。”)。后来玄宗对道士更为迷信。张果以善于炼丹著称,曾向朝廷进《服丹砂诀》、《气诀》、《休粮服气法》等书(注:《艺文略五•道家》,《通志》卷67。),是兼修内外丹的。他自称尧时为侍中,至今已数千岁,唐太宗、高宗都召见过他,玄宗于开元二十三年召他进宫,他表演返老还童的法术,并且在斗法时胜过师夜光和叶法善,玄宗甚至想将自己的胞妹玉真公主嫁给他。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都与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治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元之治”亦复如是。然而到了开元末年,唐玄宗却走上迷信道教方术的歧途,政治一衰而再衰,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可以说,玄宗前期的无为而治重在革除弊端,与民休息,其后期的无为而治则是荒怠政事,妄求神仙,以致祸国殃民。《唐鉴》评曰:“开元之末,明皇怠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见梦,亦其诚之形也。自是以后,言祥瑞者众,而迂怪之语日闻,谄谀成风,奸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乱矣。”(注:《唐鉴》卷9。)《金石录》评李林甫《唐嵩阳观纪圣德颂》曰:“天宝中,明皇命方士炼丹于此观,林甫献颂称述功德焉。天宝之政荒淫无度,而明皇区区方炼丹,以祈长生,岂不可笑乎。”(注:《金石录》卷27。按:《唐嵩阳观纪圣德颂》,李林甫撰,徐浩八分书,天宝三载二月书。)都是中肯之论。

       二、唐玄宗的道教诗歌及其与道士的诗歌来往

   玄宗在位期间,朝廷弥漫着崇尚道家和迷信道教的氛围,这种氛围必然会对诗坛产生影响。

   《全唐文》收唐玄宗与道教、道士有关的文章达数十篇。他存诗63首,与道家思想和道教活动有关的多达十余首。这些诗又可分成若干类,第一类是抒发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如《送忠州刺史康昭远等》:“端拱临中枢,缅怀共予理。”《春中兴庆宫酺宴》诗序云:“是故外无金革之虞,朝有缙绅之盛。所以岩廊多暇,垂拱无为。不言而海外知归,不教而寰中自肃。元亨之道,其在兹乎?”《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东堂赐诗》:“俾予成百揆,垂拱问彝伦。”《送张说巡边》:“端拱复垂裳,长怀御远方。”端拱、垂拱、垂衣都是指道家的无为而治。第二类是歌咏道教始祖或道家仙人。如《过老子庙》:“仙居怀圣德,灵庙肃神心。草合人踪断,尘浓鸟迹深。流沙丹灶没,关路紫烟沉。独伤千载后,空余松柏林。”诗中对老子充满崇敬之情。《经河上公庙》:“昔闻有耆叟,河上独遗荣。迹与尘嚣隔,心将道德并。讵以天地累,宁为宠辱惊。矫然翔寥廓,如何屈坚贞。玄玄妙门启,肃肃祠宇清。冥漠无先后,那能纪姓名。”吟颂河上公遗弃荣华、宠辱不惊。第三类也是最多的一类,是唐玄宗送多位著名道士还山所赋,其内容带有显著的道教色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与上清道士司马承祯、李含光和薛季昌的关系。

   司马承祯是唐朝数代皇帝都很重视的道士,武则天和唐睿宗都曾召其进宫求教,唐玄宗与玉真公主皆以承祯为师。开元中,唐玄宗曾多次召其入宫,后来在王屋山为其建阳台观居住,以其地近京师,易于召见。玄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当是在王屋山向承祯问道并送其还天台时所作。诗云:

   紫府求贤士,清谿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此诗形象饱满,韵味深远,口吻亲切,态度平等,简直就像朋友之间的赠答。玄宗对司马承祯幽栖林泉的修行生活深为赞扬,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他归山后的思念之情。“音徽从此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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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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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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