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环境治理的社会目标及实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14-09-24 11:25:28

进入专题: 环境治理   环境生境能力   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自然回归自身   人回归自然  

唐代兴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环境因其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能力而获得生境。环境生境丧失当然有外部力量的推动,但最终缘于环境之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能力的弱化和消解。环境生境丧失,首先造成自然世界内在地萎缩,其次导致人类存在安全根基动摇。为解决此两个方面而治理环境,就是修筑自然回归自身和人回归自然的双重道路。因而,恢复失律的气候、重建地球生境和重构人类存在方式,成为环境治理必须同时展开的三维途径。

   关键词:环境治理 环境生境能力 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自然回归自身 人回归自然

  

   我们都是环境的罪人。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

  

   环境问题,既是一个现实化的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国家化的全球问题。因为凡是环境问题,都与人对自然的作为相联系:当人类物种逐渐摆脱自然的控制,从完全顺应自然转身对自然的介入以来,环境问题就伴随此而产生;并且,人介入自然界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其环境问题就越普遍、越严重。更因为环境问题一旦产生,就成为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国家都不能避免的问题:环境问题产生于人类谋求存在发展。为了更好地存在发展,人类必须面对环境问题谋求治理之道。

   环境治理,并不只是简单的去污染、减排放、植树林以及节约能源、绿色发展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治理的根本问题,是自然回归自身和人类回归自然的问题。本文将围绕此而展开尝试性思考,以期引来更为广泛的讨论与行动参与。

   1、环境恶化的风险和危机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我们都是环境的罪人。"[1](P56))因为我们为谋求发展而无止境地破坏了环境,并因为不断遭受更为广阔和深度破坏的环境,将当代人类推向"世界风险社会"的进程之中。[1](P4))贝克认为,全球化当然指知识、信息、经济、服务、生产、劳动合作以及文化的全球化,但这些都不是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在其根本意义上,全球化是指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表现为世界性的环境风险,但其根源却在于人类的贪婪和为满足其贪婪的无节制作为:"生态危机是文明社会对自己的伤害,它不是上帝、众神或大自然的责任,而是人类决策和工业胜利造成的结果,是出于发展和控制文明社会的需求。"[2](P43))生态危机全球化却是当代社会高危风险不断加剧扩散的最强劲的动力,它事实上伴随着人类"因为获取财富引发的破坏生态环境和技术工业的危机(诸如臭氧空洞、温室效应、还有无法预见、无法估量的基因工程及移植医学的后果)"和"因贫困引发的破坏生态环境和技术工业的危机"以及"在生产以及区域性或全球性范围内使用核武器、化学或生物武器以及核动力的危机。"[2](P45)这即是财富扩张导向环境生态危机、技术异化导向环境生态危机、贫困破坏性导向环境生态危机和生化武器及核动力导向环境生态危机。这四大危机又加剧了当今社会的世界风险。在这个风险笼罩、危机起伏的当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性的根本难题有二:

   首先,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迄今带来了生产力的衰退,社会的灾难和对稳定的威胁。"[3](P56)生产力的衰退表征为经济的低增长或零增长的常态化,这就是所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在世界风险社会,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将主要不再由市场波动所决定,而是由如上四个方面的环境生态危机和资源日益稀缺所导致,因而,它只能是常态化的,因为无论是环境生态危机还是资源的日益稀缺化,都从不同方面制造出经济生产的高成本化,这是生产力衰退的根本原因,也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常态化--即经济低增长或零增长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的灾难,既来源于宇观环境生态的破坏,亦即气候的失律所造成的连绵不断的甚至是日常生活化的气候灾难、地质灾难和疫病灾难,同样也表现为财富争夺、资源争夺、生存空间争夺(比如太空开发争夺、海洋争夺)所带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战争、暴力、动荡,更表现为饮水、粮食、食品等等方面的匮乏与非安全性。而对稳定的威胁不仅来源于风险的世界化和全球化,更因为风险和危机分配的不平等。

   其次,在当今,其世界性存在风险转化为实际生存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风险和危机的不平等的分摊。比如气候,它是一种全球化的公共产品,从历史看,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当今世界的气候失律;从现实看,当前气候的加速恶化,既在于发达国家继续加速发展造成排放不减,以及对失律的气候的消极不作为(比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与发展中国家的单纯经济发展追求息息相关联。然而,气候失律所造成的全部灾难性的后果,却分摊给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又如,经济增长源于全社会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但由于市场、制度、分配体制以及权力等因素,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形成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在这种态势中,各种各样的生态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灾难,总是在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实现了分摊。这种不平等的分摊首先体现在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富裕国家创造财富,即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和有限的资源来换取最低的经济收益和社会财富,而发达国家则主要通过进出口、关税、技术和权力控制以及污染输出来,包括财富掠夺和危机及其风险转嫁:"在作为福利代价的环境破坏与作为贫困代价的环境破坏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许多财富驱动型生态威胁由生产成本的外部化导致,而在贫困驱动型的生态破坏的情形下,正是穷人摧毁着他们自己,而这种行为给富人带来了副作用。换句话说,财富驱动型环境破坏是在全球范围内平均分布的,而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则只限定在特定地区,它只有通过媒介术语表现出来的副作用形式才会成为国际性的。"[1](PP44-45))其次表现在穷人为富人创造福利,即富人享受更多的环境福利,而穷人却承受更多的环境污染、环境灾难。因为穷人总是在廉价的劳动收入以及制度、政策、文化的规训下被迫生存在恶劣的环境里,并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地承受更多的污染,吸纳更多的废气和噪音,吃更多的高含毒性食物,承受更多的环境灾难和灾疫之难。三是灾疫(灾害和疫病的简称)的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表明了其现实的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不是在消解和淡化,而是在遵循层累原理而加速集聚,人类正被迫步入高风险、高危机社会,并且这一高风险、高危机社会更多地是内部化的。A·吉登斯认为风险有两种形态,即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4](PP22-23):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传统以及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比如农业歉收、洪灾、瘟疫或饥荒等都属于外部风险。外部风险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风险的客观化;二是风险的空间化。前者意指生成外部风险的直接诱因是自然因素,人力作用于外部风险是间接的,是通过层累的方式而生成并最终必通过自然的方式而发生;后者意指外部风险是以空间导向为播散方式,时间之于它意味着弱化和消解,即风险缺乏时间的穿透性和积聚力。与此不同,内部风险却是因为知识对世界的影响而产生,或者更准确地讲,它是知识、思想、观念支配人类行为介入世界而产生出来的风险,比如,包括气候失律这样的宇观环境问题,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退化、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等在内的环境问题,则属于内部风险。内部风险也体现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风险生成的层累性;二是风险以边际递增效应的方式扩散。这两个特征从不同角度表明内部风险是以时间为导向的,并通过生成与扩散两个环节呈示出来:在生成环节,以时间为导向就意味着内部风险的生成必须遵循层累原理;在扩散环节,以时间为导向就意味着内部风险的扩散恰恰遵循边际效应递增原理。时间越久,风险就大,危害越大,所造成的灾难就越严重和普遍。

   在存在风险世界化和生态危机全球化的当代境遇中,中国社会目前"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5](PP24-25)贝克的诊断既符合存在现实,也符合基本规律: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社会经济越发展,环境问题越普遍越严重。以此来看正处于全面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其环境问题比其它大多数国家更突出:"中国的发展是独一无二和叹为观止的: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国家,它为自己的人民和整个世界提供了商品和劳务,教育制度备受关注,学术成果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中国的全球政治重要性对所有国家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文化传统以及对日常生活、伦理学和社会和谐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被重新发现。这一快速的发展也付出了代价: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污水和不洁的空气对人的健康和动物产生了威胁,土壤退化带来了未来农业生产减产的风险,气候变化引发了洪水和风暴。人的生命、财产和基础结构为此付出的代价更是加倍的。"[6](P1)克斯托夫·司徒博这段文字写于2007年,5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传播、外交政策、国际事务参与等方面取得了更为巨大的飞跃性成就,但与其相对应的环境问题,也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质变,这种质变亦或可以用"飞跃性恶化"来概括,比如立体化(即地下、地面和大地上空)的污染、城市内涝、空中灰霾、土地沙漠化、耕地退化、高温与严寒持续无序交替、北涝南旱的南北气候逆转等方面的环境恶化,无论是从深度或广度看,还是从对未来的影响程度方面讲,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如此迅速扩张和恶化的环境状况,以层累的生成方式和边际递增的扩张方式而集聚起来的风险与危机,则必然将我们推向与世界同步的环境治理行列,并强迫我们在放弃许多东西的同时必须采取环境治理行动。

   2、环境治理的自然目标

   只有那些探究出事物的目的的分析才是成功的。因为有了恰当的目的,人类行为才有一贯性。由于失去了恰当的目的,现代人总是有一种未得到满足的欲望。既然迷失了方向,他就试图通过无节制地疯狂占有商品来重新找回失去的东西,那些商品能够刺激他的感官,暂时平息他的迷失感,或者他就拼命追求控制他人生命的权力,来缓解这种感觉。一个人若失去了决定自己生活目的的力量和能力(以及愿望),就会寻求控制其他人和事物的权力,来解救自己,于是经济生产和经济力量就成了他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人不是解决了社会弊病,而是使社会弊病恶化了。只有回到最基本的原则,去研究人及其恰当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这些社会弊病。[7](P234)

   当我们谈及环境治理时,须得接受如上告诫而端正认知姿态,否则,一切有关于环境治理的想法和做法,都将会加速环境的恶化。

   治理环境的首要任务,不是盲目地制定行动方案,而是需要严肃地探讨环境治理的真实目的,发现环境治理所必须遵循的原理、法则,并以此为规范和导向,真诚地确立起有的放矢的环境治理目标。

   环境加速恶化,既动摇了人类、社会、国家当然也包括个人存在的根基,又使无论是国家还个人谋求更好生存的土壤加速退化以甚最后不存。因而,环境治理的目的,不是强化和满足发展的欲望,而是找回"人与天调"的存在道路。由此,环境治理的目标绝非是可持续发展,更不是经济增长。相反,环境治理却是需要限制无序的和无限度的经济增长,中止可持续发展模式。概括地讲,环境治理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目标,是使环境恢复环境能力本身。

   要真正理解环境治理的这一目标,需要从"环境"本身入手。

本文是对《从环境能力到国家能力》一文的继续深入,亦是对《气候治理的共识·途径与要略》一文的前提思考。《从环境能力到国家能力》对"环境"概念重新予以存在论和生存论检讨,首先指出目前各种关于环境的探讨,无论是环境哲学的探讨、环境伦理学的探讨,或者环境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环境美学的探讨,都是以静态的眼光来打量环境,由此形成一些错误的环境观念。在人们的环境意识中,往往以为⑴环境是静止的,僵死的,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⑵环境是空洞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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