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是如何降临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5 次 更新时间:2014-12-16 0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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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  

  

   【编者按】

   张弛,1982年生,浙江湖州人,2012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浙江大学,主攻17-18世纪法国史,译有威廉·多伊尔所著《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和《牛津法国革命史》(北京师范大学即出),热拉尔·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传》(商务印书馆)。

   不久前,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年6月—9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他将研究触角深入连外国学者都少有涉及的法国革命中的“第一次恐怖统治”,乃至有网友将其誉为“年度最佳的法国史著作”。

   张弛曾于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在哈佛访学,师从法国革命史专家伊格内教授和著名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教授。在此期间,他有幸旁听了达恩顿在哈佛首次开设的书籍史课程。课堂上,达恩顿真实再现了过去书籍“诞生”的一系列环节,这深深影响了他,从此阅读史料之于他就是一种触摸历史、感知过去的体验。

   作为优秀的世界史青年学者,张弛对国内世界史的研究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任何国家对别国史的研究都有一个渐进缓慢的发展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他认为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不要紧盯着与国际对话,而是要发现历史研究中的乐趣。

  

   澎湃新闻:您最新出版的《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年6月—9月)》和法国史学大家勒费弗尔的名著《1789年》(Quatre-Vingt-Neuf: l’année de la Révolution,汉译本为《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的书名有相似之处。请问如此命名是否意味着您在向这位前辈史学家致敬?

   张弛:敬意由来已久,但是致敬,却配不上。

   勒费弗尔是史学大师,法国革命这块研究领域,从来不乏大师级的人物。如勒之前的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同时代的马迪厄(Albert Mathiez),饶勒斯(Jean Jaurès),还有后来的孚雷(Fran?ois Furet)。无论是在研究的开创性上,还是转折方面,这些人都起到过十分关键的作用。但与这些人相比,勒的特点很明显。他的研究要比奥拉尔更具厚度,又不像马迪厄和孚雷那样锋芒毕露,比起饶勒斯来,他对思想和观念的分析更见功力。我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他能把叙述和分析,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个人与时代,思想与现实,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语境主义或历史主义这些现在比较时髦的方法论,说到底就是恰到好处。

   勒费弗尔靠自学成才。他的国家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期间诺尔省的农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有一千多页,数百页的统计表格。这是他利用高中教书的业余时间,跑遍了弗兰德斯数百个村庄,花了二十年完成的。勒费弗尔说,这是他第一个蜜月。他平生还有两个蜜月:三十年代下乡做调查,是第二个蜜月,这成就了他那部 《1789年大恐慌》(La Grande Peur de 1789),能把谣言在一个个村庄间传播这件事写得那么有趣。到现在我都能记得自己当年读这本书时,甚至能体会到作者在翻检档案,有所发现时的那种兴奋愉悦。第三个蜜月是他80岁时,坐农民的板车,调查奥尔良地区的档案。

   勒费弗尔到老都喜欢坐公交,坐板车,从不坐头等舱。他始终觉得,学者应当是清贫的。所以他对牛津大学的奢华很不能理解,这么好的条件怎么能做研究?勒费弗尔自己的生活也带有点苦行僧的味道,守时、简单、朴素。一张破藤椅,白天读《人道报》,晚上读《世界报》。书桌上放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饶勒斯的照片,还有一尊罗伯斯庇尔的破胸像。他的生活就有点罗伯斯庇尔的味道,他觉得历史学家是不应该结婚的,结果那位既崇拜他,也怕他的索布尔(Albert Soboul),在结婚两个月后,才敢告诉他的老师。

   勒费弗尔的几部代表作,都有中译本。这里尤其要推荐顾良先生主译的《法国革命史》。这本书是我的入门读物,当时法语不好,对照着法文本、英译本,还有这本中译本看。这本译本不仅仅翻译得准确,我觉得甚至把勒费弗尔特有的那种精炼简洁都表现出来了。《泰晤士文学副刊》曾这样评论勒的著作:叙述毫无瑕疵,但不太生动。中译本体现得特别好。当然,首先要能读得进去。

   澎湃新闻:您的这本著作着眼于1792年6月到9月的法国大革命,而这段时间通常也被称为“第一次恐怖”,是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前奏和序曲。您能否简单介绍下您选择研究“第一次恐怖”的缘由?

   张弛:其实很偶然。勒费弗尔有套《索邦讲稿》(les Cours de Sorbonne)。从1789年革命一直讲到督政府,有六卷,大概是当年在索邦大学的讲课笔记,国内学界好像不太关注,或许是因为印数很少的缘故。我有一套,是油印本。

   《索邦讲稿》中有一册就是“第一次恐怖统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据我所知,这也是国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研究。当时我在哈佛,哈佛没有这套书,靠馆际互借,从伯克利借来。读了之后,觉得这一阶段的恐怖统治与1793年大为不同。于是就开始留意了。勒费弗尔的讲稿有一个特点,这是份不成型的研究,有些问题上是猜测,有些判断则比较大胆,所以能让你看到很多研究的空间。

   其实一旦留意,就有了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自然会对相关材料开始留心。而且,后来我又注意到了卡龙(Pierre Caron)编订的几册通信集,是第一次恐怖统治时期,由立法议会派到外省,执行紧急任务的特派员的信件。卡龙原来是法国国家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写过《九月屠杀》(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1792年9月初三天的事情,花了七百页,典型的法国人研究。大约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卡龙决定研究立法议会的特派员,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完成这个计划。在学界,关注这个题目的人很少,大约只有一个人做过专门研究。根据这些情况,我大约觉得第一次恐怖统治可做番研究。

   前几天,法国鲁昂大学的比亚尔教授(Michel Biard)来浙江大学访学。他是革命史权威伏维尔(Michel Vovelle)的学生,担任过《法国革命年鉴》主编。我送了两本给比亚尔。他说要给《法国革命年鉴》写个书评,另外还告诉我美国史家的塔克特(Timothy Tackett)明年要出一本与我同题的书,也是讲恐怖的诞生。这是个令人既兴奋,又有点忐忑的消息。我读过塔克特的所有论文和专著。在革命史学界,他的研究有“十年磨一剑”的美誉。

   澎湃新闻:1792年6月到9月,这段时间酝酿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同时法国持续近千年的君主制被废黜。我注意到书中提及这样一个现象:8月10日革命后,民众有着广泛的废黜君主制的呼声,却较少提及建立共和国。法国人为什么不用“共和国”这个词来描绘他们的新制度。

   张弛: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奥拉尔、勒费弗尔等法国史家都说过这个问题。奥拉尔遍查了所有材料,发现仅有罗贝尔(Robert)支持建立共和国。但是罗贝尔这个人的材料不太可信,我觉得他更像是借共和之名,为自己拉选票。

   我想,当时的法国人对他们过去的看法很明确,要废黜君主制,而他们对未来的看法也很明确,即要建立一种真正能体现人民主权的体制,用国民公会代表巴巴鲁(Barbaroux)的话说,这种主权不能因为被代表就沉默了。他们要的是一种永远活跃着的人民主权,能不断地对现有的体制实行监督,能发表舆论,能审核所有法案,对宪法实行公投,能撤回不合格的代表。这也就是索布尔说的无套裤汉的民主观念。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这样的观念正在成型。他们要建的新体制,是能体现这种民众观念的体制。而这样的一种体制,无法用共和制来概括。因为历史上所有的共和国都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换句话说,“共和”这个词属于过去,而他们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体制,无先例可循。所以,他们不提共和国,这表明,他们是在创造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比亚尔。比亚尔在浙大讲座,就是有关革命前后的共和思想。他很赞同我的看法。

   澎湃新闻:研究法国大革命,有一位人物从来不可能被忽略,他就是被称为“不可腐蚀者”(l’Incorruptible)的罗伯斯庇尔。您能否谈谈您眼中的罗伯斯庇尔?

   张弛:罗伯斯庇尔是个复杂的人物,从19世纪以来就如此。我去年翻译了本书,以前有节译本,《罗伯斯庇尔传》,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是法国人热拉尔(Gérard Walter),就19世纪人对罗的评价,写得很详细。

   关于这个人,我想谈一点。很多人都觉得,罗伯斯庇尔是抽象的理论家,好幻想,好原则,不切实际。我想,如果太把罗伯斯庇尔本人说的话当作历史本身,当作事实,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看法。他的确有很多煽情的话,对社会的不平等,对财富的不平等,但是要放在具体的环境里看。

   我觉得罗伯斯庇尔恰恰是合格的政治家,审时度势,他很清楚,没有无套裤汉支持,救国委员会难以立足,更谈不上号令全国。他要做的就是拉拢无套裤汉。他的言论,以及当时救国委员会颁布的不少带有“社会民主”色彩的法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罗伯斯庇尔很清醒,依靠无套裤汉,绝不等于被他们牵着走。所以,当更激进的平民领袖挑战救国委员会的时候,他毫不手软,把包括丹东在内的一干人等送上断头台。这是所谓的风月芽月危机。

   学界通常认为,热月政变的本质是资产阶级重新巩固自己统治,是对共和二年的背弃。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从风月芽月就开始了。而且启动这个过程的正是罗伯斯庇尔。不过,打压了平民,救国委员会看似权力更稳,实则不然,它很快在热月政变中落败。对此,罗伯斯庇尔也是早有预见。

   澎湃新闻:您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恐怖”,而公众熟知则是1793年开始的雅各宾派恐怖。在您看来,“第一次恐怖”对雅各宾派恐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张弛:首先要澄清一点。第一次恐怖统治没有结束,只是缓和了。这两次恐怖统治严格来说只是革命恐怖统治的两个阶段。所以,我想更合适的问题,或许应该是第一次恐怖统治对此后的革命政治有何影响。

   我想可以说以下几点。首先,1793年恐怖的很多措施在这时期都已成型了,包括革命法庭、特派员、基本的恐怖法令,还有那种强调共和美德的激进的政治文化。只不过,第一次恐怖统治在广度和强度上比较有限。

   另外,诞生于第一次恐怖统治的共和国是分裂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分裂,巴黎与外省的分裂等等。我们知道,大概从1789年来,外省基本上唯巴黎马首是瞻,但在1792年之后情况不同了。这些分裂对共和二年的政治有直接的影响。要注意的是,分裂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源自启蒙的那种乐观主义、浪漫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情绪,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强烈冲突。后期的很多政治分歧都与此有关。

   可以说,1792年是革命心态的转折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平民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发挥了绝对性的作用。当然,革命一开始就有民众介入,比如攻占巴士底狱,但是在1792年之前,平民的力量从未对政府议会构成威胁。第一次恐怖统治却不同,民众不仅再度影响了革命的进程,而且他们构成一股革命的权力,与议会的正统权力并驾齐驱。这个情况不断激化,到了1793年5月底,革命的权力甚至威胁到了议会代表的人身安全,吉伦特派因此倒台。

与平民的出现有关,第一次恐怖统治孕育了民主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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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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