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

——历代贬杜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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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論者於少陵非不陽爲推崇,而陰寔背之。既已背之,將必有厭薄之心,而特不敢形詆譏於口,畏其名耳。(49)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沈德潜作《遣興》(其七)還不免感慨:“杜陵豈是村夫子,一任兒曹笑未休!”(50)他將這股貶低杜詩的風氣歸結于錢謙益提倡陸游、元好問詩和馮氏兄弟推廣晚唐詩風(51),曾在《顧南千詩序》中指出:

   前三四十年,吳中談藝家或仿南宋,或摹《中州》元人,或竟趨《才調》、《香奩》、《西崑》倡和之類,而于杜陵之沉雄激壯比諸鯨魚碧海者,屏不欲觀,甚或取而相譏,目爲粗豪之祖,云吾得之錢牧齋尚書云爾。(52)

   杜甫被經典化主要出於宋代江西詩派和明代格調派的尊崇,清初經錢謙益提倡宋元詩,接著王漁洋神韻詩風又主宰詩壇數十年,杜甫的影響力大爲減弱,詩家對杜甫的評價也擺脫往昔的神化色彩,而能以平常心趨於客觀的討論。簡恩定先生認爲“清初諸家輕杜之說,實際上即是代表著他們對於舊有文學理論的反省與考察”,因此他們的杜詩批評“已能摒棄情緒化的語言而出以較爲客觀之臆斷”。(53)這是從文學觀念變遷的角度得出的同樣結論,值得聽取。晚近王守恂《點讀杜詩即題其卷首》云:“紛紛好惡亦何嘗,得失還須自主張。讀古人詩高著眼,蚍蜉撼樹不嫌狂。”(54)這也可以說是清代詩家對待杜甫詩歌的基本態度,他們的批評也因此遍及杜甫的各個方面。

   首先,對杜甫忠君愛國的神話不斷有人提出質疑。鄭性《黄上伯不驚草序》云:“少陵之詩,人咸稱其忠君愛國,吾閱其全集,見其在蜀時依嚴武,飲酒遷延,于君國無甚剴切激發。其性情變化何如,楮末毫端,真情難掩。”(55)這相比錢澄之的說法同樣不失爲誅心之論。趙士喆論杜詩:“嘗摘其似初唐晚唐宋人並有宋人所不爲者以示戒,云:‘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此非初之巧而纖者乎?‘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此非初之拙而滯者乎?‘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此非晚之情真而流於俗者乎?‘鷺鶿窺廢井,蚯蚓上深堂’,此非晚之景真而流於鄙者乎?‘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大類康節、紫陽之作;‘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則紫陽所不屑,想當日爲俗人設耶?詩主性情,夫人知之,而不知性情亦有貞淫雅俗之判。”(56)李光地也冷峭地譏諷:“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尋不出他一點自見不足處,衹覺從十來歲以至於老,件件都好。這是一件大病。”(57)實則認爲杜甫好作大言而無實際才能的不乏其人。晚清施山《戲題杜集》云:“詞章萬古此江河,契稷其如褊躁何。高論可憐無切用,人間名士散材多。”(58)這都是從道德、性情角度對杜詩所作的非難。杜甫的崇高地位一半是靠人格和道德的光輝贏得的,在這方面一再遭到質疑不用說會影響到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鄭性《黄上伯不驚草序》還對杜甫的藝術觀念加以指責:“世之言詩者皆以少陵爲宗,而吾竊謂其非詩人。第就其‘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勘之,則已大遠乎聖人存三百篇之本旨矣。聖人之存三百篇也,存其近人,不存其驚人。若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則三百篇亦應語不驚人死不存矣。”到晚清有些批評家就杜甫對才能的運用也提出了非議:

   杜陵七絕云:“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梅熟喜同朱老吃,松高擬對阮生論。”又:“不是愛花即肯死,祇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细開。”譬之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而爪牙則不靈矣。朱老、阮生蓋同時人,一何粗野;容易、商量亦非詩料。(59)

   錢振鍠甚至對自唐代以來已有定論的杜詩集大成之說也加以顛覆,說:“人以少陵詩爲集大成,此真污蔑少陵語。夫人中之集大成者,聖人也;詩中之集大成者,不過襲眾人之餘唾耳。曾是少陵而出此?”(60)錢振鍠原是近代少有的狂才,說詩目空一切,對傳統詩學觀念做盡翻案文章。他還說:“俗子以杜詩爲工,余以爲不工莫如杜。論杜者不當以工不工較量也。欲求其好處,先看其全部,不可以一首求之;看其全首,不可以一字一句求之,否則所得皆糟粕耳。”這雖肯定了杜詩整體的好,但同時又承認其局部是不值得稱讚的,因此他不光指出長排疵句之多,甚至乾脆斷言“杜詩無百字無疵者”。(61)這其實不是什麽新奇的說法,清代詩論家對杜詩藝術上的缺陷,已從各種角度提出了批評。

   蔣釜山作《詩正》,論杜詩之失,一曰太盡,一曰取材無擇,一曰比興少而直叙多,可以說是集中表達了通常對杜詩缺點的看法。友人任源祥卻不以爲然,作《與蔣釜山論詩書》一一駁之,最後論定“李杜疵累雖多,終爲唐人首稱”(62),乃是褒中含貶,先不得不承認杜甫疵累甚多的前提。杜詩號稱無一字無來歷,但用事屢有疏誤,歷代注家時有榷正。倪偉人《輟耕消暑録》也舉出兩個例子:“如‘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之句應用伏生事,然伏生名勝,亦稱伏申,無以虔名者。後漢有服虔,又非伏也。此杜老之誤也。又,‘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之句,應是用鶴乘軒事。然軒,大夫之車也,誤以爲軒垣之軒,此杜老之疏也。”(63)杜詩的直露少含蓄,明代楊慎就曾指出,到清代施閏章也批評杜五言古詩“傷於太盡”。(64)由於杜甫自宋代以來已被模仿得太濫,清人對杜詩常懷有一種逆反心理,凡杜甫喜用的一些詞語他們都很反感。《采菽堂古詩選》的編者陳祚明曾指摘杜詩中“乾坤”“萬里”等大字面,目爲“枵句”。(65)而反過來對杜詩的家常和小巧之風,他們同樣也不滿意。施補華《峴傭說詩》有云:“小巧是詩人所戒,如‘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俳優是詩人所戒,如‘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粗俗是詩人所戒,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之類。雖出自少陵,不可學也。”(66)其中粗俗尤其是清代批評家集矢的一個毛病。明代王象春批杜詩,除了指摘其拙詞累句,就常斥其鄙俚。如:

   “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哪送酒如泉”:意既酸乞,詞且打油。

   “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藉藉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三句曾打油之不如。

   《季夏送鄉弟韶》一首,鄙俚全無可取。

   “樓上炎天”一首是近日山人獻諛之詩,“碧窗”“朱栱”字俗;“仗鉞褰帷稱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鄙氣令人欲嘔。

   晚清施補華《峴傭說詩》則說:“《義鶻》、《杜鵑》、《鳳凰台》諸詩,雖有寄托,然失之傖,學者不必則效。”(67)又云:“《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一首,前輩多賞之,然此詩實有村氣,真則可,村則不可。幾微之界,學者自辨。”(68)錢振鍠更說:“古稱杜詩無所不包,此亦盲語。以余觀之,乃千篇一律耳,烏在其無所不包也?其詩雖有粗有細,然終屬一種老戆氣。”所謂老戆氣就是傖氣的另一種說法。

   清代是杜詩注釋和批評最繁榮的時期,湧現出以仇兆鼇《杜詩詳注》爲代表的一大批優秀杜詩注本,其中對杜詩也不無批評意見,限於篇幅,本文無法涉及。這裏衹能就個人有限的閱讀,在鳥瞰清代批評杜詩的主要意見的基礎上,大致勾畫出清人重點指責的幾方面問題。

   四、專業化的批評眼光

   中國文學批評自元代以後日趨專門,其明顯的標誌就是體制意識及其學說的完善。清代詩論家集古代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之大成,對杜甫的詩歌創作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他們對杜甫詩歌的批評,最值得重視的首先是從體制出發來討論作品,這使杜詩在體制方面的缺點暴露無遺。

   杜甫的古近各體詩,除了絕句容有异議,其他詩體一向都被目爲大家,備受推崇。但到明代,杜甫開創的七言排律首先被王世貞點名:“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69)到了清代,杜甫在詩歌體制方面開始遭到全面的非難。清初任源祥《與侯朝宗論詩書》云:

   杜甫詩雄壓千古,而五言古詩則去古遠甚。甫非不自辟門户,而磋砑怒張,無復風流蘊藉,故謂之唐音。譬之書法,必以晉爲上,唐非不佳,而所乏者晉人清韻耳。唐古詩之遜于漢魏也亦然。且漢魏六朝古詩而外無他詩,唐既變爲排律、律詩,又爲歌行、絕句,各有擅場,何必争能於古詩也?是故學杜甫者學其排律、律詩、歌行足矣,古詩、絕句不必以杜甫爲法也。(70)

   除了絕句之外,杜甫的古體詩也遭到了否定,這是很出人意外的。清中葉湖南名詩人歐陽輅評杜詩,也指出古體的弱點:“《曲江三章》、《登慈恩寺》、《偪側行》、《垂老別》、《無家別》、《將適吳楚》皆有敗筆。五七古每有一二强湊語,雖不能掩其善,終是全詩之累。”(71)參照後文所引諸家指摘的拙辭累句,我們就知道此言絕非無的放矢。

   那麽杜甫最擅長的律詩,論者總該無間言了吧?不然,他們對杜律也有批評。早在明代,薛蕙就說:“太白五言律多類浩然,子美雖有氣骨,不足貴也。”(72)這是說杜甫五律不如李白。李攀龍《選唐詩序》則說:“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眾,憒焉自放矣。”這又是說杜甫七律比不上王維、李頎。兩家之說本來不算很嚴厲,但經余懷一引申闡發,說“老杜長於古詩,律詩非所長也,濟南謂其憒然自放,信夫!”(73)杜律的品格就不如古詩了。即如專論杜甫七律的柴紹炳《杜工部七言律說》,在列舉名篇後,也不免摘其累句。柴氏著書近代以來不爲人注意,故不避煩瑣而備録於此:

   其他率爾成篇,漫然屬句,自信老筆,殊慚斐然。予嘗覽而擿之,中有極鄙淺者,如“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嘘送上天”之類。有極輕遫者,如“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之類;有極濡滑者,如“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聞道雲安麯米春,才傾一盞即醺人”之類;有極纖巧者,如“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綫長”,“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做釣鉤”之類;有極粗硬者,如“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不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在野祇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之類;有極酸腐者,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炙背可以獻天子,食芹由來知野人”之類;有極徑露者,如“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類;有極沾滯者,如“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之類。凡此皆杜律之病,往往而是。(74)

將這段文字與本文徵引的其他文獻相對照,可以發現他所列舉的例子多半也爲他人所指摘,看來對杜詩的拙辭累句,湛芍^英雄所見略同。趙文哲《媕雅堂詩話》也斷言:“工部(七律)千古推重,如《諸將》、《登高》、《登樓》、《野望》十餘首洵推絕唱;若《秋興八首》,中多句病。其他頹然自放之作,遂為放翁、誠齋之濫觴。世人震于盛名,每首稱佳,良可一笑!”他說往歲與同人論詩,淩祖錫說:“如工部七律,即拙率處不對處皆以浩氣流行,提筆直書,彌見其大。”他笑曰:“假使工部當提筆直書時,而恰遇佳句,恰得工對,豈反足損其大而必改從不對與拙率耶?”這一對答雖很有點俏皮,卻深中老杜之病,也就是說他常不免有意到筆不到之處。方元鯤《七律指南》不僅大肆指摘杜甫七律的病句(詳後),還獨到地發現“少陵拗體,結句每苦意盡”,《白帝城最高樓》、《十二月一日三首》(寒輕市上山烟碧)、《江雨有懷鄭典設》、《即事》諸篇,他都指出其結句的拙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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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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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学刊》(京)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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