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言语行为与制度的生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5 次 更新时间:2005-08-15 2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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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依照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以言行事哲学的分析理路,本文初步探讨了人的言语行为与制度生成的内在关系。第0节简要介绍了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视角研究人类社会制度现象的一般意义。第1节则讨论了以言创生制度的基本哲学思路。第2节对以言创生制度的施事话语的形式条件进行了一些讨论。最后,第3节则探讨了以言创生制度事实和制度规则的道德基础问题。

  【关键词】言语行为,制度生成,施事话语,以言施事力,许诺,道德情感

  

  “举一个例子,假如我说:‘四足动物有四只脚。’这怎么会错呢?句子的后半部重述了前半部的意思,即使我们花很大功夫也不可能想象到它在怎样的情况下是错的。在地球上、火星上它不会错,在宇宙任何地方它也不会错。这句话的一般性确是厉害,但内容说了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想破脑袋也知道是对的,但不知其内容。”

  —— 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一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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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人类社会的习俗、惯例和制度等等种种生活形式是怎样生成的?乍看来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在人类任何社会和社群(communities)的任何历史时期中,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社会生活形式在那里,—— 理论家们为什么总要问它们为什么会产生?或为什么总想弄清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也许,这不是出于理论家们的无聊和职业习惯。问原因,在于想理解结果;问理论,在于想理解现实;问过去,在于想理解现在;问他人,在于想理解自己,理解我们自己。

  0.1在从理论上追问这个有点近乎无聊的问题时,西方国家中研究制度问题的经济学家们一般是从个人选择的逻辑结果或行为人(agents)的选择互动来思考问题的。从个人的社会选择来研究习俗、惯例和制度的生成机制和其存在理由,目前看来大致只能达致两个逻辑推论结果:(1)如果把制度一般理解为是凭借某个(或某些)人自己的理性推理能力而理性制定出来的,这一般导致会制度设计论。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激励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和新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在这个方向上做了许多工作。(2)如果把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等等社会生活形式理解为具有分立知识和不完全信息因而只具有个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诸多参与者行动互动的结果,那一般会导致哈耶克式的制度生成论。目前在西方国家中,演化博弈制论度经济学家们正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努力工作着,并继续拓展着他们的研究领域。

  0.1.1 不管是制度设计论,还是制度演化生成论,其理论分析进路都可以最终还原到个人,还原到人的选择,再还原到人的理性禀赋及特征,即抑或是无限超理性的(hyper-rational——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假定),抑或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论者如H. Peyton Young的假定)。现有的这些研究都是富有成果的,且各有其自恰的理论推理逻辑。然而,这些研究大都是在像用解数学题时一样的逻辑推导方式来论证人类社会的种种生活形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或者说应该是这样,而不应该是那样,这样的研究的结果,也自然——或精确地说“大致倾向于”认为——包括种种制度规则和组织安排式样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形式常常有一个惟一的最优安排。这里且不评论这样的理论结论到底是否有问题,而只想指出这么一点:这类研究还都是对包括种种制度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形式生成可能的逻辑推论,还缺少对其生成路径的形式条件的考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是制度理性设计论者,还是制度自发生成论者,或像布坎南(James M. Buchannan)那样把制度一般理解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一致同意计算的结果,均忽略了制度设计或制度生成中语言的运用以及语言运用中语言本身的内在问题,加之,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者更没想到制度设计和制度生成中的语言运用与制度设计和制度生成过程本身也存在着内在且密切的互动问题,因而,人们均好像有意无意地把制度生成中的语言以及语言运用问题视作为不成为问题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审视制度生成中的语言问题真得是无意义的吗?

  0.1.2 研究社会生活形式生成中的语言运用问题,或探究制度生成中语言与社会生活形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问题,在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学文献中几乎没有多少可供参考。于是,我们只能转向语言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已有的理论探讨,看能否从他们的理论中借用一点东西,以回答上述问题。

  0.2 当代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均是一个个宏大的理论世界。由此我们不得不限制我们当下的理论讨论范围:本文只考虑言语行为与社会生活形式(其中主要是制度规则)生成的关系。这里首先应该说明,为了论述行文的方便,我们这里把包括个人的习惯、群体的习俗、社会惯例以及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规程等等制度约束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简约为“制度”,且为了说话方便,我们把“制度设计”和“自发制度孳生”均简单称作为“制度生成”。

  0.3 说在人的社群或社会中之所以有习俗、惯例和制度,其原因在于人本身有理性(推理能力),在目前这恐怕已没有多少反对意见。如果说人有理性在于人有并运用语言或者说人的语言和理性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话,这还需要让人们稍加思索才能接受。如果认定人有理性在于人有语言能力且实际使用语言,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均与语言及其运用密切互相关联,这就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了。很显然,从语言及其运用的理论视角来思考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的生发、型构、驻存和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社会现象均与语言这种特殊的“social institution”(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言)密切相关。即使我们不对语言与种种社会博弈活动结果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内生于人们社会博弈活动中的种种秩序、规则进行语用学和语义学层面的理论探讨和细微梳理,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不仅种种制度的、道德的、法律的和社会的规范存在于语言中并以语言作为其存在载体,用语言来界定、来表述,而且它们必定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生成,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存在,并通过语言的载体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文字交流中演化和变迁。正如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换要通过货币这个中介来完成、来度量一样,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规则的存在,要通过语言这个中介来完成,并必得和必定以语言的形式来实现。由此,我们达致一个源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观但又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有些区别的一个理论判断:制度说到底是个语言现象。

  0.4如果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实存是个语言现象这一点,从语言特征和语用学的角度研究制度的生成就可能不是无意义的了。

  0.5 从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角度研究制度的生成,一些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问题是绕不过的。本文的主旨就是想初步梳理一下语言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是如何思考制度生成问题的——尽管他们常常是不经意地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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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为什么说制度生成与人们的言语活动有关?请看以下的例子:

  —— 当立法机关中的某位有权威的人士宣布说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某部法律生效时,这部法律马上就付诸实施了。

  —— 一个牧师在教堂对一对男女新人说:“我在上帝面前宣布你们结为夫妻!”这对男女立即结成为夫妻了(有没有结婚登记制度实际上并不构成问题)。在中国社会中,主婚人主持一对新人拜了天地之后说:“入洞房!”从那一刻起,一对新人就成了夫妻(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一对男女可能已在政府有关机构登记结婚了,但在主婚人宣布——说出——这一事实前,人们会仍认为他们只是未婚夫妻)。因此看来,牧师和主婚人的话语,就创造了语言哲学家塞尔(John Searle, 1995, 1998)所说的“制度事实”(institutional fact)。

  —— 2002年12月11日,当WTO部长级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尔在多哈宣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刻,他的话也就立即创造了一种制度事实,即中国成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国。

  1.1 一些人在一些场合和情景中说出了某些话,这些话的立即就“对象化”成了“制度事实”,这好像是件很奇怪的事,奇怪到竟如《圣经?创世记》中所言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样神奇!为什么一些人在一些场合中说什么,就会有什么,就会产生什么?

  1.2一般认为,在当代哲学中,最早解开一些人在一些场合说出些什么就会创生什么这一点的是一位当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 L. Austin),或精确说来,是奥斯汀(Austin, 1962)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的论述中所基本完成的。其实,早在奥斯汀之前,维特根斯坦也曾把言语视作为一种行动,并从而把语词视作为行动的结果。譬如,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53,§ 546)就指出:“Worte sind auch Taten。”这句话的英译文为:“Words are also deeds。”李步楼的《哲学研究》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为“言也是行。”陈嘉映的译本则把这句话翻译为“话语也是行为。”联系这一节的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直译法都有道理,但均需再做一点解释。首先,这里的德文“Worte”和英文的“words”,是否应该翻译为“言”和“话语”?我觉得这里把它翻译为“语词”可能更切近一些。另外,维特根斯坦这里所说的“行”,不是用的德文的“Akt”和英文的“act”、“conduct”或“behave”,而是用的德文词“Taten”,其相对应的英文词是“deeds。”德文的“Tat”和英文的“deed”均是指已完成的行为。因此,这里的德文“Worte sind auch Taten”和英文:“Words are also deeds”,均有说了某句话即会造成一定后果且要为之负责之意。特别是如果把这句话置放在法律文本的制定以及在法庭调查的场景中,这种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因此,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的精确意思似可以这样理解:“言出(什么)也就做了(什么)”。

  1.2.1 “言出什么,就是做了什么”,因而人要对自己的言语负责,这可不是个小问题!但是不是在任何情景中都是这样呢?显然不是。为什么不是如此?要理解这一点,这里有必要先回顾一下牛津大哲奥斯汀的“以言行事哲学”。

  1.2.2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奥斯汀首先提出了他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概念,来代替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一个核心概念“语言游戏”(Sprachspiel)。沿着其以言行事哲学的分析理路,在对语言的特征和秉性的认识上,奥斯汀在某些方面也与维特根斯坦有着重要差异。譬如,维特根斯坦曾认为,在语言游戏中,语言有无数的用法。奥斯汀却认为,即使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有可能将语言的用法归为有限的别类。奥斯汀提出,既然言语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执行一种动作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句子里的动词用法来划分言语活动的种类。这就有了他的“记述话语”(constative utterance)、“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 以及后来的“locutionary act”(以言表意行为)、“il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行为)和“perlocutionary act”(以言取效行为)三分法。

  1.2.3有了“记述话语”和“施事话语”这样的分类,并有了“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这三种划分法,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言的“言出什么也就做了什么”,以及能够导致制度生成的作为“deeds”的“words”,多与言语活动中的话语的“以言施事力”(illocutionary force)有关,且这种导致以言施事力的发话行为,必须带着发话者本人的特定的和特殊的意向性(德国哲学家Franz Brentano所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德文为“Intentionalit?t)这个概念)。这里,我们不妨拿顾曰国(见Austin, 1962, p. F34)教授在解读奥斯汀的以言行事哲学时所举的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假如老李见邻居老张的房子着火了,便大声呼喊道:“老张,你的房子着火了!”老张一听,心脏病剧发,当下一命呜呼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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