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庆:重新解读“资本主义复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51 次 更新时间:2005-07-25 00: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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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庆  

  

  载于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2005年第7期,英文原文将刊于美国《每月评论》杂志2005年第11期

  英文原著:吴一庆,译:关晨引(台湾)。译文经作者校正

  

  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2004年专刊《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注二)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篇既重要又及时的批判性文献。在中国大胆走向市场道路的四分之一个多世纪后,现在正是深刻反思和严加检讨的良机。

  作者Martin 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专治东亚经济发展问题,著作颇丰。他们指出,「市场改革」已从最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经济自由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正表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市场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一种势必要逐步蜕化的、极不稳定的社会形态:「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意是要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其结果却造成了国家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日益深陷外国的支配。」(p.7)他们更进一步揭示市场改革如何孕育出自身的动力——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如何「产生新的紧张关系与矛盾,而这又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力量才能缓解,于是造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日益发展和巩固」。(p.31) 此外,他们坚持以阶级观点作为批判的基础,这种勇气在当前喧嚣一时有很多人都认为阶级观点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中国的改革中所产生的诸如不平等、贫穷和剥削等反映阶级两极分化的现象,的确都是资本主义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阶级矛盾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万万不可轻易被新自由主义者妄称的「过渡」现象所掩饰。在这些方面,《中国与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作者关涉的主题包括了历史、阶级和社会主义等各方面。这些至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在本文中,我将提出一些可继续推进他们观点的概略看法。

  

  「邓路线」的背后是什么?

  

  《中国与社会主义》一书对「社会主义市场改革」道路提出严厉批判,这一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代中国的范围。近年来,「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甚为流行,成为左翼的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主要关切所在。他们的支持者们尝试设计了多种可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的模式。但其批评者们则对这些模式能否自圆其说、是否可取、甚至是否可行,都表示很大怀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诺夫(Alec Nove)之间的那场著名论争中,曼德尔这位「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批评者坚持认为,这场论争所关注的问题,不是具体的改革策略,亦非市场所要修补的经济功能失调。曼德尔说:

  我们的辩论只围绕两个问题: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即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自主管理,而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社会阶级和国家都已消亡的社会——首先是否可行?其次是否可求?(注三)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社会主义」所涉及到的,并非只是抽象的道德理念或社会模式设计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历史过程展开的具体方式。通过考察中国市场改革的历史进程,Hart-Landsberg和Burkett有效地矫正了曼德尔这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泰斗在有些问题上罔顾历史的抽象思维方法。

  就总体而言,当代左翼思想大多对于「市场」怀有甚为负面的看法。甚至那些相对同情「市场改革」的人,往往也只是把市场视为必要之恶,认为只有严加管制才得以容忍。至少在有些左翼人士看来,市场和商品关系与社会主义根本不兼容。社会主义改革一旦接受了市场,终将由缓而急,直至最后跌入资本主义的深渊。他们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结构的角度,市场与商品关系都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社会主义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因而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和重振为何一定要走「市场道路」?

  《中国与社会主义》批评「市场道路」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也不外乎上述的看法。作者用「两条路线」这一曾经十分流行的命题来代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他们认为,正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政策——特别是被官方颂扬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政策路线——精明地策划和实现了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的大逆转:

  党主张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需要提高国家生产力,而非进一步实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且根据邓的思想,要提高生产力最好是多利用市场。(p.30)

  《每月评论》的两位主编Harry Magdoff和John Bellamy Foster在为《中国与社会主义》作的长篇「编者按语」中指出,后毛泽东时代「统治意识形态的回转」,实际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前期在阶级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

  从中国的经验中明晰可见,即使在工商业国营化之后,阶级斗争的基础依旧存在。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未在革命成功后烟消云散,旧思想仍然盘旋不去,和社会主义道路格格不和。而官僚精英集团潜在的和实质的顽抗,尊卑等级制度的延续,创建人民民主制度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复杂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紧张对立的关系。这样,阶级斗争的形式尽管与过去有所不同,仍以各种方式持续存在。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甚至有些身居党内高位的人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p.3-4)

  照此观点,毛泽东遏制革命的倒退趋势曾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对手重挫。此后,一小撮「走资派」在党内的势力日益壮大,运用政府权力逐步强制推行资本主义道路,终于得以逆转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时至今日,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已大体完成。

  这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和后毛时代改革的分析与批判观点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左翼思想界,《每月评论》杂志是代表这一批判性传统的最重要的论坛。(注四)在现今被高度压缩的意识形态气氛里,这个曾经有过重要影响力的传统甚至在左翼圈内亦已趋于式微。但是,《每月评论》一贯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依然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理论资源。然而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对其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本质的某些基本观点,我们仍需作严格的检视和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充分的发挥这一左翼传统的批判性潜力。

  很明显,在此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基本问题。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曾说过,在一出戏里,演员的地位固然非常重要,但这未必一定意味他们同时又必须充当剧作家、制作人、或者舞台设计。顺着霍布斯邦的这一思路,我认为,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问题:多作一些具体的历史分析,少来一些抽象的概念二元论。「市场社会主义」能否在逻辑上自圆其说?是否能导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问题,我想是十分值得在理论上展开讨论的。然而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在与世隔绝的政治学实验室里设计未来世界的乌托邦蓝图:我们同时也必须着力考察问题的另一层面,即现实历史进程的一面。市场手段通常被用来解决社会主义所遇到的困难,但其具体政治意义必须放在特定的阶级历史背景中来理解。

  因此我们不妨问,所谓的「意识形态路线」,是由何种阶级关系决定的?我们能否把「市场改革」仅仅理解为由领导阶层所设计的政策取向?我们如何才能把市场所派生的阶级分化结果,和改革的阶级动因联系在一起考察?「市场」要改革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应该如何从历史的眼光加以界定?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市场路线」背后所真正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关系

  

  对中国社会主义作历史的、批判性的检视,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它当前的演化趋向及内在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与社会主义》已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作者承认,尽管中国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还远未实现社会主义的许诺」(p.8)。他们在讨论毛后时代改革的历史脉络的时候,提及中国社会主义中现实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包括频繁的政治动荡,低水平的生活质量,低效率的经济管理,存在官僚特权,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等等。但是这类批评很多人早已提出过,而且,仅仅在口头上数落中国社会主义的缺陷,并不等同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缺陷的历史和现实内涵。

  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关系是个极为复杂的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意义。柯劳斯(Richard Kraus)的《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冲突》无疑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他写道,「迄今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注五)他于二十多年前所说的的这句话,至今还显得十分真切。

  我们应当如何界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阶级关系?应从何处入手?自从30年代托洛斯基对斯大林主义提出批判开始,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对「苏式」社会主义的阶级特质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简言之,这些争辩的核心,主要围绕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第一,国家式社会主义中是否存在统治阶级;第二,如何定义统治阶级的阶级特征,它是否构成所谓的「资产阶级」或「国家资本家阶级」(state-capitalist class)?第三,应该如何描述此类社会和国家的阶级本质,它们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诚如托洛斯基本人所道,是「蜕化变质的工人阶级国家」?六、七十年以来,这些辩论产生过许多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看法。(注六)我们今日对中国社会主义演变的考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延续多年的讨论中获取到很多宝贵的养料。

  然而,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市场道路,我认为采用一种较有弹性的处理方式也许更为恰当,最终也会更有成效。用通俗的话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去到处张贴政治标签——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抑或是「社会主义」多一点还是「资本主义」多一点——这是迂腐的学究做法。我们不妨从某些最基本的事实入手,寻找和厘清中国社会主义阶级分化的基本特征,而无需急于对国家的阶级特质作最后的结论。阶级观点的精髓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分类学的依据,而是如何将其辩证地运用于探究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

  任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首先都不应否认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现代中国革命具有很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亦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领导中国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漫长的革命斗争历史粉碎了剥削与压迫深重的半传统半殖民政体,将一个日益朽败的帝国塑造成现代民族国家。1949年建国后,新生的国家政权藉由征收私有者的财产迅速实现了生产数据公有制。但是,在承认这些革命成就的前提下,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极为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就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广大劳工阶级并不真正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社会资产事实上是由国家官僚体制所掌控,而这一庞大的权力机构又未能交由大众有效监管。

  这一基本事实应构成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历史演变的理论起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广大劳动阶级获得了相当的社会经济权益,但在最根本层面上,新生的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他们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引发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因素是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大众的普罗化或无产阶级化并非革命的主要历史原因。普遍无产阶级化就根本而言是在革命胜利后完成的: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国有化(当时分别称作农村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趋于完成。因此,社会的全面普罗化是新生国家全方位控制生产资源的直接历史结果。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国家化并未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化,这也就是说,新生的革命国家没有能够创建出一种政治架构让广大民众有效地监督和控管其权力。(注七)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社会财产」、「集体财产」或「公有制」只不过是中小学生教科书上的口号,只是法律上的一个虚构。尽管群众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中始终扮演了出场率最高的角色,但由于没有切实有效的制度来保障广大民众真正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其结果必然导致民众政治活动在实质上受到严重的局限。

  现在回过头来看,新生的革命国家从一开始就已经疏离了它原本的社会基础。尽管在建国初期,大众阶级和统治阶层之间的联系要比现在紧密的多,革命历史记忆的神圣性依旧光鲜,大众斗争的传统依然相对强健。造成这种政治局限性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原因之一是,新生的国家是在艰难的革命斗争和反革命暴力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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