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智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14-12-06 23: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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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钧 (进入专栏)  

    

   在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历史起点上,中国智库格外引人注目,那么它们的现状如何?尤其是中国民间智库如何走向未来,成为新的关注点。

   “中国智库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这是原外交部副部长、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于2013年7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做出的判断。果然,四个月后,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今年10月27日,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就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被观察家们视为中国智库已步入战略发展阶段的标志。

   智库的“种子”撒播于中国,年龄有的已逾“而立之年”,有的已届“弱冠”,有的尚处“豆蔻年华”。以官方智库——中国社科院为例,1978年“科学之春”开启时初创,距今已有36年,见证和伴随了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脚步,而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21年前创立,确立了中国智库新格局。而以半官方背景的中国发展研究院为例,其志存高远,致力于打造“中国的兰德”,但起步于2002年的稀薄历史积累,令其“兰德梦”更像是青春期的冲动。

   中国的智库,是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成长的。在经过长达20年的外贸经济及近10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增长之后,在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到科技型企业,从创新型企业到战略性产业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着更为细致与复杂的挑战,决策者对前瞻性、对策性的研究报告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强劲。而对于政府与政治改革方面,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浅水区或较容易突破的区域都已经改革结束,进入深度改革的前景,更使决策者们倚重于独立智库等外脑的智慧支持。所谓智库大发展的机遇期的判断,是相当中肯的。

   这使我们更有必要以全球性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智库的差距,以批判性的理性思维来梳理中国智库的现状与问题,才能探索到“种子”摆脱“漫长的发芽期”的束缚,这才不负宏大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青睐。

   麦甘报告背后的“虚荣”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麦甘领衔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是当下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智库研究,每年初都发布年度报告,已经历时十载。

   初看麦甘先生的2013年初发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多少会令关心中国智库命运的人士欣喜。报告指出,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正明显增强,国内分析人士据此甚至得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堪称“亚洲第一脑”的结论。

   麦甘报告指出,全球智库总数达6826家,以联合国会员国193个来平均计算,全球智库国均拥有量为35个,美国智库以1828家位列第一,超出国均量50倍,而中国智库以426家位列全球第二,超出国均量12倍,完全可算“智库数量超级大国”。

   然而,细究麦甘的历次报告,中国智库“入眼率”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2009年报告中列入考察的中国智库数量从原来74个上升到425个,数量可谓“全球第二”,但“入百强榜率”低微的状况一直没有实质改善,2013年的报告中列入考察的中国智库略多于以往,为429个,但仅有20个在分类“前百”排名中上榜,“入眼”到“上榜”的转化率仅为0.47%,这一指标甚至不及非洲小国加纳。到2014年初的报告中,甚至“入眼”的数量还有微略下降,从2013年的429个,降到2014年的426个,这至少证明之前的“可观察的活跃智库”,有一些已经在短短一年之内倏变为“不可观察的休眠智库”。

   国内常常把中国社科院拿来充门面,称其为“亚洲第一脑”,但这是有“硬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就“亚洲第一”,是把其属下各子智库汇合成一家,而其子智库数量众多,这才博取了这般“称号”,如若拆开独立核算,“亚洲第一脑”必属他人。也就是说,麦甘报告中429家中国智库里社科院下属的众多智库是单算的,但我们国内却把单算的智库又装在一个口袋里,拼凑出了虚荣的“亚洲第一”。

   中国的智库还包括了:高校大大小小“研究中心”、“研究所”;各类企业自办的“研究院”、“基金会”;各级政府部门创办的、或附属于它们的官方或半官方各类“中心”、“研究机构”,“数量”上确属超级大国,在质量上实在令人忧心忡忡。放眼当今中国,智库的“拳头产品”或“品牌智库”还几乎没有,至今尚无如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样的“报告一出必惊天下”的智库。

   目前中国还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即中国可能成为“智库国际峰会作秀大国”。近几年来,中国各个地方都在兴办名目繁多的“国际智库峰会”,规模越来越大,请来的洋嘉宾级别越来越高,花钱越来越慷慨。然而,这些繁华烟云之外,中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却还是在原地踏步,中国智库的“兰德梦”、“布鲁金斯梦”,仍然十分遥远。美国《外交政策》季刊曾登出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里,亚洲及大洋洲智库的话语中心城市是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日本东京,中国北京、上海均榜上无名。

   异化为“关系网”的贩卖者

   目前中国智库普遍存在的“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和创新”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把握好智库发展的科学规律。麦甘报告指出,导致“中国智库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的两个桎梏因素是:一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

   所谓“智库”,有很多叫法,有曰“思想库”,有称“外脑”。古代孙武为吴王阖闾献计时,称为谋士,与其同时代的著名人物有吴起和孙膑等,均为单干,未成一个“智库企业”,与当下决策者的“高级顾问”相当。

   智库要形成思想库的蓄水池作用,就在于它有能力把各事其主的孙武、吴起、孙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思想产品制造者和宣传者,通过这样的雁阵效应,深度影响政府与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孙武、吴起、孙膑作为“旁观者”,而不是深度介入体系内的一员之时,才能克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才能以“旁观清”的超然,推出创新型、实用型、对策型的思想产品。智库之所以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权力中心”,就在于它的独特影响和传播渠道,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及全球决策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中国智库的发展起于计划经济转型初期,有其历史局限性。中国当代智库的发展几乎是从另一种模式下走出来的:官方智库规模庞大,另一些半官方智库虽一定程度与官方剥离,但人还在“山里”。官办智库的弱点在于它的思想产品往往缺乏独立性,官办智库总是迫不及待地揣摩和主动迎合决策者的喜好而使研究报告没有“地气”,前瞻性及战略性的眼光受限,更多体现和支持了“长官意志”。

   另一方面,政府鼓励高校创办研究中心等智库,智库在高校中“遍地开花”。笔者身在高校,每每穿行于办公楼之间,看到门牌上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总不禁会心一笑,它们要么长期关门,要么几乎无定期报告,更无自己的刊物。一个标准的智库,应有稳定的经费或筹资渠道,应有研究区域,应有稳定的、有相当知名度的研究人员,应按月或按季定期出版研究成果,应保持在各类研讨会上相当注目的活跃度。若以标准化来考核高校智库,恐几无合格者。另外,高校往往“处江湖之远”,令其无法充任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但居于“旁观者”的角色,研究队伍中更缺乏“旋转门”进出的亦官亦民大牌学者,他们出台的研究报告偏重学术性,或以“旧问题”为主导的学术探索,在决策中毫无用处。

   各级政府与大型国有企业也热衷于创办智库,甚至喜欢“上档次”、“高规格”,偏好中外联办。然而,多数这样的智库,成了政府与企业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绿色通道,或每年“轰轰烈烈”开一次年会之外,几乎不能推出有影响力的智力产品,或者直接通过出资向外国智库“购买”报告,糊弄公众和恶意造假。这类智库还有一个弊端是,大量退休下来的官员充斥其中,是个“名人+退休官员”的俱乐部,最后沦落为一个高级的公关部,而智库真正需要的核心即“孙武、吴起”式的顶尖智囊人物却不在其中。一些打着“退休政要”旗号的面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智库”,事实上是“关系网”的贩卖者,成为利益输送的中介和枢纽,这是异化的“智库”。

   根据“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1年)》,中国国内的确出现了一股热潮,表现在智库发展迅速、数量众多、层次丰富。不过,报告认为,就智库的研究成果而言,良莠不齐,堪称混乱。

   中央已形成“顶层设计”路线图

   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1993年是民间智库开始创办之年,十年之后的2003年,决策者正式向包括民间智库在内的智库界公开采购思想产品,这一意义是非凡的,被观察家称为“中国智库的春天来临”,预示会出现“中国的兰德公司”。智库一时成了最具有诱惑力的词汇。

   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发展智库的重要性”论述,此举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最高决策层所关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风暴冲击各领域的决策行为,越来越显示出依赖于个别智囊人物的决策局限和决策风险,越来越需要多样化的独立的思想产品服务的重要性。2009年6月1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储备性政策”一词首次进入普通大众视野,而担当“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角——智库也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申明了“思想库”的重要性。十八大把“思想库”放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项下,凸显了“思想”和“智慧”也需要碰撞与监督的重要性。报告称,“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度,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而今年11月份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则代表着中央高层已经就中国智库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顶层设计”的路线图。

   毫无疑义,政府对智库的重视逐年上升,目前需要的是凝练成具体的政策,和政策下细化的法律与实施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管理和规范智库的法规。

   鉴于民间智库属于“民间社团法人”,官方智库属于“事业单位”,而高校智库并不具备法人独立地位,应出台针对多类智库的不同管理办法。目前对于民间智库,登记及注册需要到所在街道所属民政部门登记,级别低下,还得找到挂靠或主管部门。而“事业单位”性质的官方智库,又有官方体系下的行政级别,无登记或被注销之忧,民间智库则处于不对称的政策性劣势,遭受系统性排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亟待解答与指引“新型智库体系”的概念内涵。“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中国特色”好理解,也好落实,但何为“新型”,应在政策上尽早作出指引。如果“新型智库”指的是更紧密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型智库”,那么,政策应是鼓励更多尖端的政府在职高级人员退职后加入到智库中,或选拔优秀的智库研究人员充实到一线政府高级人员,形成小周期大循环的人员与智力流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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