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志: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

———— 评罗尔斯与诺奇克的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6 次 更新时间:2015-01-10 22: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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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  

   自约翰· 密尔 ( J. S. Mill) 以来 , 西方政治哲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近年来政治哲学开始取代语言哲学转到西方哲学的前台 , 一批哲学家携带着发人深省的著作脱颖而出 , 而处于场景中间聚光灯下的则是两位哈佛大学教授: 罗尔斯 ( John Rawls) 和诺奇克 ( RobertNozick)。

   一、 罗尔斯与诺奇克的争论

   在充满着争论而且这些争论又似乎难以解决的西方政治哲学中 , 没有什么东西比罗尔斯与诺奇克的对立更令人瞩目了。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个精心设计巧妙建造起来的复杂体系 , 然而支持其体系的基本观念却并不深奥: “所有的社会基本善—— 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 都应被平等地分配 , 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1]诺奇克不善构造体系, 更喜欢用曲折机智而又新奇夸张的例子来打动读者, 但他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是简单明了: “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2]

   罗尔斯赋予“正义”价值以首要性, 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延续下来且存在于现实中的不平等。 诺奇克强调“权利”的首要性,全力捍卫不受侵犯的个人 (特别是财产权 )。两个人是正相反对的。对于罗尔斯, 解决不平等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税收进行收入的再分配 , 从而平等要求一个具有更多职能的国家。 对于诺奇克 , 任何再分配都意味着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的侵犯, 而最好的国家是“最弱意义的国家”。罗尔斯确立了一个以“正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 个人权利应该服从平等的原则。诺奇克划定了一个以“权利”为硬核的堡垒 , 包括平等在内的任何东西都不得越“权利”这个雷池一步。

   罗尔斯认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产生于人们在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条件方面的差异 , 那些自然天赋较高和社会文化条件较好的人们 , 通常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并在社会上占有更高的地位。在他看来 , 这些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条件方面的差别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和任意的 , 从道德观点看是不应得的 , 所以应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消除这些不平等。诺奇克承认不平等是一种不幸 , 但认为罗尔斯对不平等的纠正无法得到合理的辩护。对于他的“权利理论” 来说 , 一个人的财产只要来路正当 , 符合他的 “获取原则”和“转让原则”, 那么他对这种财产的持有就是正义的 , 而对正义持有的任何侵犯 (即使是通过国家税收的方式 ) 都是不正义的。
按照罗尔斯的设计 , 解决不平等的唯一方法是再分配。再分配的实质是: 通过税收 , 从处境较好的人们中收取一部分收入来帮助那些社会处境最差的人们。这种从一部分人拿给另一部分人的再分配的根据是什么? 罗尔斯给出了两个理由: 一方面 , 个人的自然天赋是一种“集体的财富”, 每个人都不该用它为自己谋利 ; 另一方面 , 每个人都参加一种社会合作体系 ,他的幸福就依赖于此。诺奇克批评罗尔斯关于 “集体财富” 的说法无异于一种人头税 , 同时又认为 , 参予一种社会合作体系就是从事于一种基于市场制度的自愿交换,在交换中每个人都得到了他自己应得的一份 , 从而, 这里不但根本没有 “再分配”的问题 , 而且也不存在“分配”的问题。

   罗尔斯与诺奇克之争的关键是平等对权利。罗尔斯主张, 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 , 从而不平等是应该而且能够加以纠正的。诺奇克则认为 ,正义与平等无关 , 正义在于权利,尽管不平等是不幸的 , 但不是不正义的。对于罗尔斯,作为平等的正义是首要的 , 至于“最少受惠者”如何处于最少受惠的状态 , 这无关紧要。相反,对于诺奇克,坚持个人权利是首要的,至于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条件和自然天赋如何再生了不平等,这与权利无涉。

   罗尔斯与诺奇克是尖锐对立的 , 并且这种对立支配了当今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争论。然而深思之下, 这种尖锐的对立也许并不如乍看起来那样重要。从一种更为广阔的观点看, 他们的争论 (以及其他人的加入 ) 实质上是一种用不同声音组成的合唱, 而正是这种合唱确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调。尽管在这股政治哲学的最新潮流中也涌现了一些对罗尔斯和诺奇克都持批评态度并给人印象深刻的哲学家 , 如德沃金 ( Ronald Dworkin)、桑德尔(MichaelSandel) 和麦金太尔 ( Alasdir MacIntyre) 等 , 但实际上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只能在罗尔斯与诺奇克之间确定位置。

   因此 , 罗尔斯与诺奇克之争 , 与其说揭示了什么, 不如说遮蔽了什么。哲学舞台的独占 ,争论的自我聚焦 , 貌离神合的对现实政治制度的确认 , 这一切都使本来就难以彰显的东西更加晦暗不明了.那么什么被遮蔽了, 什么又更加晦暗不明了呢?

   我认为 , 罗尔斯与诺奇克之争不仅模糊了他们以及其他加入争论的哲学家信奉着同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 , 而且掩盖了这种自由主义奉为自明真理的两个教条: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让我们抛开自由主义者们之间的争论而回到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哲学本身吧!

  
二、 自由优先于平等

   自由优先于平等意味着政治自由优先于经济平等。自由主义所说的政治自由是指: 第一 ,思想和良心的自由; 第二 , 公民的基本权利或参予的自由 , 即选举、 被选举、 言论和集会的自由等。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 , 罗尔斯准确地表达了所有自由主义者的共同信念:“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 也就是“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满足之后 , 其它原则才能发挥作用”。[3] 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确认了自由的价值 , 第二个确认了平等的价值。罗尔斯将两个正义原则安排在一种“词典式”序列之中 , 即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

   自由的优先性与当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罗尔斯、诺奇克以及其他自由主义者不仅完全赞同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 , 而且宣称这种政治制度所体现的自由优先性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原则。 这是一个相互支持的双重过程: 他们用自由的优先性来证明这种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 又用这种制度的优越性来证明自由优先性的普遍性。但是, 如果我们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 将西方现在的自由民主制度理解为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 , 把政治价值和体现其价值的政治制度看作已经变化、正在变化和行将变化的东西 , 那么自由的优先性作为普遍原则就变成了一种虚构。

   自由的价值在西方文明的长河中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在古希腊城邦国家特别是雅典 , 自由得到了很高的推崇 , 但有一点缺憾 , 雅典的自由是属于自由人的 , 奴隶天生不配有自由。随着希腊城邦的失落 , 罗马帝国的扩张, 以及接续而来的漫长的中世纪 , 一千多年中的西方人似乎忘记了自由的可贵。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确实显示了某种趋向性: 对自由的追寻。但这只是历史之流上面泛起的炫耀浪花 , 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攫取利润。 作为它的一种合理化 , 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只不过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物。

   优先性是一种对核心政治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只有相对于某种历史处境才有意义。然而作为一种脱离历史处境的抽象普遍性 , “自由优先于平等” 意味着永远只有满足了自由的要求以后,才能考虑物质利益和经济平等的问题。这样就使本来包含着某种历史真理的东西变得荒谬了。在罗尔斯、诺奇克和其他自由主义者的眼中, 美国无疑是一个实现了自由优先性的国家。但对于美国社会中那些拥向太平洋温暖沿岸的 “无家可归者”, 自由的优先性只意味着一种嘲弄。 毫无疑问 ,“无家可归者”拥有自由 , 但当他们除了自由什么也不拥有的时候 ,自由也就失去了意义。自由确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 但它的价值总是兑现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之中。对于那些从不参加选举的人 , 政治参予的权利算不上什么价值; 对于那些无从表达思想的人 , 思想的自由也显示不出太大的意义。“无家可归者”需要经济平等更甚于政治自由 , 同理 , 处于某种条件下的社会可能更愿意以“平等优先于自由”为原则。

   政治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证明的理论,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对自由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辩护。古典自由主义建立在形而上的“自然法”理论之上 , 后来 “功利主义”又取而代之。20世纪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进行猛烈攻击之后 , 看来任何追求合理证明的自由主义都不得不诉诸经验了。情况并非如此。自由从何而来? 罗尔斯认为 , 自由来自于人, 因为“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4] 自由的根据是人性 , 人性被罗尔斯理解为康德意义上的“意志自由”, 而包括自由优先性在内的正义原则都是人的自由选择。因为我们选择什么表现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能成为什么的愿望”,所以自由“表现了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人的本质”。[5]而且 , 罗尔斯仿效康德 , 将这种作为自由根据的形而上学道德主体称为 “本体自我”。[6]
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合理证明是失败的 , 这不仅在于他将自由建立在他原本极力避免的人性形而上学之上 , 而且更在于他把自由理解为个人的意志自由。 如果自由优先性的最高根据是“本体自我”的自由选择, 那么它便彻底自我消解了。 因为,人可能自由地选择自由的优先性, 也可能自由地选择其他价值的优先性; 更进一步, 人可能选择自由,也可能选择不自由。建立在个人选择上的自由不只是靠不住的 , 而且非常可能导向它的反面。正如诺奇克提出的这个问题所示: “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7] 作为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诺奇克回答得十分肯定: 是的。

   三、 正义优先于效率

当代自由主义把社会分为两个基本部分, 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自由优先于平等”实质上表明了政治对经济的优先。自由主义的第二个教条则是在经济领域内部的一种顺序安排。罗尔斯为自由主义的经济活动规定了一个基本原则: “正义是优先于效率的”。[8] 对此 , 包括诺奇克在内的自由主义者都深表赞同。
罗尔斯始终主张: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9] 他又认为 ,“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10]经济领域中这种平等价值的首要性和平等对效率的优先性集中表现为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差别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 , 所有收入都应该平等地分配 , 但完全的平等又是不可能的, 这样社会经济制度就必须按照“差别原则”来安排 , 即任何一种不平等的安排都必须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现在我们假设 , 某个社会的一种安排能极大增进占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最富有者和百分之十的“最少受惠者”的利益 , 但却使其余百分之八十的中间阶层的收入大为减少。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 这个安排是正义的和可接受的。但对于任何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 这个安排都是不正义的和不可接受的 , 因为它实际上既增加了不平等 , 又降低了效率。 所以 , 尽管不平等问题应该得到解决 , 社会处境最差者也迫切需要帮助 , 但显然“差别原则”不是提供这种解决和帮助的最好途径。
公平地说 , 在一直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市场经济制度中高扬平等的价值, 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可贵的。问题在于 , 罗尔斯把平等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结果平等或 “分配的正义”。他在“平等”中只注意分配 , 不注意生产, 只重视结果 , 不重视过程 , 只关心东西如何分配 , 不关心东西从何而来 , 这样 , 人们的所得与所做之间就完全丧失了联系,“应得”的道德概念在结果的平等中也失去了任何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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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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