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 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0 次 更新时间:2005-08-03 16: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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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昕 (进入专栏)   王旭  

  

   提要:专业性社团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团体研究中心的调查,作者发现:由于国家的卷入,专业性社团的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具有法团主义特征的社团监管体系下,专业性社团享有垄断地位。绝大多数专业性社团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由组织出面组建”;虽然国家不再为专业性社团提供财务支持,但业务主管单位通过领导人选择有效地控制着专业性社团的活动。为了能够继续维持其垄断性地位,专业性社团大多也不积极寻求社团自主性的强化。由于国家主义的遗产,国家与专业性团体的这种法团主义式关系,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过渡性形态。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制度框架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否能够得到发展,并且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社团空间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化?

   关键词:专业性社团/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

  

   市场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就是专业人士社会自主性空间的拓展。在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专业人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类别并不存在,而是同所谓的“知识分子”混同起来的。无论是作为日常生活话语,还是作为政策文件中社会类别的称谓,人们用“知识分子”一词笼统地指称所有达致大学教育水平的人士。所有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本文所关注的专业人士,都受雇于国家,也受制于国家。虽然党和国家强调“又红又专”,但是政治正确性总是压倒专业才干,成为国家管理专业人士活动时所遵循的第一原则。尤其是,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改革前长期推行的对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具有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特征,所有类型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均被归入所谓“臭老九”(White,1987:254),甚至属于“人民的敌人”之列,经常成为政治运动的清洗对象(Thurston,1987)。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许多社会经济领域,中国的专业人士正在形成半独立的社会群体。专业服务的组织、专业教育的开展、不同领域专业人士的社会角色和声望、专业资格的认定、专业人士的薪酬收入、专业人士的工作条件等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力量来主宰,而不再是国家行动的产物。在新一代专业人士的职业生涯发展中,专业才干几乎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由于国家放弃了以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的全能主义式社会控制(邹傥,1994;Walder,1986;Shue,1988),①「邹傥(1994)和史华慈(Schwartz,1968)用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来概括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后来,邹傥改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一概念。此外,另有学者反对用全权主义或者全能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刻画改革前的中国政治,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对社会的全能性控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活动的空间还是存在的(参见Walder,1986;Shue,1988)。本文不打算深究这一争论。实际上,只要我们把有关概念视为理想类型,那么其可应用性是无可置疑的,因为理想类型作为分析工具本来就同现实不能完全吻合。」国家对专业服务部门的控制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专业人士来说,一个制度化的私性实践空间得以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专业空间(the professional sphere )的扩张更加显著。其中,专业社团(professionalassociations)的大量增加是社团空间结构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与此同时,专业社团也构成了中国正在出现的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获得的全国性统计数字(参见图1)显示,虽然在1999-2003年间,全国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总数有起有落,但是专业性团体的数量却年年有增无减,其占社团总数的比重从1999年的25.4%上升到2003年的28.4%.

  

   伴随着专业空间的结构转型,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变迁。当全能主义一去不复返之后,国家与专业团体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何种演变?很显然,作为一种制度变革,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改变无疑会受到原有制度遗产的制约,同时也会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②「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已经众所周知。一些研究市场转型的学者特别重视过去的遗产对于制度变革的约束作用,形成一个所谓“遗产派”(参见Crawford,1995:3-42;Comisso ,1995:200-238;Geddes,1995:239-274;Harter &Easters ,2000;Crawford &Lijphart,1997)。」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无疑留下了国家强控制的遗产,这一遗产为当前国家与专业团体的关系打下了深深的法团主义烙印。那么,从国家主义向法团主义演变的走向如何?国家在推动这一演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社会日益专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一、专业自主性与国家: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为了系统探究专业空间的结构转型,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有关的研究状况,进而就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给出一个分析框架。有关专业人士和专业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尽管从来不是大热门,但也始终绵延不绝。社会学对这一研究领域贡献良多。20世纪50-70年代的30年间,有关专业人士的研究被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所主宰,其主要论题集中在专业教育中的社会化、专业工作中的组织结构、生涯发展、专业生涯中的流动问题、个体专业人士与其工作单位的关系等问题(Parsons ,1949)。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所谓“批判性政治社会学”兴起,这一研究套路力图揭穿专业自主性的神话,探讨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专业人士的无产阶级化或官僚化现象(Derber,1982;Spangler,1986;Perkin,1989、1996;Torstendahl &Burrage ,1990:71-96)。其中,珀金(Perkin,1996)在90年代沿袭批判性政治社会学的路数,研究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专业类型的多样性。同时,有关专业工作的性质及意义的分析,也与后工业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问题联系起来(Inglehart ,1990;Giddens ,1994;Eder,1993)。

  

   然而,所有这些研究路径都留下一个缺失,即对专业人士与国家复杂动态关系没能给出一套完整、系统的分析。专业群体给社会提供的服务及其行使的社会职能对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他们的活动不可能为国家所忽视。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同业行会就同国家签约,以让渡对其主要活动的检查和控制权力,来换取某些垄断特许和自我监管方面的权力(Black,1984:135-189)。实际上,国家卷入专业活动领域是普遍现象(Krause,1991:3)。批判性政治社会学中最为流行的话语就是对国家主宰性的怀疑,以及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同国家结盟的警告,甚至断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形成了一个新阶级,同政治精英们形成统治阶级。后现代主义所谓“话语就是权力”的话语,更为这种批判专业人士成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论述推波助澜(Poulantzas,1978;Konrad &Szeleny ,1979;Gouldner,1979;Foucault,1978)。这类研究更多地关注专业人士如何利用国家权力、如何同国家机器整合,以及这种趋势的负面意涵,仿佛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只有这一种,对于国家卷入与专业自主之间复杂、动态、多样的互动,未能进行详尽的经验分析。

  

   的确,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与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互动以及新兴社会力量(包括专业群体)进入国家体制,乃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2ing)过程中的一大趋势。二战以后,西欧福利国家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国家为了实现其社会目标更加积极地卷入专业工作;另一方面专业人士在福利国家的公共管理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专业组织依赖于公共资金得以建立,大批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各种专业人士受雇于国家(Krause,1991:10;Bertilsson,1991:114-133)。在实行市场转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专业服务几乎完全由公立机构(亦即“事业单位”)来提供,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专业服务的市场缺失,导致了民间提供专业服务的活动处在半合法甚至非法的境地中(Krause,1991:10)。

  

   与此同时,走向专业自主性的趋势也同样明显。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民间专业活动的空间和专业社群的自主性从未因国家卷入和干预的普遍存在而受到严重侵蚀。在专业知识的发展和控制上,在专业服务的递送上,在专业组织的监管上,专业人士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甚至维持着主宰性(Hollingsworth ,1986)。①「专业自主性以及专业人士主宰性在医疗卫生领域尤为明显,因为在这一领域专业认识与服务对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参见Hollingsworth ,1986)。」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某些专业社群,例如前苏联的律师,也能维持相当程度的专业自主性,以确保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认同压倒政治正确性(Hus2key,1986)。②「根据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任何制度化模式的存在和运行都嵌合在更大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价值规范之中(参见Powell &DiMaggio ,1991)。在前苏联,专业自主性能够制度化,是因为更大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价值规范呈现了技术官僚统治、精英主义、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在改革前中国的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环境中,专业自主性就不可能制度化。」上个世纪末,随着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专业自主性的成长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全球性现象。

  

   二、转型时期国家与专业人士关系的变迁:一个比较分析的框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西方发达国家专业人士与国家关系多样性类型及其历史演变的经验研究开始问世(Holmes,1983;Geison,1984;Cleaves ,1987;Jarausch,1990;Malatesta ,1995;Johnson ,et al.,1995;Krause,1996)。然而,有关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Buchner2Jeziorska &Evetts,1997:61-72;Nigenda&Solorza2no ,1997:73-99)。本文关于中国国家与专业人士关系的研究,试图为现有的研究领域填补空白。

  

   就国家与专业人士的关系而言,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端是以民间的专业组织为主导,国家参与专业活动抑或国家雇佣专业人士为辅,美国比较接近这一模式;另一端则是国家直接组织专业服务的提供并且雇佣专业人士,转型前或尚未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模式。

  

处于中间位置的则是国家积极参与民间专业活动的模式,西欧国家大都采取这一模式(Krause,1991:4)。这三种关系种类实际上正是如下三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和法团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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