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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是中国留美学经济学的学生中，最有原创力的学者。我在1986年留美经济学会在哈佛举行的第2届年会上认识杨小凯，一同参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制度建设。1987年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第3届年会上，杨小凯和于大海来动员我去竞选第3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89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戈金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举办了《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来了各学科的大家，杨小凯也来报告了他的成果，就是后来成名的新兴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劳动分工的角点优化解。杨小凯关注两个问题：学术问题是劳动分工的起源，政治问题是中国的宪政。我也关心这两个问题。每次开会遇见杨小凯，我们都有许多讨论。这次，借着纪念杨小凯的学术会议之机，我把我们讨论的问题和方法论的争论，和大家分享，以进一步推进杨小凯关心的问题的研究。
中国文化传统，对死者的纪念，往往友人们来回忆许多动人的往事。西方学术的传统，对学者的纪念，是研讨他提出和留下的问题。和中国文化的“述而不作”的观念相反，西方学术争论越大的问题，学术贡献越大，因为启发的后来者越多。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今生物学和经济学都没有定论：究竟人口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人口增长有无极限？马尔萨斯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究竟是客观还是主观的理论？但是，谁都不能否认，马尔萨斯刺激了达尔文的演化论，达尔文又激发了马克思。当然，希特勒和种族主义也可以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为其恶行辩护，但那不是什么科学研究。作为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研究者，我对问题的讨论，关心的是历史的事实和方法论的优劣，同时对问题的答案取开放的态度，因为任何科学问题，只有更好的答案，没有最终的答案。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念经济学博士期间，注意到英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提出的劳动分工问题隐含的规模效应（Young 1928），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这一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他提出用角点解的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的多样性，再引入科斯的交易成本，以讨论经济结构的演化（Yang and Borland 1991，Borland and Yang 1992）。他称之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neo-classical economics）。他的工作受到芝加哥大学教授Rosen，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和阿罗的欣赏（Arrow，Ng，& Yang 2000）。这是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首次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创新论坛。杨小凯的过早去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
下面，我重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杨小凯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的工作对未来经济学发展的启示。以下的内容，除了和杨小凯本人的当面对话外，以前从未正式发表过。这次应陈禹老师郑重邀请，决定把我们的对话与大家分享，并接受大家的批评，以推进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我想说明的是，个人学术研究的路线和局限，受个人师承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经常提醒自己必须注意的问题。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扩展研究的视野。
一. 解释劳动分工的两种思路：优化论与演化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是从一个制针厂劳动分工提高效率的案例观察开始的。然后他在第3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马歇尔以供求曲线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价格形成机制，而非劳动分工的演化。以萨缪尔森和阿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把资源配置而非劳动分工列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并引入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优化模型，作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显然，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的新古典综合，存在经济学规范的整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整合？
1.1 劳动分工引发的问题
Young首先提出规模递增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1928）。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
Stigler注意到亚当-斯密的两个论题是互相矛盾的（1951）。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描写的是完全竞争，这意味着大量企业共存。但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必然导致垄断竞争。两者在现实中如何共存？在逻辑上似乎自相矛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理解社会形态的演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是：为何资本主义和科学产生于西欧而非中国（Needham 1954）？我认为这个问题关联到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西文明的分岔为何表现为中国发展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抑制国际劳动分工，而西方打破自给自足经济，鼓励国际劳动分工（陈平 1979，2001）。
更大的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挑战。劳动分工的协调如何能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如果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够完全协调劳动分工，为何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亚当-斯密本人认为殖民主义是不必要的浪费，然而大英帝国和美国霸权的出现，清楚显现了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华勒斯坦指出劳动分工的核心区剥削边缘区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机制（Wallerstein 1974）。这些问题基本上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条不同的路线: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优化就是演化（Alchian 1950，Coase 1958）。换言之，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发展是一个趋于均衡的制度收敛过程，这是西方价值普世观的理论基础。但是，以普里戈金为代表的非平衡态物理学认为生命和社会的演化是一个非平衡的多样发散过程（Prigogine 1980，1984）。多数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支持普里戈金的观点。
由于不同的师承关系，杨小凯的工作，主要受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他的方法论明确遵循优化路线，即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Yang2001）。而我的工作走的是非线性动力学的路线，即理论生物学的人口动力学和生态动力学模型（陈平 2004，Chen 2010）。我们力图解释的现象也不同。杨小凯试图解释国际贸易中出现劳动分工的机制，他的解释来自于张五常的猜测：降低交易成本。我的工作试图回答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演化路径出现分岔，以及如何理解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产业和大国的兴衰（Chen 2010，2013）。
我和杨小凯对话的结果，是回答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优化规范和演化规范各自适用的范围在哪里？两者的交界在哪里？下面我来分别讨论。
1.2 杨小凯的角点解和劳动分工的多样性
优化解是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曲线上的一个极值点，这就无法解释劳动分工产生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杨小凯的思路是：能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本质上是演化论的劳动分工问题呢？杨小凯给出的是一个技术性的解答，即设计一个特殊的生产函数，使他的优化解是两个角点解，以“二”代表“多”。从而可以演绎劳动分工的演化故事。杨小凯的数学模型在定性上可以描写不少经济学的复杂现象，但其本质仍然是新古典的优化模型。
1989年秋杨小凯把他的文章带到了奥斯汀举行的《非线性动力学与演化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报告。会后由南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戴依（Richard Day）和我主编的，1993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议文集《非线性动力学与演化经济学》（Day and Chen 1993），没有收录杨小凯的文章，原因是技术性的。因为当时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是“混沌热”。戴依是经济混沌模型的先驱，我是经济混沌经验观察的先驱。杨小凯的文章没有涉及非线性动力学。戴依否决他的文章，认为和研讨会的主题无关，我也无法辩护。
有趣的是，数学模型的技术性分歧，在经济学中带来哲学的含义。当时诺奖经济学家中，只有西蒙和萨缪尔森对混沌有兴趣。萨缪尔森不但喜欢我们的工作，自己也做了一个混沌模型，在非线性动力学的会议上发表（陈平 2010）。但是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混沌非常抵制。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市场是自稳定的系统，无需政府干预，市场波动的根源是外来的噪声驱动。如果存在混沌，就意味着内生不稳定性。“自由放任”政策就没有根据了（Chen 2008，陈平 2004，2011）。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没有不稳定性就没有多样性，也就没有创新。这是熊彼特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描写的原因。
但是，杨小凯坚持不懈。他找了一个西方的合作者Borland，把文章改写后投到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得到编辑Sherwin Rosen的赏识得以发表，从此打开在主流经济学的发表渠道（Yang and Borland 1991）。此后发表了一系列结果，包括国际贸易，增长，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等等。他把角点解的模型分析方法取了两个不同的名字：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和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杨小凯去世前给出了一个文献综述（Cheng & Yang 2004）。杨小凯的雄心是调和两个互相矛盾的经济学范式：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之源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边际定价和一般均衡假设上的优化框架。两者的共同之处在相信市场无需政府干预，这就是“古典”一词在经济学的含义。
杨小凯的方法论特点是从数学表象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优化模型，但没有从经验观察和基础理论的角度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所以，杨小凯的工作是发展或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但是没有发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受的训练有关。普林斯顿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本营，但不是演化经济学的重镇。所以，杨小凯没有注意当代科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
科斯本人不相信数学模型。杨小凯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进劳动分工模型，得到了批评科斯理论的布坎南的欣赏。杨小凯注意交易成本的概念，是受了张五常和阿尔钦的影响。因为阿尔钦提出产权理论的动机，是要解决监督懒人的问题。监督费用可以看成一种交易费用。张五常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理论猜测是降低交易成本。但是，阿尔钦和张五常都没有数学模型，因而是一种规范论（normative theory），不是实证论（positive theory）。杨小凯的工作，在技术层面上超过了阿尔钦和张五常的经济学解释，把新古典优化模型引入制度经济学，并模拟了劳动分工得演化可能。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看，杨小凯的工作有突破的进展。
1.3 我们对劳动分工条件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探讨
我是物理学出身，没有受过新古典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我对劳动分工问题的兴趣，来自于文革期间对太原重机厂的实地调查。太原重机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重型机器厂，有苏联式的完整的托拉斯结构，包括附属的技校、大学、和中心实验室。1968年春，我徒步长征从北京走到太原，得以有机会调查重机厂的历史和现状。令我惊奇的是，如此先进的工厂，建成十几年，工人数增加了几倍，但是产量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
什么原因呢？我翻遍了有关经济学的资料，也作了基层调查，都没有明确答案。最后，我问总工程师：什么是工厂的设计能力？回答是，定型产品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我立即发现问题所在：一个大型重机厂的设计能力是年产几十台重机，才能使销售额大于生产成本。但是，中国虽大，重型机械的市场却很小。研制一种新的重型机械，虽然技术先进，却只能卖出2-3台，达不到生产规模的阈值，企业必然亏本。要使新产品赢利，除非面向世界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