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0 次 更新时间:2014-10-17 16: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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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百年前的清光绪三十一年(约1905年),对中国而言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那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至少实施千年以上的科举制被废除了。以前对科举制颇有微辞的严复在废科举的第二年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①

   的确,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 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维系作用。② 这样一种基本建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也产生了涉及各层面的广泛社会后果。③

   当时就有人指出:此举“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④ 本文仅就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乡疏离、乡村中士绅成分的转换等方面进行一些简略的探讨,较多注重那些反映趋势或倾向的现象。

    

   一、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张之洞、袁世凯等疆臣其实也知道:“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他们不过以为,“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为了使士人不存“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放弃“观望”心态以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故不能不立停科举。⑤

   新学堂是否培养出“国家”所需的多士,确须从一二十年以上的长程进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论清廷本身的存废。而民间是否能如其所愿,因废科举而积极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也还可以推敲。当时即有乐观的预测,以为“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更因此后“出身皆在学堂之内”,故办学堂者和入学堂者皆“不患其不多”。⑥

   预测者陈冷(字景韩)后来成为著名报人,那时或尚有些“少不更事”,因为其所想像的“用于科举之费”实在是个很小的数目。中国传统政治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而教育体制也与此行政、税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全毋需高投入,政府支出的份额亦甚少。但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就远高于科举体制下以民间为主的读书系统,可能远超出当时中国社会习惯的负荷。废科举当年,《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便指出:

   中国之民素贫,而其识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绝无仅有者,则以读书之值之廉也。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⑦

   此文所见中国传统教育投资甚低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稍后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也说:“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脯膏奖,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⑧ 正因耗费不多,所以才有“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的可能。且黄运藩指出了另一值得注意之处,即乡间书塾皆民间自办,并不倚靠官力。而新学堂就不同了,《中外日报》的文章说:“今一旦废科举而兴学校,其所学者必科学也。一器之费千万金,一师之俸数千金,此断非数家之力所能及(此从乡曲多数立论,非指少数之人与地也),不能不合一县之力成之。而今之县,稍有余力,均已尽于赔款,盖有欲兴一小学堂而不可得者。即兴一小学堂,而其力亦不足以养多人(所收学费不能不十倍于平时乡塾之费)。即以官力助之,今之官力亦能有几?”⑨

   过去操办地方塾馆(对应于官立或公立学堂的“私塾”是后起的称呼)多为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往往是创办者多出资,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且还有宗族或地方的各类公田及“宾兴”等民间建制,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新式学堂较前花费大得多,特别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专职的管理人员,资金乃成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办学已成集体或官方之事,这一由私向公的转变可能减弱民间的积极性。

   从光绪初年起长期在京师和地方为官的何刚德说:“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⑩ 他这里所说“合群力而为”的“私立”,恐怕更多是指晚清的“公立”学堂,非纯粹私立者。(11) 不论“官立”还是“公立”,都非读书人“自延师”,而是他人“代为之延师”,求学办学的主动性是有差别的。

   山西五台县的马儒行后来也说:“往昔村塾,起于村中有士之热心倡导,及旁人之钦仰,全系自动的设立,而应乡间之须要……及晚清初办学堂,因系出自村人热心提倡,故亦富活泼精神;民初尚有生气,及后官府督责加紧,强迫亦力,初时固若进步;然戕贼活气,外力一退,从而衰颓不振。”盖“学校归村公办,成为照例的故事,与村人无亲切之意味”,导致“热心者亦怠于提倡,即提倡人亦疑畏不前”,终不能不日渐衰颓。(12) 这虽只是一个村的经验,但其关于办学动力内在和外在的区分,与何刚德所说的自延师和代为延师,可相印证。

   后来也有学者对那时士绅办学的积极性进行了“理性”分析,如市古宙三认为,本来反对废科举的士绅此后则颇识时务,另辟办学堂之途以保存其特权,对此非常热衷,甚至不惜自己出钱办学。(13) 当年的士绅群体是否能将“保存特权”提升到意识层面,及其是否有基本一致的群体行动,我尚存疑;更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反对废科举,一部分支持办学堂。一些人确曾一度积极参与办学,(14) 唯其热情似乎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几年后有人“证诸各地实在状况”总结说,废科举次年,兴学之风“大盛,各处学堂,以是年创设者,不可屈指计。以今观之,自兴办学堂以来,此年之进步,可谓一跃而至极点矣。自是至今,细察各处学堂之状况,则着着退步,大有一落千丈之势”。(15)

   而其所列学堂衰落的第一原因即“办学经费之无从筹措”,与陈景韩的预测大相径庭。当年除少数官立学堂经费较有着落外,公立者势必涉及地方“公款”的支用。私立者除换汤不换药一类学塾改办者外,真正要达到官府规定的水准,开办费至少需银数千两,(16) 用于平时开支的“每年经常费至少必一二千(两)”。以这样的规模言,有能力“不惜自己出钱”的士绅恐怕屈指可数。通常也只能是先集资创办,后因无力维持,“遂不免要求地方公费之补助。但地方公费各有所归,必无闲款可以指拨;即有可归学务上动用者,亦已为官立、公立各学堂所挹注,必无余力再及于此。其结果遂以无补助而至停办”。

   地方公费的处理是转型社会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近代公田各地皆有,比例不一;受到外来冲击相对少的地方,公田比例可能很高,如毛泽东1930年调查的寻乌县,那时公田比例仍高达全部耕地的40%,其中60%为族产,20%为与信仰相关的庙产,10%为学田,还有10%为桥会、路会、粮会一类的社会公益田地。(17) 这类田产的收支有“公堂”一类机构处理,过去多由士绅管理,但其用途也已大致固定,要大量转用以办新学堂,很容易引起纠纷;后来频繁发生的“毁学”事件多半因此而起,大致也是导致新学堂发展停滞的一个因素。(18)

   另一项陈景韩的想像性预测,即来学者众,也未必如其所想。官立学堂及待遇同官立的公立学堂,想入学者往往趋之若鹜。但那毕竟是少数,容量有限。且也有例外,主政陕西的樊增祥于废科举后两年说,西北办学堂有两难:一无教习,二乏学生,“通都大邑,招考诚不乏人;若荒僻小县,秀才犹不知书,而况童稚”。(19) 若一般私立小学堂,则即使不收费,有时也存在生源不足的问题。

   有位关心学务的观察者于光绪三十四年冬调查了南方某县乡间的办学情形。经费不足是明显的,但更大的困难是招生。学校初设时,“亦尝贴广告于通衢,招人就学。乃待之许久,初无来校报名之人。校董不得已,则择其家有子弟、而其力又足使之就学者,亲往敦劝,许以不收学费。然犹应者十一,拒者十之九”。这些不欲子弟读书者约分三类,或以为“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或怀疑“君等开设洋学堂,殆将引诱我家子弟,使吃洋教”;还有的担心初以不收学费相引诱,到第二年即会要求出学堂捐。虽顾虑各异,“而其不愿子弟就学则尽同”。由于此校董乃“乡中董事,颇有势力。乡人仰仗之处正多,不敢过拂其意”,结果招来学生二十余人,“然推其本心,乃迫不得已,特以此为酬应校董之举”耳。(20)

   可知对读书前景的失望和对新体制不信任是家长不欲子弟上学的重要原因。稍后也有人观察到,当时很多人对新学堂“猜疑不信”,尤其对那些与前不同的教学方法有所疑虑,故将新学堂“目之为洋学堂”,而将其教法“名之曰洋教法”。甚至以为“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也,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尽管子弟入学堂的总数“逐渐稍增,亦以大势如此,不得不然耳”。有些人“子弟虽在学堂,而其诋毁学堂仍如故”。(21)

   清季设学堂时,对各级毕业生都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可授以适当的功名,学历高者尚可能得到实职。但或者这些条款宣传得不够广泛,或者乡民对新政缺乏实际的信任,以中国传统对读书的重视,一些乡民竟然谢绝免费读书的机会,科举制废除对社会及大众心态的冲击强度,似乎还在我们过去认知之上。或因民间有这样的心态,废科举不过几年,学堂与私塾竟又形成竞争局面,有时私塾还略占上风。宣统三年即有人注意到:“昔之学生,大抵出私塾而入学堂;今之学生,乃有出学堂而入私塾者。”(22)

   大约同时,《申报》的一篇文章也说:在学堂与私塾的竞争中,“入学堂者既多,私塾自归消灭,此固一定不易之理。但默察近年来情形,则有大不然者。即学堂日渐退步,而私塾反日渐进步”。有些塾师原已“翻然变计,阅新书、学师范,投入学界而掌教学堂”,但“近年来因学堂日见减少,教习之人浮于事也,亦有仍退居私塾者”;学生也不乏“原在学堂者后亦改入私塾”。这还是“就苏、常诸郡风气早开之地言之,其他荒僻之地,更不知何如”。而“私塾之所以受社会之欢迎”,也因办学较具弹性,其“善趋时尚者”,教学内容“亦添入算学、图画等科”。这类“不新不旧之教法”,颇“能迎合多数人之旨趣”。而新学堂则遵循西式作息制度,又收取各类额外杂费,乃“大招社会一般人之厌恶”,反助私塾“日渐发达”。(23)

   亲私塾远学堂的风气至少在农村是长期延续的,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看到的湖南农民,对“洋学堂”仍然是“看不惯”。因为“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4) 又约十年后,有人对江苏江宁县淳化镇进行调查,农民仍然认为“新式学校是洋学校,所读的书是洋书,多不适合他们的需要”,故许多人宁愿把孩子送入私塾。(25)

而废科举者最关注的人才培养,至少在从政方面,其后几年间的成效也不理想。梁启超在1910年指出,当初废科举,乃“欲举天下之仕者尽由学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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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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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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