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文化与自由民主不是尖锐对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2 次 更新时间:2014-09-23 16: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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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不要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处在尖锐对立的状态,这根本不是事实,”今日上午11点,84岁的余英时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题为《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时长60分钟。演讲后,他接受了记者群访。

   在回答凤凰网提问时,余英时称:“现在提到民主科学,好像就是西化,就是被殖民。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是西方的,但从其内容上说,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自古以来的中华文化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虽然没有人权的概念,但人权的内容、精神,孔孟文献中提到非常多。清末把西方科学、民主概念介绍到中国的,都是儒家,像胡适等,都是从小受儒家教育的。不要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处在尖锐对立的状态,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以中国史为专业,并特别注重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由于‘发思古之幽情’,”余英时说,中西异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共同关怀的大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中。

   余英时还指出,“民主不仅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还在于多数尊重少数,这需要一定的文明程度。”

    

   梁启超不满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我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并开始系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超过六十年了,”余英时以此作为演讲的开头。

   余英时回顾了中国史学的历程。他提到梁启超的《中国史序论》(1901)和《新史学》(1902),认为两文是“最早的发难之作”,“借西方为他山之石对中国传统史学痛下针砭”。

   余英时提到,梁启超不满意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因此反对以朝代划分时代,而主张采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后来通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

   这种分期直到今天还有人应用,即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为“上世”;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1795年)为“中世”;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为“近世史”。其中“中世史”长至两千年,后来几乎已取得定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斯大林‘钦定’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也将同一个两千年划作‘封建时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中古两千年’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最主要特征,”余英时说。

    

   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余英时在演讲中提到了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这种史学观认为:历史只有一种,与科学一样。余英时认为,孔德、马克思、斯宾赛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关于“科学的史学”,余英时举了两个流派。其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倡导的,要素之一是“对史料采取最严格的批评态度”;另一派则是“中国马克思派”。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历史观念,自192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对于一般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方向,”余英时说,例如社会史、经济史的兴起(如陶希圣先生的《食货》所代表的)以及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争论等等,既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很快便变成中国史学领域中的一般问题了。

    

   “科学史学”弊端:必然得出中华文化落后的结论

   不过,余英时对这种“科学的史学”提出了质疑:“因为我既不敢贸然相信史学可以成为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更不敢断定究竟有没有什么历史规律。”

   而“科学的史学”有一个弊端是:如果按此预设,必然会得出“中华文化落后了两千年”的结论。“1949年以后一度盛行‘苏联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之说,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余英时说。

   使“历史规律”开始破产的是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汤氏主张“文明”才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他在世界史上选出了二十一个“文明”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变成了十三卷本的《历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这就是说,不能说中国围棋落后于国际象棋,”余英时使用了一个通俗的比喻。

   “专从以‘文明’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而言,我毋宁是十分欢迎这部巨著的,但问题出在他要在这部大规模的研究中寻出‘文明’兴起、发展和崩解的一般‘规律’,这就掉进‘科学的史学’陷阱之中了。当时(1950到60年代)西方各国专业史家群起而攻之,每人都根据最可信的史实和史证加以反驳,结果是他的所谓‘规律’没有一条是站得住的,”余英时说。

   历史到底有没有所谓“客观规律”?余英时认为,“generalization”(通贯性的概括)和“general laws”(通贯性的规律)不可混为一谈。自然科学可以建立“规律”,史学则只能建立“概括”。

   “所谓‘概括’,是指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发现一些整体的趋势、动态、结构及其因果关系。但这一类的‘概括’往往因地因时而异,在甲国如此,在乙国则未必如此,在甲时若是,在乙时又未必若是,因此和自然科学中普遍有效的‘规律’截然有别,”余英时说。

   “概括”和“规律”之间的分野划定之后,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便自然消解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曾经成功地建立起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

   现场特写:

   84岁老人相当有幽默感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84岁的余英时相当有幽默感。有记者问:“现在全世界读人文学科的人越来越少,您会担心吗?”

   “也不是现在才这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了。最聪明的人都去念理工科。但没问题,人很多,总会有人学人文的,”现场笑声一片。

   余英时补充说,美国大学里对“通识”的教育也很重视,也有很多人放弃理工转学人文,“我并不担心学文的人都跑光。”

   “现在台湾一发生事情,就有一个政务官下台,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台湾记者提问。

   “这个问题不好答复,更多是当地的习惯吧,”余英时笑称。

    

   余英时演讲全文: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

   9月19日,唐奖汉学奖得主余英时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独家发表演讲全文,与广大网友分享。

   以下为演讲内容:

   我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并开始系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超过六十年了。这六十年恰好是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预设(fundamental assumptions),经历着重大转变的阶段。因此我必须以这一转变为背景,对我自己先后的研究动向进行反思,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

    

   斯大林“钦定”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自清末以来(即二十世纪之始),通过日本的中介,中国史学家开始接触到现代西方的史学,并且一见钟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例证。他的《中国史序论》(1901)和《新史学》(1902)两文是最早的发难之作,借西方为他山之石对中国传统史学痛下针砭。他不满意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因此反对以朝代划分时代,而主张采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 (后来通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他所提出的中国史分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应用,即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1795);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其中“中世史”长至两千年后来几乎已取得“定论”的地位。梁启超当时作此断定是因为他把这两千年看作“君主专制”的全盛期,“历久而无大异动”。但1930年代以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将这两千年称作“经学时代”,即相当于西方中古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张荫麟评冯书更加以附和,断言中国在哲学上缺少一个“近代”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斯大林(Joseph Stalin)“钦定”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也将同一个两千年划作“封建时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中古两千年”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最主要特征。

    

   宏观的“科学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新史学》一文清楚地显示出:梁氏已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为历史进化的基本模式。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句话表示他相信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史学的主要任务便是怎样去探索并建立’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s)。由此可知,他所向往的《新史学》其实便是当时在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受到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科学革命的启发,早在18世纪便有人主张用牛顿的方法来研究人文和社会现象,但到19世纪才发展成一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如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斯宾赛(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五四”运动以后,不同版本的“科学的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这里姑举两个例子:第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先生倡导的“科学的史学”基本上取法于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的模式,其中有三个要素,即一、尽量占有原始史料;二、对史料采取最严格的批评态度;三、运用语言训诂的方法(philological method)于史学研究和教学。当时和后世史家认为这是和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取得实物证据的精神相一致的,所以称之为“科学的史学”。傅先生认为兰克式的史学和清代考证学极为相近而更有系统,因此取之不疑。但他同时又强调:史学的建设最后应该达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的科学高度,这就透露出:他也假定历史现象中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或“公理公例”),可以通过大量的具体研究而发现。这是史学最后成为一门“科学”的根本保证。不过他对此隐而不发,先从实际研究着手;在他领导下,这一派在中国现代史学领域内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第二,另一影响很大的「科学的历史」版本是由中国马克思派提供的。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core)是唯物史观(the materialism conception of history),其大致内涵久已家喻户晓,毋须详说。这里我只想指出:后世信徒多相信马克思已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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