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8 次 更新时间:2015-01-06 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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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虽然主动改革是痛苦、艰难甚至夭折的,但任何被动改革及其后可能出现的变革都容易带来灾难性后果,尤其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虽然不能对主动改革报以盲目乐观或想当然态度,但历史惯性已将中国推向今天,从而使中国有时间和条件以史为鉴,主动改革是中国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理想选择!但需以更为审慎和清醒的态度把握主动改革。在主动改革进程中,要避免权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创造相对稳定和默契的国际环境,理性看待普通百姓尤其农民、少数民族和政府官员,以此形成改革合力,减少或避免改革误判。

  

   关键词:社会转型;特殊国情;以史为鉴;主动改革;平稳转型

  

   我国近现代以来经历了三次社会转型:一是清末辛亥革命以后;二是1949年建国以后;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前两次社会转型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次社会转型仍是前两次社会转型的延续。关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转型路径选择,笔者曾有多篇论文提及,基于现实国情,党和政府要有相应的主动改革路线图,从而避免被动改革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了主动改革目标,并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笔者就此再略陈管见。

  

   一、为何要主动改革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任何政权如果缺乏利益调整的民主程序的周期性循环而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消解的情形,则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执政到一定时期而致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面临改革或变革的现实压力。但由于执政者的既得利益障碍等若干因素以致回避或怠于改革或错失改革良机等,人类社会的历代政权更替往往更多经历了因被动改革而带来的革命性剧变,其结果往往出现一定时期的局势动荡及其社会停滞期,引发人权灾难,从而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诸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更替、清末辛亥革命以及当代的原苏联、原南斯拉夫、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等均是如此。

  

   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同样面临着改革的现实压力。虽然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彻底,故社会转型的改革压力依然存在并更为艰巨。在这种背景下,基于我国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以及13亿人口等现实国情语境下,加以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以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乃至今日体制性缺陷所留下的历史欠账非一时所能解决,[②]故我国无论改革与否尤其被动改革而致革命性剧变,如若处理不慎,均有可能出现民族冲突、国家分裂、地方诸侯、社会撕裂及其民粹暴政等问题,进而引发一定时期的社会动荡及其人权灾难,甚至即便付出一定代价也难以获得一种体制转型的良好效果。清末辛亥革命其后所发生的军阀割据、地方诸侯、民粹暴政等便是典型历史教训。[③]

  

   但这并不能成为回避、阻碍或延缓改革的借口和理由!恰恰说明,没有主动改革,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容易导致被动改革甚或革命。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被动改革甚或革命都容易带来一定时期的社会动荡及其人权灾难,更何况中国现实国情。虽然说在中国语境下,主动改革如若处理不慎,同样可能出现上述问题,但这仅具有或然性,也只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因此,固然应当考虑到任何一种改革及其历史更替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与代价,但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以史为鉴,寻求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主动改革路线图方是上策,从而达到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改革要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的目标。

  

   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政权积累到一定阶段能否实现或完成主动改革,从而跳出政治周期律?因为执政者主动改革意味着“自己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开刀”,必将面临着人性“恶”考量的利益固化藩篱和既得利益集团障碍的怠于改革,以及改革不当、错失改革良机或外来干扰等若干或然因素,而致改革受挫或失败。由此决定了任何主动改革往往是痛苦而艰难的,甚至是夭折的。历史亦以证明,古今中外历代政权更替多以滞后性的被动改革而致革命性剧变引发,从而付出沉重的社会转型代价。这也是某些人对执政者主动改革不抱希望,而是追求激进变革的理由所在。

  

   但应当看到,人类历史也不乏有主动改革从而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成功先例。诸如韩国、印尼、缅甸、尼泊尔、我国台湾地区甚至不丹等。然而,中国的现实国情要远比上述国家和地区复杂的多,由此也决定了不要对中国的主动改革报以盲目乐观或想当然态度。

  

   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主动改革是否成功,只有主动改革愈深入,将来社会转型的风险与代价便愈低!因此,基于中国现实国情,笔者的结论在于,不管如何,为了吸取和避免原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经验教训,主动改革应当是党和政府怀抱民族和国家使命所应当作出的最优战略选择,这也是降低执政党、民族和国家社会转型代价继而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理想选择。但需以更为审慎和清醒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主动改革,力求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这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这也是当下中国讫需考虑的问题。为了避免历史重演,避免延缓甚至再次错失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良机,任何思考或实践中国改革的人都应当以理性的思维优先考虑到: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主动改革路线图?

  

   二、如何准确把握主动改革

  

   (一)避免“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伪命题陷阱

  

   如何准确把握主动改革?首先要避免和消除过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伪命题陷阱。针对原苏联东欧国家变革的所谓“激进式改革”说法,实际上源于原苏联的历史剧变而并非是当时执政者的改革本意和宗旨,是超出其改革预想的一种不可控结果,因而也就无所谓“激进式改革”说法。同样,也就无所谓相对而言的所谓“渐进式改革”说法。[④]如果把主动改革理解为“激进式改革”,那就是不考虑条件是否成熟以及改革方法是否妥当的简单式自我革命,那和被动改革乃至其后的革命性剧变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把主动改革理解为“渐进式改革”,那就是没有或缺乏改革预期目标或不触及改革核心内容的修补式改革,其结果虽能获得一时繁荣与稳定,但却容易使问题积重难返,直至最终可能引发不确定的被动改革及其革命性剧变。而上述两种情形在中国现实国情下,都容易引发灾难性后果。

  

   因此,基于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特殊国情,笔者以为,可以考虑借鉴塞缪尔.P.亨廷顿所谓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采取权威主义的权宜之计”的观点,即中国以政治权威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平稳转型。中国的主动改革应当是在党和政府掌握改革主动权的情况下,有计划有步骤并有改革最终目标地推动改革,在确保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基础上实现社会平稳转型,以构建符合国情和人性基础上的民主法治社会。

  

   (二)“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主动改革应当实行“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经济、社会、政治等体制领域的全方位改革。一方面,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另一方面,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适应深化改革中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及其国家安全问题,以避免改革出现“颠覆性错误”。两者相互配合与协调,以实现社会平稳转型。这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政治勇气与智慧。

  

   这种“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按照先易后难,并以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为目标,推动国企、土地(尤其农村土地)、金融、财税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没有上述领域的彻底改革,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2)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的市场转型,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3)大力推行社会建设。一是加强教育体制改革,实行教育优先发展目标,尤其加强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二是推动医疗卫生、养老保险、住房等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三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合理缩小个人、民族和地区差距,形成“橄榄型社会”等。(4)改革与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关系,尤其要深化维、藏、蒙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适当借鉴特别行政区和联邦制的某些经验,正视并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并为解决台湾问题预留空间。(5)加强军队和公安武警改革。一是军队和公安武警反腐要法治化、制度化;二是加大包括法律人才在内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军队和公安武警系统,加快军队和公安武警的现代化进程。[⑤]从而为改革提供军事保障。(6)在上述改革基础上,在主动改革权可控范围内,逐渐还原历史真相,实现宽容歧见和包容共生,逐渐形成社会共识的主流核心价值观。这是政党政治的基石,也是避免社会转型期社会撕裂和族群对立的重要条件。(7)在上述改革基础上,随时把握时机和条件成熟度,适时同步推进人大、司法和政党等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

  

   (三)准确把握主动改革可能产生的困惑

  

   1、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可能影响并阻碍经济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基于现实国情,由于历史惯性,政治体制改革超前,容易出现前已述及的灾难性后果。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到一定时期又常常阻碍国企、土地、金融、财税、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经济体制及其他领域的进一步改革。这在我国过去长期以来所谓渐进式改革中已经凸显此问题。同样,在“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主动改革进程中也不排除此类问题的重复出现。这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一直难以健全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改革的困境所在。这既是我国寻求主动改革的理由所在,也是主动改革需要减少或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主动改革与过去长期以来所谓渐进式改革最大的区别在于,主动改革应当有着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及其最终改革目标,有着可掌控的改革期待。[⑥]而这种可掌控的改革期待,可以力求探索出在可掌控的政治体制改革范围内,能够深化超出政治体制层面的经济体制及其他领域改革的路径,从而降低或缓解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带来的改革阻力,尽可能使经济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相对成效,从而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基础。即便如此,经济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的尝试与实践,都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而这些要取决于党和政府的主动改革目标及其改革路线图的制定和实施。

  

2、经济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可能因此而惰化或延缓政治体制改革。无论过去长期以来所谓渐进式改革还是当下提出的主动改革,均要优先考虑到经济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虽然经济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尤其社会保障改革是社会平稳转型的重要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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