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国:熊十力与牟宗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2014-09-09 15: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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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国  

    

熊十力与牟宗三[1]

 

一、引言:从一师一友说起

   在牟宗三的学思生涯中,有一师一友,与他相契最深,对他影响最大。1995年,牟宗三谢世,“牟宗三先生治丧委员会”为他撰写的“学行事略”中有云: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熊先生以为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先生一人为可造。而唐先生则于未尝晤面之先,见其文而知其人,之后又谓先生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2]

   这段文字是对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关系的“盖棺定论”。数十年以来,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情谊有口皆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检视牟宗三的自传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熊十力与唐君毅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不同的影响,以及他们师生三人在精神上的相契相知,牟宗三亦有亲切而诚挚的记述,他的缅怀与感念之情呼之欲出,溢于言表,十分动人。他说过一句言之凿凿的肺腑之言: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3]

   对牟宗三来说,父母,熊师,君毅学兄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质言之,没有父母,没有老师熊十力,没有师兄唐君毅,就没有牟宗三。由此可知,熊十力和唐君毅作为牟宗三一生相契最深的师友,对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的影响至大至深,是无可比拟与无可旁代的。

    

二、熊十力:牟宗三的精神之父

   (一)传接儒学衣钵

   牟宗三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但要数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他说:“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4]据他回忆,1932年冬季,他23岁,正在北大读三年级,在哲学系任教的邓高镜先生向他推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书,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虽然说不上真懂,但他感觉一股清新俊逸之气,文章的义理都美极了,引起他对署款为“黄岗熊十力造”的这位著者的兴趣。在邓先生的引荐下,他得到了与熊十力先生见面的机会。那天,北大哲学系的钜子约定在中央公园的今雨轩吃茶。牟宗三按约赴会。除了邓先生外,尚有林宰平,汤用彤,李证刚诸位先生在座。关于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牟宗三有一段被引用了又引用的记叙,但仍然值得再引如下:

   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宿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他那时身体不好,常有病,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的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里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反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我常往晤熊先生。[5]

   对此,吴森先生作过一个评论。他说:

   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6]

   熊十力给牟宗三的生命与思想带来了一个大转变,使他从西方哲学复归于中国哲学,接续了儒学的慧命,虽然与圣保罗的归于基督而成为教会的殉道者不同,但把牟宗三与圣保罗相比拟亦的确有趣,自无不可。

   应该指出的是,牟宗三遇见和发现熊十力,与熊十力的生命与智慧方向相契相合并非纯属偶然,而是偶然中的必然。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可以说,牟宗三内在的人格范型和早期在乡村所受的传统教育(参阅第一部《契接中西哲学的主流——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第一章),以及他在北大读朱子语录与治易学的经历,实是为他在见到熊十力后发见熊十力,契接上熊氏的生命与智慧方向作了必要的铺垫与准备。当时在北大,从学于熊先生的学生不只是牟宗三一人,但是能承受熊子教训的学生很少,更遑论在精神上能与他接近了。对许多学生来讲,虽然有幸缘遇上熊夫子这样的大师,但却不能从他那里感到“声光电热”,也枉然无益。牟宗三就很不一般,在他第一次见到熊十力时,就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奇,感到熊子与一般人直是不同,认为熊子生命的突出自有其真者在[7],是一个真人,并从他嗅出了生命与学问的意味。这就是发见。有的人有追求,有寻找,但不能发见;有的人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或见之而不以为然,也不能言发见。牟宗三在熊十力那里体会到了生命与价值的意义,看到了自己的生命与智慧的方向,所以是一个大发见。这样看来,牟宗三能在生命与智慧上契近于熊十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牟宗三认识熊十力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他在认识熊十力后而得以从生命与智慧上与熊十力相契合却有一定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牟宗三能与熊十力相契接,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对存在境遇的感受分不开的。易言之,这是他对他的时代与存在境遇的感受所使然。这在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

   夫以中国知识分子皆歧出而乖离,真可谓阒其室,无人矣。谁是炎黄之子孙?谁是真实之中国人?谁来给华族与中原河山作主人?有谁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皆陷落于躯壳习气,窒息以死,而为行尸走肉,为偶寄之存在。生命已不畅通矣。而自五.四以来,复假借科学与民主以自毁其根,自塞其源,是则本窒息不通而益增其睽隔也。未有生命不通而可以有所建树以自立者。歧出乖离,东倒西歪,颠倒久之,……华族至是乃彻底死矣。绝途逢生,非直通文化生命之本源,不能立大信,昭慧命。夫如是,吾焉得不独尊吾熊师。[8]

   又说:

   念自广西以来,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吾最困扼之时,亦为抗战最艰苦之时。国家之艰苦,吾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吾正视生命,从“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的具体领域。熊师的那原始生命之光辉与风姿,家国天下族类之感之强烈,实开吾生命之源而永有所向往而不至退堕之重缘由。吾于此体会了慧命之相续。[9]

   由此可知,牟宗三是经过了他认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毁民族文化之根,自塞民族文化之源的沉痛反省与批导,在对抗战以及内战等等的国难与个人困扼遭遇所引发的“客观悲情”中,使他正视了生命的学问,从他说的“‘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终生服膺熊十力,自觉地认同与接续熊十力的生命与智慧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牟宗三与熊十力的相契接也不是偶然的。牟宗三自己说过一段话,更可以作为一个明证。他说:

   假定没有抗战这大事出现在中华民族身上,又假定我没有遇见熊先生,我究意是不是现在这个我,是很难说的。恐怕我在北大毕业出来后,也和其他人一样,很自然的便跑到中央研究院的系统里去了。由于有抗战这件大事,那是民族的生死斗争;但这还只是客观的因素,光是这个并不够,还是要碰见熊先生,我才是现在这个我。[10]

   牟宗三从栖霞来到京城,师侍黄岗熊十力先生,复归于中国哲学,承接与光大儒学的慧命,难道不正是应证了他所谓的“一切从此觉情流,一切还归此觉情”[11]吗?

   毫无疑问,熊十力对牟宗三的生命格范与思想智慧的影响是极大而深远的,在牟宗三的一生中都有明显的表现。熊十力的思想智慧是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来源。

   众所皆知,牟宗三是熊十力的嫡传高弟,他承接了熊十力的衣钵。[12]在熊十力的所有后继者中,牟宗三绝不作第二人想,无疑是真正的最具有原创精神力量的代表。牟宗三命中注定是最能传熊十力之道并在前所未有的开拓中把中国哲学推向一个巨大的高峰的“约书亚(Joshua)”,而熊十力则像“摩西(Moses)”一样,只能站在远方眺望。[13]

   1993年1月11日,牟宗三在台大医院对看护他的学生发出一段感怀,忆及他当年师侍熊十力先生的情形,由弟子王财贵博士记录如下:

   先生曰:“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遂哽咽不能言。久之,又云:“熊先生一辈子就想我一个人能传他的道,我的聪明智慧都不及他甚多,但他知道自己有见识而学力不及。我所知虽只一点点,但要到我这程度也不容易,其他的人更差多了。熊先生知道我可以为他传……”又哽咽,悲泣,掩面叹息,久之方止。[14]

   这段引文为牟宗三作为熊十力的衣钵传人作了一个最终的自我注释,其中透露出牟氏从他的经历中体会到侍师的不容易,表明了侍师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

   牟宗三从1932年(23岁)到1949年(41岁)一直追随熊十力,其中,少说有七、八年亲炙于熊十力的左右,加之平时的书信,无论为人为学,都对牟产生了巨大的感染与薰陶的作用。这在牟宗三对熊先生的追忆中可以看出,他说:

   熊先生的智慧方向,要从熊先生一生的哲学思考活动来了解。熊先生这个人没有别的嗜好,从三四十岁开始到八十多岁撒手,一生念兹在兹,全幅生命都用在这个地方。任何人到他那里去,年青人,学生去更好,即使社会一般人到他那里去,他总是和你谈,谈什么呢?谈“道”!教你做人,教你做学问,他全幅的生命就在这里。“谈道”是老名词,用新说法是:“谈形而上学”,“谈哲学”。照我们平常的想法,可与言而不言与不可与言言而言,都谓之失言,但这是一般人的世故,熊先生没有这种世故。[15]

   正是在这样的陶养中,牟宗三对熊十力的生命与智慧有了通体、彻悟的相应了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表现在对熊先生晚年的著作《原儒》一书的态度上。

《原儒》是熊十力写于五十年代的一部著作,分上下卷,于1956年印行问世[16],在台港的熊门弟子中造成巨大的震动。徐复观先生倡议、组织、发起一场对熊先生的批判,但因牟宗三的极力劝阻而作罢。牟宗三之所以反对批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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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孔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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